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都市文学：宋词的地域文化特质之二

地域文化的实质是指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这种地域特色，不一定只能依托于某个具体的地域。所处地域虽然不同，但地域特征可能相似，如都市。各个不同的都市，虽然也有差异，但相对于农村，便是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的地理单元。各个不同的都市之间共性大于个性，都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以人文景观为主，因此，不妨把都市看成一类特殊的地域。都市文化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种反映。

词体的产生与发展，与唐宋时期城市的繁荣有紧密的关系。词是一种都市文学。都市文化的特征决定了词的面貌，词体的产生与发展也具体体现了文学与都市的互动关系。

一 宋代都市的繁荣与享乐之风

宋代的城市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最明显地体现在城市人口的增加上。两宋都城开封和临安人口都超过百万。武昌以及建康、扬州、成都、长沙都是万户以上乃至10万户的都市。初步估计，宋代计351州军，如果其中150州平均2000户，计有30万户，150州为700户、50州为300户，共为12万户，州城人总计42万户；全国共1000多县（去州治所在县城），其中500县均千户，计50万户，300县为500户、200县为300户，共21万户，县城总数为71万户；全国计有1800个镇市，其中1000个为5000户、800个为2000户，镇市户口总计66万户。加上汴京、临安等名都大邑的户口，当在200万户以上，占宋神宗元丰年间1600万户的12%以上。宋代城市的发达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两宋的都市，以开封和杭州最为发达。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王朝皆定都于开封，从而决定了其“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殖”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开封的繁华可以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感受。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序》说得最为形象传神：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开封人口在百万以上，“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之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开封的影响力也遍及周边城市，“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依托于众多的人口、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的商业经济，开封的都市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如果说开封的繁华在靖康之难后，便成了“华胥之梦”，那么，杭州则在两宋王朝始终是“无愧世界之冠的特大都市”。杭州自五代始，就繁盛难埒，钱塘江上“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之后的兴亡易代也没有给杭州带来太大的破坏：

 

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陶榖《清异录》也给予杭州很高的评价：“轻清丽秀，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至南宋，杭州改称临安，为国之都城。“自高宗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倍也。”商业活动也极为活跃。“杭州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条”：“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城内如此，城外亦是如此，“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

都市的繁荣促进了享乐风气的兴盛。“中外颇僭典常，自通邑名都，世家豪姓，竞作浮侈，迭相矜尚。珠玉被于服玩，缇绣裛于垣墙。雕几岁更，规矩时易。酱藿庖味，山藻室庐。”如开封的风俗，“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都人风俗奢侈。”“奈何风俗好奢，人情好胜，竞尚华居，竞服靡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享用，小夫贱隶，卒富暴贵，岂惟效尤，又且过之。”又如两浙路“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尤以临安为甚：“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四时奢侈，赏玩迨无虚日”“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自古而然，至今犹不改也。”《武林旧事》不厌其烦地记述了临安一年四季的游赏风俗，“西湖游幸”条中：“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

当然，宋代都市享乐之风的兴盛，除了都市的繁荣原因之外，和政治原因有密切的联系。宋太祖为了收拢兵权，曾向臣下鼓吹及时享乐的思想：“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又据明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九载：

 

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乐。王文公正性俭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乃赐银三千两。二人归以告，公不乐，然难逆上旨，遂听之。

 

统治者不仅鼓励大臣享乐，甚至赐银，用行政手段促使大臣享乐，真可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士大夫也大多把享乐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喻所亲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宋祁的话，可以看作是两宋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心声。他们在生活中极力追求享受。如寇准：“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李纲：“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乃厚自奉养，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飨客肴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文天祥：“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上流阶层的提倡与行为，对享乐之风推波助澜。另一个原因则如陈亮所言：“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文恬武嬉，及时行乐的时代风气更推动了都市的享乐之风。

二 宋代都市的享乐之风与宋词的创作

完全可以把都市的享乐之风看成是地域文化的表征之一。享乐之风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下俭朴宁静的乡村生活，拥有浓烈的地域文化色彩。考察都市享乐之风对宋词的影响，便是考察都市地域文化对宋词的影响。

都市生活的享乐之风的表现之一，便是好游赏。在北宋，开封的金明池是大型的“娱乐中心”。下面便通过这一地来具体考察都市生活的享乐之风对宋词创作的影响。

东京金明池，开凿于太平兴国三年。开凿金明池的初衷是“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金明池逐渐变成了开封士民观看“争标”、“竞渡”和水戏的娱乐场所。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条：

 

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西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余丈，下阚仙桥、水殿，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

 

同书卷七“驾幸临水殿争标赐宴”对当时的娱乐情形也有详细的描绘，文繁不录。对于金明池的游乐之事，宋词中多有提及。如果说“但管取明年，宫花重戴，共赏金明春意”（刘弇《金明春》）是对金明池盛事的期待，“记扬鞭辇路，同醉金明，穷胜赏，不管重城已暮”（曾纡《洞仙歌》）则是无穷的怀念。对金明池游乐盛事的细致描述，有王观《清平乐》“宜春小苑”、陈济翁《蓦山溪》等，其中，尤以柳永的《破阵乐》最为出色：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

 

黄裳言：“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的确，柳永的词展开了一幅幅气象万千的都市风情画卷。《破阵乐》层层铺叙，将金明池的风俗作了艺术的呈现，多层次、多侧面地写尽金明池所洋溢的欢乐，上阕主要写开封三月金明池风光，下阕记凤辇宸游，鸾觞禊饮，夺锦标霞烂、歌《鱼藻》等，则是游乐盛事，歌其词而能闻其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苏轼曾戏称柳永为“露花倒影柳屯田”，足见此词在柳永词作中的代表性。“国家承平日久，朝廷无事，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如墨，摹写太平。”摹写太平景象，追求富贵气息，成为词创作的必然。

都市生活的享乐之风的第二个表现便是节日生活的丰富。宋代的节日很多，有清明、元宵、冬至、除夕、元旦、立春等，节日原始的意义在都市生活中淡化，转而呈现出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如清明节，本意在慎终追远，但在宋人的生活中，则演化成春游的盛典。清明时，宫中外出扫墓者“莫非金装绀幰，绵额珠帘，绣扇双遮，纱笼前导”。而士庶亦“阗塞都门”，“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宋词对这种清明的行乐宴游，亦有较多反映。如“拆桐花烂熳，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柳永《木兰花慢》）、“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欧阳修《采桑子》）、“此际相携宴赏，纵行乐，随处芳树遥岑”（王诜《花发沁园春》）等。

元宵节，则最能反映节日民俗与词之类的关系，即词如何“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元宵，又称元夕、元夜、上元、灯夕、灯宵、灯节、灯市等，宋人最重此节。“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寓乂安，况当年穀之丰，宜从士民之乐，具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夜。”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李驸马正月十九所撰《滴滴金》词也。京师上元，国初放灯，止三夕。时钱氏纳士进钱买两夜，其后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故词云五夜。”李驸马即李遵勖，其词《滴滴金》有“帝城五夜宴游歇”句。元宵节有歌舞百戏，“奇巧百端，日新耳目”，“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接”，元宵的热闹由此可见。各阶层人士也积极参与，“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赏往来，车马骈阗，五昼夜不止。每出必穷日，尽夜漏，乃始还家，往往不及小憩，虽含酲溢疲思，亦不暇寐，皆相呼理残妆，而速客者已在门矣”。

元宵节最重“放灯”。开封“最要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焚，竞陈灯烛，光彩争体，直至达旦”、“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故而万家千巷，尽皆繁盛浩闹，“阡陌纵横，城闉不禁。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洽，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杭州的“放灯”之盛较之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宣德门、梅堂、三闲台等处所起鳌山“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著色便面也”。“山灯凡数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杭州城内“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前街后巷，僻巷亦然，挂灯或用玉栅，或用罗帛，或纸灯，或装故事，你我相赛。州府札山棚，三狱放灯，公厅设醮，亲王府第、中贵宅院，奇巧异样细灯，教人睹看”。灯市的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是元宵节繁盛浩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都下元宵观游之盛，前人或于歌词中道之。”宋代元宵词数量甚多。“《全宋词》中计有元宵词330首，其中包括91首无题序者，残句不计。其中又有咏圆子（即汤圆）词四首，蒸茧1首，因是与元宵节有关的风物词，也作为节序词列入。”

元宵词中，有致力于描绘繁华盛丽的景象之作，如欧阳修《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范致虚《满庭芳》“紫禁寒轻”、康与之《瑞鹤仙·上元应制》“瑞烟浮禁苑”等。以晁冲之《上林春慢》较为典型：

 

帽落宫花，衣惹御香，凤辇晚来初过。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着春衫袅娜。素蛾绕钗，轻蝉扑鬓，垂垂柳丝梅朵。夜阑饮散，但赢得、翠翘双亸。醉归来，又重向、晓窗梳裹。

 

这类词作一般着眼于对放花巷陌、放灯台榭等实际情景的铺陈与夸饰，大多惯用长调，富丽精工，以描绘盛事景象、歌颂繁华为务。当然，大多数的元宵词都要提到放灯。如“去年元夜，正钱塘、看天街灯烛。闹蛾儿转处，熙熙笑语，百万红妆女”（赵长卿《探春令》）、“风销焰蜡，露浥红莲，花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语花·元宵》）、“少年时节，见皇州灯火，衣冠朝市。天汉桥边瞻凤辇，帘幕千家垂地”（王庭珪《念奴娇·上元》），灯市的流光溢彩，是良宵好景最集中的体现。

都市生活的享乐之风的第三个表现便是各类庆典的繁多。如祝寿、嫁娶、生育、宅居建筑落成等，均有庆典。以寿词为例。祝寿、乞寿习俗起源甚早。宋代此风尤盛。如宋代16位皇帝均定其生日为节日。太祖为“长春节”，太宗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真宗为“承天节”，仁宗为“乾元节”，英宗为“寿圣节”，神宗为“同天节”，哲宗为“兴龙节”，徽宗为“天宁节”，钦宗为“乾龙节”，高宗为“天申节”，孝宗为“会庆节”，光宗为“重明节”，宁宗初为“天祐节”，寻改为“瑞庆节”，理宗为“天基节”，度宗为“乾会节”，恭帝为“天瑞节”，统称“圣节”。此外，各太皇太后、太后亦有以生日为节日者，如“长宁节”、“坤成节”等。“国朝故事，天子诞节，则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称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等对之有详细的记载。皇室如此，大臣紧随其后。“宰相遇诞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解赐礼物。”此等风气，上行下效，演化成颇为风行的祝寿、乞寿之风。

宋代祝寿时，喜用诗词祝寿，“潞公以太尉镇洛师，遇生日，僚吏皆献诗”。“竹垞曰：宣政而后，士大夫争为献寿之词，连篇累牍。”据统计：“《全宋词》与《全宋词补辑》中所存寿词2356首，《全》1987首，《补》369首，残句不计。”寿词占全宋词总数的12%强。这是相当可观的。最为突出的是魏了翁，有近百首寿词，占其全部词作数量的一半以上。“词不作艳语，有长短句一卷，皆寿词也……宋代寿词，无有过之者。”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言：“（魏了翁）有词，附《鹤山集》，皆寿词之得体者。”寿词的兴盛可见一斑。

寿词的种类颇多，风格在后期也有一点的变化。但就其典型的风格而言，大多典雅丰赡，雍容华贵。如：

 

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几行鹓鹭望尧云，齐共南山呼万岁。（柳永《玉楼春》）

 

韩国殊勋，洛都西内，名园甲第相连。当年绿鬓，独占地行仙。文彩风流瑞世，延朱履、丝竹喧阗。人皆仰，一门相业，心许子孙贤。（张元幹《满庭芳·寿富枢密》）

 

七十古来稀，未为稀有。须是荣华更长久。满床靴笏，罗列儿孙新妇。精神浑是个，西王母。遥想画堂，两行红袖。妙舞清歌拥前后。大男小女，逐个出来为寿。一个一百岁，一杯酒。（辛弃疾《感皇恩·婶母王氏庆七十》）

 

不论是圣寿词还是同僚、亲友之间的祝寿词，皆善奉迎，喜谀美，追求富贵气息。

三 宋代都市的公共文化空间

上述所言游赏、节日、庆典等享乐活动所构成的都市文化生活，有赖都市大众文化空间的存在。所谓大众文化空间，即大众文化可以参与并交流的场所。上文所言“金明池”、“西湖”等都是大众文化空间的一种形式。

都市大众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是酒楼。《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对宋代酒楼业的记载都颇为详尽。宋代的酒楼数量甚多，如开封九桥门街的酒店就多到“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酒店装饰华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杭州的酒楼亦是：“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但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稳便坐席。”服务周到：“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兼卖诸般下酒，食次随意索唤。”再加上当时的经济较为繁荣，酒楼的生意异常兴盛：“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酒楼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聚散之地：“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馆，往往皆为游息之地。”酒楼的别称又为瓦舍。“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因此，酒楼可谓大众文化空间。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酒楼，为了招徕生意，往往以歌妓吸引顾客：“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杭州的酒肆亦是如此：“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十，取于主廊槏面上，以侍酒客呼唤，望之宛如神仙”，诸多酒楼“俱有妓女，以待风流才子买笑追欢耳”。酒楼置歌妓是受宋代都市士众溺于声色习俗的影响。

宋人溺于声色的风尚非常浓烈。“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慧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已设计贿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恤也。”溺于声色，一方面蓄养家妓，“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文人士大夫蓄养家妓的事多见记载，如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苏轼“有歌舞妓数人”，王黼有“家姬数十人，皆绝色也”等。另一方面，溺于声色亦推动都市歌妓业的繁荣。勾栏瓦舍、平康诸坊诸处，顿成蜂窠巷陌，亦是公共文化空间之一种。

北宋开封，“今京师鬻色户将及万计”。歌妓集中在平康里，迎来送往，门庭喧闹：“平康里，乃东京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及膏粱子弟来游者，仆马繁盛，宴游崇侈。”而杭州，亦是“群花所聚”、“争妍卖笑”，难怪胡仔称之为“色海”。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歌馆”条亦记载了当时杭州城歌妓业盛况：“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桥。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公共空间的发达可见一斑。

四 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趋俗性

如上所述，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如酒楼茶肆、勾栏瓦舍、平康诸坊，是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空间构成，需要大众的参与。公共文化空间的性质，则取决于参与的阶层及参与的态度。

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阶层特别广泛，如上文提到的金明池游乐，元宵节狂欢等，参与的上有皇帝、朝臣，下至普通文人、平民百姓等。又如酒楼，有“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这是宫廷之人。宋门外浴堂巷有仁和酒肆，大臣鲁宗道，“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这是朝臣。文人阶层也常到酒楼饮酒：“延年喜剧饮，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酒楼顾客最基本构成，还是一般的民众：“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由此可见公共文化空间的特点，即在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而吸引广泛的阶层参与，显然需要一种能引起各阶层共鸣的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当然不会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阳春白雪。由于大部分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所限，高雅文化注定无法流行。而相反，为各阶层所喜闻乐观的通俗文化，“入耳为佳，适听为快”，必能更为大众所接受所传播。以柳永事为例：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而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见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

 

柳永为落魄文人，而孙相何则贵为知府，社会地位悬殊，一方面“门禁甚严”，另一方面孙相何另外的一些活动场合，柳永也不会有机会参加，所以求一面而不可得。所幸，公共文化空间是他们的“交集”。一曲《望海潮》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播之于歌妓之口，闻之于府会高堂，甚至上达异国天听，引起强烈反响：“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柳永的词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原因无他，趋俗之故也。“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后山诗话》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公共文化空间倾向于传播俗文化。因此，以词为代表的俗文化，是公共文化空间构成的要素之一。

公共文化空间展现的是大众的交集，因此，公共文化空间的大众参与，是有限度的。公共空间之一瓦舍，即取义“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在聚散之间，并没有朝堂议政的慷慨与执着，亦没有“先忧后乐”的悲天悯人之情怀，更多的是大众狂欢。“晏元宪（当为元献——引者注）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本性刚简、“奉养清俭”的晏殊，却喜欢宴乐，并表现得相当慷慨。这是因为公共文化空间的通行证是趋俗、娱乐。一旦进入公共文化空间的交流层面，就必须暂且将平常情况下的原则与规范放在一旁，转而遵循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则。《东轩笔录》卷七载：“王韶罢枢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与其说王韶大人大量，不如说王韶了解所谓的家妓，女色，只不过是当时的娱乐工具，其目的是娱宾遣兴。所以即使让家妓受委屈，也不可以“令宾客失欢”。又如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载：

 

宋子京过繁台街，逢内家车子，有褰帘者曰小宋也，子京归，遂作此词。都下传唱，达于禁中，仁宗知之，问内人第几车子、何人呼小宋，有内人自陈：顷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内臣曰小宋也，时在车子中偶见之，呼一声尔。上召子京，从容语及，子京皇惧无地，上笑曰：蓬山不远，因以内人赐之。

 

宋祁所作词《鹧鸪天》：“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按照通常的逻辑，宋祁是犯了大不敬之罪。但仁宗并不以忤，反而玉成其事。可见，皇帝也深谙在“繁台街”这样的场合，日用人伦可以暂时忽略，娱乐方为第一要义。这也正是宣和元宵，放灯赐酒，一女子藏其金杯，而宋徽宗不加责罚的原因。

因此，公共文化空间的揖让之际，俗的一面得到张扬，而雅的一面暂得掩藏。那么何者为俗？何者为雅？施德操《北窗炙录》卷下载：

 

东坡侍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晏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笑谈耳。注1

注1 施德操：《北窗炙录》卷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3223页。

 

这则记载甚值玩味。苏轼用来对付“非其人”的俗客，采取的是妓女盛列、丝竹聒耳的办法。这是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典型应酬之举，既不失礼节——客人会觉得“待己之厚”，又避免了谈笑之际兴趣不同的尴尬。但在苏轼看来，这种以酒色招待的方式无疑是俗的，是不能用来款待佳客的。持此态度的不止苏轼一人，几乎是时人的共识。《珍席放谈》卷下：

 

富文忠、杨隐甫，皆晏元献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贵仕。富每诣谒，则书室中会话竟日，家膳而去。杨或来见，则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弦管，按歌舞以相娱乐。人以是知公待二婿之重轻也。

 

晏殊对富弼、杨察这两个女婿的态度有别，所以接待方式也一雅一俗。和苏轼对待雅客和俗客的方式并无二致。而俗者，均是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通行证——歌舞声色。

由此可以做如下判断，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孕育的是俗文化，俗文化具体体现为追求酒色耳目之娱。

五 公共文化空间与词的创作

词流行于宋代都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如酒楼，以酒楼为题材的词作数量不在少数。如“酒楼灯市管弦声，今宵谁肯睡，醉看晓参横”（朱敦儒《临江仙》）、“药市家家帘幕，酒楼处处丝簧”（京镗《木兰花慢》）、“滉漾天街晴昼，料酒楼歌馆，都是春回”（赵功可《八声甘州》）等。还有大量的劝酒词，如沈瀛的《减字木兰花》头劝二劝而至于十劝。于酒楼之上，需要“用陈妙曲，上助清欢”，因此，也促进了词的创作。此外，酒楼有时也有助于词的流传。如丰乐楼，“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

又如词也流行于歌妓活动的场所——勾栏瓦舍，平康诸坊。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对唐宋歌妓制度与唐宋词之间的关系有详尽的研究。的确，歌妓催化了词人的创作，影响了词的题材和风格，促进了词作的传播。“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词本来就是“应歌”的产物，宋代典籍中有大量歌妓向文人求词，或文人主动为歌妓作词的记载。又因为词为“应歌”所作，所以“词为艳科”，风格“要眇宜修”就成了一种必然。词的流传，“鸩工锓木”，刻版印行，固然能“寿其传”，但“人声其歌者”亦是不可或缺，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条件。

词流行于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而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又倾向于孕育俗文化。因此，宋词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影响下，趋俗之风甚为明显。趋俗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词对都市俗语的吸收，即词在语言上的趋俗。宋代俗语风气大盛，“语言拘忌，莫如近世浅俗之甚。”文人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喜用俗语嬉戏，如戏谑语：“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或歌唱：“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或属对：“某守与客行林下，曰：‘柏花十字裂。’愿客对。其倅晚食菱，方得对云：‘菱角两头尖。’皆俗谚全语也。”苏东坡还认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诗人在创作时亦常用俗语入诗，“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以俗语俗字入诗的确是宋诗的一大特点。杨亿虽然“尝戒门人，为文宜避俗语”，然其为文，亦难免“得卖生菜”之讥；其《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则引起宋真宗“朽壤、鼠壤、粪壤”的联想。甚至官至天章阁侍讲的胶东经生杨安国，在讲经时亦羼杂俗语，“每进讲则杂以俚下廛市之语。”可见，宋代俗语之风已渗进各种文体。

词受到俗语的影响更为明显。“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直接将都市的俚俗语言引入词的创作中，推动词艺术的发展的，不仅限于柳永一人。“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山谷语多用俳语，杂以俗谚”，“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故语雅淡。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孙花翁有好词，但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井语，可惜。”实际上，诸多词人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镶嵌着俗语俚词。

俗语俚词的应用，会使以典雅为宗的作品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俗语俚词贴近口语，使词更具可歌性，更贴近读者。但俗语俚词的过度使用，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首先，使词体变得不够本色当行，“山谷语多用俳语，杂以俗谚，多可笑之句”。其次，有的俗语俚词出现在了词中，使词变得粗俗。最后，俗语俚词的应用应遵循贴切恰当的原则，如果只是为了俗语而俗语，会造成词艺术的不协调。诚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所言：“世徒见子美诗之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近世苏、黄亦喜用俗语，然时用之，亦颇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

第二，词的趋俗之风，还表现在对市民文化的吸收。最明显的是对市井吟唱艺术的借鉴。《事物纪原》言：“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世，又谓之吟呌也。”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亦言：“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这种吟唱有的来源于乐工：“乐工尉迟璋左能啭喉为新声，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各种行业“吟叫百端”，如卖饼的：“刘伯刍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必闻讴歌当炉。”又如卖花的：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这种卖物之声，如同歌曲演唱，影响了宋词的创作。“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宋词中《卖花声》曲调，可能便来源于都市清晨的卖花吟唱。蒋捷《昭君怨·卖花人》笔下的“帘外一声声叫”，启发了许多词人的创作，如“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秦观《水龙吟》）、“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王嵎《夜行船》）、“春晴好，溶溶雨尽，听卖花声”（刘辰翁《八声甘州》）等。

宋词对市井文化的吸收还表现在其努力反映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文所言金明池、元宵节、寿庆等民俗活动，宋词皆有反映。黄杰《宋词与民俗》认为：“宋词中不仅涉及民俗的词数目可观，而且展现其中的民俗也是形象丰富的。”是书还认为，民俗对于宋词的兴衰有重大影响，民俗活动往往是词创作的动因和目的，有时词本身便是民俗活动的一个质素或组成事项。

宋词与都市生活的关系，恰恰是宋词趋俗特性的表征之一。而且，宋词在表现都市生活时，往往好咏富贵、乐道喜庆，求诸感官的刺激，止于外在的满足。这一方面导致了宋词多富贵之气。富贵气的具体表现，一是创作时，要将日常事物置换成色泽绮丽、气象华贵的词汇。“炼字下语，最要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咏书，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筯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词中也经常在一个名词前加上形容词来增强词语的华丽色彩，如兰舟、画艗、鸳瓦、珠帘、香衾等。有的词还把简单的内容用婉曲繁复的句子来表达，如“东坡问少游别后有何作，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富贵气的表现之二，是内容上喜欢描写歌舞生活、太平景象，风格上追求富贵之态。柳永的词，“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全宋词》中大量的应制之作：“国家承平既日久，人主以翰墨文字为乐，当时文士，操笔和墨，摹写太平。”这些摹写太平的词作，更是一味地镂玉雕琼、宴嬉逸乐，连穷困潦倒的张炎的词也“未脱承平公子故态”。

但词对都市生活的过度介入，也在某些程度上伤害了词的艺术性。如大量的寿词，或失之谀佞尘俗，或失之迂阔虚诞。贺贾似道寿词，数量甚多，但艺术上大多无足取，“每年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誊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谄词呓语耳”。又如大量的节序词，缺乏真情实情，颇多陈腔滥调。“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

第三，词的趋俗之风还表现在追求新奇。都市俗文化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所以一方面求诸原来事物的刺激强度与浓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则不断追求新奇，以唤醒麻木的感官。追求新奇可谓俗文化的一大品质。以服装为例，“汴京间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发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已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服装的变更迎合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周辉亦言：“辉自提孩，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裏’，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数岁即一变，可见变化的频繁。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变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旧潮回返，依然能引起新奇的感受。

词受都市俗文化的影响追求新奇，最显著的表现便是创新词调。据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统计，宋人所用的七百二十多个词调中，有六百三十多个是宋时新调。柳永是受都市俗文化影响最深的词人，亦据施议对统计，柳永共存词作204篇，凡17宫调，130个词调，而其中除《清平乐》、《西江月》、《玉楼春》等十余调是沿用唐五代旧调外，其余的140调左右，则都是采用“新声”或将前代令曲改造（衍展）而成的。词作中也有对新声勃兴情状的大量描述，如“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柳永《木兰花慢》）、“且倾芳尊，共听新声弦管”（阮阅《感皇恩》）、 “鱼戏舞鲛绡，似出听、新声北里”（葛胜仲《蓦山溪》）等。

第四，词的趋俗之风最明显的表现是词的艳丽化。俗文化中溺于声色的品性深刻地影响了词的创作。词创作的艳丽化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词的创作环境与创作动因，和艳情有较密切的关系。很多词作创作于风月场所，或有歌妓参与的宴会之上。如苏轼《鹧鸪天》词小序载：“陈公密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劝老人酒。老人饮尽，因为赋此词。”刘过《贺新郎》词序：“平原纳宠姬，能奏方响，席上有作。”张炎《国香》词序：“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还有许多词是应歌妓之请而作。《避暑录话》卷三载：“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称一时。”柳永如此，其他词人亦如此。如叶梦得任润州丹徒尉，外出检查征税之出入时，有十多名妓女前来拜会，并乞词。“愿得公妙语持归，夸示淮人，为无穷光荣，志愿足矣。”而叶梦得并不推辞，“命笔立成，不加点窜，即今所传《贺新郎》词也。”宋词的小序中亦有多则类似记载，如赵长卿《朝中措》“柳林冪冪暮烟斜”词序有“坐前数妓乞词而歌”；刘过《西江月》“楼上佳人楚楚”小序：“武昌妓徐楚楚号问月索题”；吴文英《声声慢》“春星当户”词序：“饮时贵家，即席三姬求词”等。除了应歌妓乞词而作，还有大量主动赠予的词作。如晏殊《山亭柳》词序：“赠歌者”；黄庭坚《蓦山溪》词序：“赠衡阳妓陈湘”；辛弃疾《如梦令》“韵胜仙风缥缈”词序：“赠歌者”等。

产生于绮筵绣幌之间的词作，为了应景切题，倾向于熏香掬艳、柳柔花媚的艳情写作是再自然不过了。

另一方面，词的艳丽化还因为词的演唱必须借助莺舌燕吭。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载：

 

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沉于习俗，而语娇声颤，那得字如贯珠？不思甚矣！

 

这则本事虽然有戏谑的成分在，然而却也认为词当由“玉人”歌唱。“盖长短句宜歌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眇之声。”“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然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应当说，认为词只有通过女性软美的声情才能得到熨帖的表达是时人的共识。那么，词的文体特性在当时人看来也自当是绮罗香泽、绸缪婉转的。

词的可歌与否对其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间中的传播有重大影响。不具备可歌性的词作，不易流传。“晁次膺《绿头鸭》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喉，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由于歌妓不愿意演唱，《绿头鸭》湮没无闻。因此，为了扩大词作的传播范围，词人往往有意识地使词作内容转向艳情，从而追求更大的接受面。这也使词作具有艳丽的特征。

词趋向于艳丽化，所以在题材上多写歌妓，以及与歌妓交往的情事。宋词中写到的歌妓很多，有的还有名有姓。柳永词中的歌妓有秀香、英英、瑶卿、虫虫、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师师、香香、安安等；晏几道的有莲、鸿、苹、云等；秦观词中有娄婉、师师、陶心儿等；辛弃疾词中有钱钱、田田、整整等。宋词中写到这些女性，热衷描写她们的外貌体态，如“嫩脸修蛾，淡匀轻扫。最爱学，宫体梳妆，偏能做、文人谈笑”（柳永《两同心》）、“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苏轼《浣溪沙》）、“娟娟侵鬓妆痕浅，双眸相媚弯如剪”（谢绛《菩萨蛮》）等。宋词中写歌妓，除了容貌描写，还会写到她们的歌舞表演的形象，如“文鸳绣履。去似杨花尘不起。舞彻伊州。头上宫花颤未休”（张先《减字木兰花》）、“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柳永《合欢带》）、“莫遣惊鸿飞去。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刘克庄《清平乐》）等。也会写到歌妓的劝饮，如“箫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晏殊《清平乐》）、“好妓好歌喉，不醉难休，劝君满满斟金瓯”（欧阳修《浪淘沙》）、“翠袖盘花金拈线。晓炙银簧，劝饮随深浅”（王安中《蝶恋花》）等。

有的宋词不仅着眼于女色之美，而且走向极端，出现了描写性爱的作品。最突出的便是柳永，其《两同心》“嫩脸修蛾”、《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等词，向来以“淫词”为论者所诟病。然而，作“淫词”的何止柳永？欧阳修的《系裙腰》“水轩檐幕透熏风”、黄庭坚《千秋岁》“欢极娇无力”、周邦彦《青玉案》“良夜灯簇如豆”等词与柳永的淫冶讴歌当在伯仲之间。这些色情词的存在，说明词的艳丽化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清田同之言：“词则男子而作闺音。”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总结了宋词创作现象。这里的闺音，指的不仅是女性口吻，亦指女性题材。“男子而作闺音”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但词的艳丽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词人为契合词的艳丽化特性，使词作更加本色当行，往往借“闺音”而行其方便。

田同之亦言：词的创作可以是“无其事，有其情”，又言“所谓情生于文也。”说的是情至文生的创作实践。把“情”替换成“艳情”，亦无不可。也就是说，宋词的大量作品自批风抹月中来，然而，宋词的许多作品亦为了云痴月倦之辞而故意生造出许多花前月下的情事。简单地说，就是宋词中有“为文造情”的伎俩。宋代的许多词人身处下层，“家贫清苦，终身家无丝竹，室无姬侍”，出入秦楼楚馆的机会也很有限，但他们照样写出了许多“燕燕轻盈，莺莺娇软”的词作来。这种为文造情现象的存在，进一步促成了词的艳丽化。

词趋向于艳丽化也体现在词的风格上。关于宋词的风格，前人有着精到的概括。田同之引魏塘曹学士语：“词之为体如美人。”虽然也有例外，但就词的主体风格而论，“作词与诗不同，纵是花卉之类，亦须略用情意，或要入闺房之意，……如只直咏花卉，而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所谓体制、体格、体，均是风格的别种说法。词文体风格的典范是“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善”。“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这些对宋词风格的论述完全契合于宋词的创作。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词坏于秦黄周柳之淫靡”条引陶篁村自序云：“倚声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尝惜秦、黄、周、柳之才，徒以绮语柔情，竞夸艳冶。从而效之者加厉焉。遂使郑卫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先撇开道德与价值的评断，宋词的艳丽化特征是确定不移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