第一节 中国古代地域文化—文学思想概述
虽然缺乏体大思精的专门著作，但中国古代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思考却非常丰富，分别散见于专门的地理学著作，正史的地理志，地方志，类书中的地理门类，此外，别集、总集以及选集中的序跋、地纪、地赋、游记文学、行旅文学以及人物传记（碑、传、墓志铭等），笔记、诗话、词话、文话等，亦有零散而珍贵的论述。
专门的地理学著作有《尚书·禹贡》《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中关于人地关系思想的论述，以及关于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指导意义。正史地理志的体例由东汉班固《汉书》所开创。《汉书·地理志》记述了全国的政区设置、沿革及各地的山川、户口、物产、民俗和经济发展状况。此后，《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等正史地理志，记载了中国自西汉迄明各朝行政区划的建制，有的还兼及其区划沿革以及境内自然地理环境、古迹名胜、物产交通、风俗民情。在客观的记载中隐含着历代史官对地域文化的深刻把握，反映了时代的认知水平。中国地方志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两汉六朝隋唐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宋元时趋于完备，明清时臻于鼎盛。地方志的撰述本身就反映了地域文化意识的成熟。而地方志中关于地域山川物产、风土人情、乡贤人物的记述，亦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此外，文人别集、总集中许多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零章散句、只言片语，也颇为精彩。
大体而言，中国古代关于地域文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阐发，即探讨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南北地域文化—文学差异现象的记述与分析。
一 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理论阐发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于风俗民情的巨大影响，而生活于其间的人的性格，气质与心理亦受到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的濡染。如《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即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民风习俗的决定性作用。又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所谓的“居”、“养”在一定程度上即指人的外在环境。这种“人性皆同，居使之异”的观点，荀子也有类似表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所处的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行为习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相近的论述还有《管子·水地》：“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淮南子·坠形训》：“土地各以其类生……（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国语·鲁语下》：“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而司马迁《史记》更是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化思想。《史记·货殖列传》将具体地域的自然环境与其民情风俗联系起来，如“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羮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榖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司马迁将地理环境与民情风俗相联系的论述方法为后世所遵循。如《汉书·地理志》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是书还曾具体论述：“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又如朱熹亦云：“（魏）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唐风）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再如唐顺之亦曰：“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故其陈之则足以观其风，其歌之则足以贡其俗。”
地理环境影响了民情风俗，也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地理环境—作家—文学作品的影响关系，古人也曾给予清晰的勾勒。《礼记·乐记》：“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此处的“物”，可以理解成是外界的自然环境，因物而感，故形于“声”，那么，也可以因物而感，形于文学作品。正如钟嵘所言“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咏。”的确，在自然环境中，“物色相招，人谁获安”，所以作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自然环境的变迁往往激荡着作家的心灵：“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作家心灵的影响感荡，是文学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之一。
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对作家的性格、心理、气质与审美好恶的影响自然不同，故而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风貌也有所差异。据此，古人形成了以地域区分文化—文学的视角。如《诗经》十五国风的分类，即是这种地域文化—文学视角的体现。又如班固《汉书·地理志》划野分州，兼及水土风气与民间习俗的关系并证以《诗经》。如：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班固揭示了地理环境及其地的风俗民情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后代论者延续了班固的思路。如汉末曹丕言徐幹“时有齐气”。《文选》李善注解释道：“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徐幹为齐人。而在古人看来，“齐气”向为舒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公子札来观周乐，乐工“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服虔注：“泱泱，舒缓深远，有大和之意。”《汉书·朱博传》：“齐郡舒缓养名。”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声名。”《论衡·率性》：“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庄岳，齐街里名。齐地的舒缓风俗，也影响了作家的个性与文学风格。朱熹亦言：“某尝谓气类近，风土远。气类才绝，便从风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后来皆做出婺州文章，间有婺州乡谈在里面者。如吕子约（祖谦）辈是也。”朱熹认为，影响文章风格的主要有两种因素：一是作家自身的气质，二是地域文化环境。而吕祖谦文风的变化与婺州的地域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刘勰也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及其作品风格有精到的论述。《隐秀》篇：“朔风动衰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论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其在《物色》篇中提出了“江山之助”的重要概念：“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指出了楚国江山景物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帮助之功，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刘勰的“江山之助”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学重要的理论命题，得到了后代学者、作家不约而同的响应。如王勃《越州秋日宴山亭序》即言：“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有论者亦以为唐代张说，“既谪岳州，而诗益悽惋，人谓得江山助。”宋祁还言：“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范仲淹言：“文藻凌云处，定喜江山助。”陆游《偶读旧稿有感》亦言：“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徐渭又言：“文章本许江山助，藻翰元抽草木妍。”
有的论者虽然没有应用“江山之助”的说法，但其论述的逻辑与刘勰颇为契合。司马迁自序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可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在苏辙看来，司马迁为文之所以“颇有奇气”，与“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是分不开的。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论陈与义诗歌曰：“会兵兴抢攘，避地湘广，……虽流离困厄，而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亦工。”陈与义的晚年诗歌成就同他从靖康元年（1126）至绍兴元年（1131）五年间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五年间，他辗转流徙于河南、两湖、广东等地，人在他乡的艰难，以及与中原故乡相异的南方风物，开拓了他的视野，使其诗歌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天祥也持类似观点，其《书汪水云诗后》评汪元量诗曰：“读之如风樯阵马，快逸奔放。询其故，得于子长之游。嗟乎异哉！”龚自珍对地理环境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极为重视，以至于提出“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己亥杂诗》）、“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将之京师杂别》）。
二 南北地域文化—文学差异现象的记述与分析
中国古代的文化，南北差异要大过东西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水系大多自西向东。大江大河有效地沟通了上游与下游（即西与东）之间的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两岸（南与北）的融合。如俞樾《九九销夏录》言：“群分类聚，凡事皆然。言南北不言东西，何也？愚尝谓，南条之水江为大，北条之水河为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环抱，故三代建都皆在河北。东南之地，皆江所环抱，故荆楚之强，自三代至今未艾。南北之分，实江河大势使然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滋养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国地理以秦岭—淮河为南北界限。南方、北方在地理环境上相差甚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这里，水土可以理解成地理自然环境。南北相异的地理环境滋养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具体而言，如气候上北方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南方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地貌上，北方多地势平坦的高原和平原，南方多丘陵山地，河网密布。地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生活生产方式的差异。在交通方式上，北方草场众多，适宜畜牧，故北方多以马匹代步；南方水系发达，方便舟楫，所以漕运发达。在饮食习惯上，北方气候适宜种植喜寒耐旱的小麦，故北方多面食；而南方盛产水稻，故南方多以米为主。在语言上，北方地势平坦，交通相对便利，故而北方的语言比较单一；而南方山高林密，交通闭塞，内部交流不畅，故而形成了丰富复杂的方言区。又相对而言，中国的北方开发较早，故北宋以前，中国政治中心大体都在北方；南方地形崎岖，气候炎热，降雨量大，古人很难适应，所以南方开发较迟。然而，北宋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重心也呈现出逐渐南移的趋势。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南方、北方地域文化的不同。如《礼记·中庸》载：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对于孔子这段话，郑玄注曰：“南方以舒缓为强，不报无道，谓犯而不较也”；“衽，犹席也，北方以刚猛为强。”孔颖达疏云：“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假令人有无道加己，己亦不报。和柔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又言：“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斗争，故以甲铠为席，寝宿于中，至死不厌，非君子之所处，而强梁者居之。”孔子区分了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不同，郑玄进而分析：“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而唐代的孔颖达则更进一步，将南方之强的和柔舒缓与荆南之地多阳，北方之强的刚猛好斗与沙漠之地的多阴相互联系，指出了南北地理环境与文化气质的关联性差异。
梁刘勰言：“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而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也进行了大量的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比较，如：
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称孤、寡、不榖，自兹以降，虽孔子圣师，与门人言皆称名也。后虽有臣仆之称，行者盖亦寡焉。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吾善其称名焉。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
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颜氏家训》对南北方的习俗、称谓，以及音辞进行了一番比较。诚如明人于慎行所言：“其撮南北风土，俊俗具陈，是考世之资也。”颜之推还对南北文学批评风气的差异也做出了判断。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又唐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稍后的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传序》将此段话加以抄录，反映了时人对“江左”、“河朔”的文学差异有着一致的认识。
宋代以后，关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论述越来越多。以宋代为例。宋祁曾言：“东南，天地之奥藏，宽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乾道也；东南，坤道也。东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为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为人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挠。”宋祁的论述和前代颇为相似，思路大体沿地域方位—地域物产—地域文化性格渐次展开。以地域论人、论事、论文的视角在宋代颇为盛行。最著名的便是宋太祖的禁中誓碑：“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宋太祖的这种偏见，后世却不乏赞同者。如“陈公莹中，闽人也。而专主北人，以北人而后可以有为，南人轻险易变，必不可以有为。”又晁说之分析南北之儒学的不同：“南方之学异乎北方之学，古人辨之屡矣。大抵出于晋魏分据之后，其在隋唐间犹云尔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盖南方北方之强，与夫商人、齐人之音，其来远矣。今亦不可诬也。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貌似客观的言论，其实暗含对南方新学的不满。持论近似的还有陈造。
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后为富。若南士之学，富而为富不少，至内虽歉外若充足，莫能窥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淮乡近中土，学者滞顿椎朴，投技主司，往往非南人敌。我其尤也：得一乃能用一，非入无以为出。坐是孜孜矻矻，必苦心极劳历年之久，仅乃得之。然得之晚，学之亦不蚤，犹窃有可诿者。吾儿学之蚤矣，然其齿乡书与吾相若，其迟莫类吾。由其滞顿椎朴类吾故。皆足以贻南方笑且侮，虽然，南方之秀粹拔异兼人者多矣，亦有苦心极劳，历久过吾而终无成者，吾自视常缺然而竟亦得之。兹岂非有阴制而默赋者乎？制之天，赋之命，其不当专责之人乎。至此昔人南北之论，似又未容县定而取决耳。今为南宫行，当信所学，固所守，信则不迁，就以外怵；固则不摇，夺以苟狥。才用其完，气全所养，舒徐豫逸，以听夫阴制默赋于工拙之外。外是，非吾所以望汝。
当然，宋代也存在对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客观分析。如：“西北东南，人材不同。”“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旰鬲可见于眉睫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唯贤哲为能耳。”“东南多文士，西北饶武夫，风声气俗，从古则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孝宗曾言南北之文的不同：“北方之文豪放，其弊也粗；南方之文缜密，其弊也弱。”
遵循南北不同地域、文化—文学风格不同的思路，更多的论者开始具体分析更次一级的地域文化—文学。如《宋史·地理志》即分析各地人才性格的差异，如：“（京东路）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然土地褊薄，迫于营养”、“（河东路）其俗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江南东、西路）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
这种小范围地域的文化—文学特征研究，其延续的仍是南方差异论述中的地域视角，即地域水土与文化—文学之间的关联性考察。这方面的论述在正史地理史、地方志以及各类文集别集中大量存在，兹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