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代文化—文学地域性特征

回顾了前人对地域文化—文学研究，本书不揣简陋，选择“宋词与地域文化”这一论题，即试图应用地域文化—文学研究的视角来研究宋词。词是宋代文学的最佳代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尽管学术界关于宋词的成就是否超越宋诗、宋文尚有争议，但词体在宋代成熟并辉煌却是不争的事实，把词视作宋朝的“一代之文学”，仍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之所以选择地域文化—文学的视角对宋词的发展加以观照，则是基于宋代文化—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王国维先生有言：“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作为古代中国的文化顶峰，其地域文化亦精彩纷呈。宋代版图的变动及其不完整性是导致宋代地域文化—文学意识的最初原因。晚唐及五代十国的政治割据，强化了各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也培育了宋人的地域文化—文学观念。南宋时期北方为金国占领，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又进一步加深了地域文化的自身特色，也促成了宋人对地域文化—文学的深刻体认。

宋人政治上的地域观念，是培育宋代地域文化—文学观念的温床。宋代君臣在选拔人才时，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陆游言：“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陈瓘独见其弊，昌言于朝曰：‘重南轻北，分裂有萌。’呜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陆游之语，基本反映了北宋在人才政策上的地域倾向。《邵氏闻见录》卷一载：“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呜呼！”《云麓漫抄》卷四亦载言太祖语：“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成书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话》对此有专门记载：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榖《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所，后浸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宋太祖对南人的态度在宋初非常具有代表性。宋朝立国，起于北方，其后才陆续征服南方。因此，北人对南人的普遍态度是戒心和优越感并存。如寇准事：

 

时新喻人萧贯与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上喜谓准曰：“得人矣。”……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齐，胶水人也。

 

萧贯是南方人，蔡齐为北方人。寇准认为蔡齐而不是萧贯应当为状元的原因，一是蔡齐为北方人，二是萧贯为南方人，而南方人“轻巧”。同时，北人对南人的阻抑同南人在政治上的逐渐活跃有关：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帝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曰：“殊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邪？”

帝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上述《道山清话》亦影射王钦若、王安石、章惇等南方人拜相之后，故意毁坏“禁中誓碑”，为南人出将入相铺平道路。南方人在政治上的崛起，使得北方人颇为失落，于是思想上更为抵触，地域隔阂愈深。北宋时期的党争，如“蜀党”、“洛党”、“朔党”，固然缘于政见之争、意气之争，但以地域名党，却也反映了党争中以地域为党的部分现实。

在军事上，同样存在以地域论人的观念。北宋时即有论者以为：“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堕自恣。……然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于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于计为便。”“南人怯弱”的观念在南宋更加盛行，岳飞认为：“切观大江之南，人非不众也。而能专心询访所谓将帅之才守御之务、攻取之术，以为我国家计者，亦鲜其人。间有画策献谋之士，往往风声气俗，不历边事，而谋虑有所不周矣！”陈亮亦认为：“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齐东野语》卷二“富平之战”条引《西事记》分析富平之战张浚失败的原因：“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故至于败。”李心传的《建炎杂记》乙集卷十三《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载：“韩世忠，绥德军人；曲端，镇戎人；吴玠、吴璘、郭浩，德顺军人；张俊、王（王燮），秦州人；杨惟忠、李显忠，环州人；全渊，阶州人；马广，熙州人；杨政，泾州人；皆西人也；刘光世，保大军人；杨存中，代州人；赵密，太原人；苗傅，隆德人；岳飞，相州人；王彦，怀州人；皆北人也。”这真是“今国家所赖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东南之士”。军事上的重重议论，其实也是宋人地域观念的反映。

宋代方志的大量涌现更是直接体现了宋人强烈的地域观念。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见于著录的宋代方志有600多种，数量远超前代。而且宋代的方志除记载各地域的自然地理情况之外，开始注重地域文化方面的内容。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方志中增加地域文化的内容，有三个目的，一是保存地域文献，构建地域文化的历史，二是“使四方知是邦于是为盛”，即弘扬宣传地域文化。这两点，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序》曾有清晰的表述：“讨寻断简，援据公牍，采诸长老所传，得诸闾里所记。上穷千载建创之始，中阅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厥类惟九，靡不论载。岂惟使四方知是邦于是为盛，抑向古者有考焉。”三是方志还有教化之职，即“按是非于故实，感得失于世变，寓劝戒于微辞，实关教化，何止证之、聚之也哉”，具体地说，就是要“表其产之良，以矜式生乎后之士”。方志中的地域文化的内容，是教育乡人、培育桑梓之情的最佳教材。读者可以“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其才；睹是非而开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因此可以说，宋代地域文化观念的兴起，导致了各类方志的勃兴，而同时，方志的勃兴有效地整理和凝练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使地域文化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巩固。

就宋代的文学而言，其地域特征也极其鲜明。文学的地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观念，二是文学创作的事实。先言文学观念。首先，宋人深刻认同地域文化对文学的促进之功。如吕午为祝穆《方舆胜览》所作《序》即言：“司马迁贯经，经传，旁采子史，又闻长老之所称，而必观九江，望五湖，阚洛汭，行淮泗，而后成河渠之书。东方朔诵诗书二十二万言，三冬文史足用，又随师践赤县，遨五岳，行泽波，息名山，犹以所见参酌《山海经》，而后《神异经》、《十洲记》始作。”其次，宋人认为地域文化与文学风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如张次贤言：“二广……其风气之异如此。茅苇弥漫，居民鲜少，业儒之家既疏，能文之士益寡，阖郡应举多者三四百人，少者不满百人，其士子之稀如此。”再次，宋人将文学看作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记述地域文化之时，常常引用文学作品作为佐证。如祝穆的《方舆胜览》，“是编搜猎名贤记、序、诗、文，及史传稗官杂说，殆数千篇。”此外，宋人对编选地域性文学总集、选集充满热情。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总集类，有《会稽掇英总集》二十卷（孔延之编）、《清江三孔集》四十卷（王违编）、《南岳唱酬集》一卷（宋朱熹编）、《成都文类》五十卷（扈仲荣等编）、《天台前集》三卷、《天台集别编》一卷、《天台续集》三卷、《天台续集别编》六卷（李庚、林表民编）、《赤城集》十八卷（林表民编）、《吴都文粹》九卷（郑虎臣编）等。以地域为范围选录文学作品，标志着宋人对宋代文学地域性的认识与理解。

宋代文学创作的实际，也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如在散文创作方面，宋孝宗就曾以地域的视角加以分析：“北方之文豪放，其弊也粗；南方之文缜密，其弊也弱。”今人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一书论及南北文风的主要差别时，截取《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第152卷至第155卷北宋时期的作者评语列为《北宋各地作者著作风格表》。从四库馆臣对各地作者风格的评语，可以发现“南方作者风格多样，以清新典雅为主，文词温赡，但豪放不足，胸襟稍狭；北方作者风格较单调，以豪放为主，文笔劲峭，质朴简洁，虽不乏雅丽但缺乏柔情，词藻不足”。可见，宋代散文创作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

在诗的创作上，地域特征也相当明显。江西诗派、永嘉四灵等地域性诗歌流派的出现，即是显证。王祥的《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以《全宋诗》为依据，对北宋诗人的占籍、科第以及诗僧情况进行地理分布统计。借此可以发现，北宋诗人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和差异性。“可以说南方成就在诗，而北方成就在文。这是地域环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厚实凝重与北方文学的凝重稳健，南方地域的轻灵清秀与南方文学的清秀俊逸，有着地理、文化的一致性，这是讨论南北文学差异时不能不考虑的事情。”诗人地理分布状况与地域文化呈正相关。

宋词的地域文化特征也相当明显。“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及其敝也，北失之粗，南失之弱。此其大较也”。南北宋词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如谢章铤就曾指出南方水软山温的地理环境对南宋词徘徊隐约风格特征的影响：“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如幽芳孤笑，如哀鸟长吟，徘徊隐约，洵足感人。然情近而不超，声咽而不起，较之前人，亦微异矣。”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更直接提出宋词是“南方文学”。关于词人的地理分布，唐圭璋的《两宋词人占籍考》有专门的研究。唐先生的《两宋词人占籍考》，乃“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借以觇一代词风之盛”。但亦由此可见出词人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王兆鹏、刘学的《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在唐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发现的词人生平和新的行政区划，进行重新统计和列表，认为“宋词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南方的发展”，“从作者的地域分布看，宋词作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作者群的南人化特点非常明显。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曾指出唐宋词具有‘南方文学’的特性。这在作者的地域构成上得到了明确的印证。宋词作者中80%以上是南方人，78%的作品是由南方人创作的，宋词的‘南方文学’特征再突出不过了。”

总之，宋代地域文化—文学的特征较为鲜明。20世纪以来，学界对之也颇为关注。以20世纪宋词研究三大家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例。如龙榆生先生曾从地域方面阐释了晁词与苏词风格相近的合理性：“北人性格，本宜于东坡一派之作风，所谓‘坦易之怀，磊落之气’，苟不流于粗率，便见真实本领。北宋有无咎，南宋有稼轩，皆山东人，而东坡得此两贤，为之翊赞。于是豪放一宗，骎夺正统派之席而代之矣”。夏承焘先生则有《西湖与宋词》论文，探讨了宋词与风景名胜之间的联系。唐圭璋先生除此前提到的《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外，还有《唐宋两代蜀词》，主要着眼于具体的地域与词创作的关系。前人的研究揭示了宋代地域文化—文学的基本特性，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宝贵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