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被低估的兄弟作家

……龚古尔兄弟站在最前列，站在最前列似乎是他们的使命。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

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和于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是一对共同写作的兄弟作家，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文坛。兄弟二人一生致力于文学事业，著述颇丰。他们的小说作品共11部，其中两人共同创作的有7部：《在一八…年》（En 18.）（1851）、《文学家》（Les Hommes de Lettres）（1860）、《费罗曼娜修女》（Sæur Philomène）（1861）、《勒内·莫普兰》（Renée Mauperin）（1864）、《热曼妮·拉赛朵》（Germinie Lacerteux）（1865）、《玛奈特·萨洛蒙》（Manette Salomon）（1867）以及《热尔维泽夫人》（Madame Gervaisais）（1869）;1870年于勒去世后，埃德蒙又独立完成了4部小说：《勾栏女艾丽莎》（La Filleélisa）（1877）、《臧加诺兄弟》（Les Frères Zemganno）（1879）、《拉·福斯丹》（La Faustin）（1882）和《亲爱的》（Chérie）（1884）。此外，他们还撰有3部戏剧、8部历史著作、4部艺术批评著作、一些评论性散文以及一部长达22卷的日记，题为《日记：文学生活回忆》（Journal: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1851—1896）。

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涵盖了小说、戏剧、日记、历史、文论、艺术批评等多种文类，而其中最为他们看重、着力最多的则是小说。1879年，当他们的剧本《亨利埃特·玛莱夏尔》（Henriette Maréchal）出版时，埃德蒙在序言中坦言：“对于稍微尖锐的探索，对于趋于极致的解剖，对于再创真实且不合逻辑的生动人物，我以为只有小说具有这种可能。……五十年后，小说将扼杀戏剧。”在他们看来，小说的文类特性为作家提供了最开放的文本空间和最自由的艺术形式，作家可以充分地发挥独创性，尽兴挥洒个人才情，开展各种方向、不同角度的文本实验。而就满足龚古尔兄弟所追求的创作意旨：对人类由表及里、抽丝剥茧的深入解剖，给予当代社会全面真实的记录，让读者产生真实生活之感，以及探索语言的创新与艺术美等方面而言，小说也无疑是最合适的文本形式。

在龚古尔兄弟的日记、诗学论述等材料中，他们经常对其时法国公众庸俗的审美品位表示不满和反抗，乃至用一种向读者挑战的心态从事文学创作，力图将文学艺术化、唯美化，反时代而著文，以保持超脱于时代、社会的贵族趣味。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广泛地参与，甚至经常是引领了第二帝国乃至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按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的说法，保持首创性似乎成了兄弟俩的“使命”。首先，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兄弟两人作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奠基人的身份。他们将科学观念和方法运用于小说创作，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性欲和病理的重视与分析，对写作对象不吝时间精力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的严谨态度、力求真实再现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等，都极大地启发和影响了左拉的创作，为左拉后来创立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次，也是他们首次将底层人民作为表现的重心引入小说创作，试图引起人们对于底层社会生活的关注。而他们对病态和丑恶这类题材的关注，与波德莱尔几乎同时，双方各自占据了小说和诗歌的战场。再次，在文体风格上，他们又兼具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倾向，力图将绘画技法和主体的感官印象融入写作之中。这样，早于法国文坛兴起象征主义的数十年前，兄弟俩就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基于对生活的艺术感受的小说，一种表现瞬间印象的叙述艺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即他们自称的“艺术家笔法”。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文坛甚至出现了一股艺术化写作的风潮。最后，他们早于当时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欧内斯特·勒南，首次在法国以印象主义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

可以说，从龚古尔兄弟小说创作的各方面来看，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做出了重要的开拓和革新。然而，国内学界对龚古尔兄弟的既有认识，多局限在自然主义文学的框架下，考察他们对左拉创立诗学体系的启发和奠基作用，往往忽视了其诗学和创作的独特性，甚至绝少出现专题性的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学贡献和价值长久以来被学界低估和忽略，长期遮蔽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无疑是19世纪法国文学史研究的遗珠之憾。

龚古尔兄弟在开拓文学新路径上所做出的积极实验，是与整个法国日益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他们对文学艺术化、唯美化的追求，虽然主观上是为了与时代保持距离，其实却与现代社会给作家造成的疏离感、颓废意识密切关联；他们在文学中积极引入科学的观念和方法，顺应了整个时代的科学化走向和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而他们重视感官印象的描绘，则是为了更敏锐地体会、表达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震颤体验。他们本人也曾承认：“就我们作品的倾向、我们小说的意义、我们在撰述历史上开创的新路径、我们家族的关系、我们的天分、审美、已流传为风尚的个人偏好，还有我们身体与精神的需要来说，没有人比我们更属于这个时代。”

有鉴于此，本书将对研究内容做出时间范围的限定，即结合第二帝国的时代来进行有关研究，从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0）的背景中研究龚古尔兄弟，将他们还原到本来的生活语境中，对他们在此期间的小说诗学思想和实践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分析，并进而从这一侧面探讨当时法国文坛的思想背景和作家的生存情况。

首先，之所以如此限定研究的时间范围，是由于龚古尔兄弟共同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正好与第二帝国的存续年代相吻合。从发端来看，龚古尔兄弟的文学创作起点与第二帝国的开创几乎完全重合：他们的处女作《在一八…年》原计划于1851年12月2日出版（其正式出版日期因政变而推迟了三天），日记也于这一天开始写作，而这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的当天。路易—拿破仑执政后，于次年称帝，称为拿破仑三世，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从终点上看，第二帝国王朝延续至1870年，在9月爆发的巴黎示威行动中宣告垮台。而于勒也于此年6月去世。可以说，两人的共同创作阶段几乎完全吻合于第二帝国时期。而且，龚古尔兄弟合著的小说和日记部分正是以讲述当代史为己任，作品全部取材于第二帝国时期的现实生活。在1861年1月14日的日记中，他们写道：“我们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是当代最有历史意义的小说，为这个世纪的精神史提供了最丰富的实事与真实。”同时，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龚古尔兄弟两人共同创作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质量也较高，如他们最出色的小说《热曼妮·拉赛朵》（1865）就产生于这一时期。于勒去世后，埃德蒙又创作了四部小说，但多数是在前期两人已有创作思路或完成了文献资料搜集的情况下写成的，无论是在文学思想还是写作风格上，与前期相比都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小说的艺术成就也未能超越前期。因此，以1870年为界进行分析，已经可以大致窥见两兄弟的诗学思想和创作风貌，并不会过于损害相关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因此，以这一时期为背景对龚古尔兄弟进行研究，是一种合乎实际的选择。

其次，笔者还将把龚古尔兄弟置于第二帝国时期文坛的多元语境中，确定他们在时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坐标。第二帝国存在的二十年不仅是法国文学发展史，甚至是整个法国社会发展史上极具历史意义的重要阶段。二十年中，拿破仑政府基本稳定了大革命以来动乱频仍的社会；在官方的积极倡导下，法国初步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步入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就文学而言，交替时期的社会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感受空间和多样的生存方式，法国文学在第二帝国时期也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文本实验景观。尽管更早一辈的作家雨果、乔治·桑等人在第二帝国时期仍享有很高的公众声望，但那种由一两种文学流派统领文坛的时代早已过去，此时的文坛已丧失了往日的同质性，日趋破碎、分裂。文坛因此开始出现“许多不同并且相互冲突的有关艺术和文化的观念，这暗示着流行的假定已经崩溃，不论这些假定是艺术的，伦理的，还是社会的”。19世纪后期主要的文学流派大多起源并发展于这一时期。譬如，浪漫主义在此时尚存余温：雨果于这一时期发表了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静观集》（1856）等一批诗歌作品；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早已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笔下有了成熟的表现，但这一名称于1855年才经由画家库尔贝正式提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1856）等重要作品也正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作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帕尔纳斯派的诗人们也活跃于此时，戈蒂埃的《珐琅与雕玉》出版于1852年，该诗派的成名作《当代帕尔纳斯》第一卷则诞生于1866年；象征主义方面则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巴黎的忧郁》（1868）和魏尔兰的《感伤诗集》（1866）等。就文学批评方面来说，19世纪后期法国最重要的两位文学批评家圣伯夫和泰纳，也纷纷在此时写出了代表作：圣伯夫的《月曜日丛谈》发表于1851至1862年；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发表于1864至1869年，《艺术哲学》出版于1865年。

于是，此时从事写作的龚古尔兄弟，享有众多的文化思想资源，他们的作品也自然折射出各种文学流派的光彩。在这样多元的文学语境下研究龚古尔兄弟，必然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具开放性和全面性，同时也更加准确深入。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不局限在自然主义文学或其他单一流派的话语体系中考察龚古尔兄弟，而将充分照顾到作家身上存在的每一种诗学特质和文学倾向，期望能对龚古尔兄弟的诗学思想做更为深入系统的表达。

再次，本书的主要研究材料是第二帝国时期龚古尔兄弟的全部文本。这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龚古尔兄弟并没有系统的诗学论著，其文学思想主要散见于共同撰写的长卷日记和一些书信、批评性文章中，此外，其作品的序言也是兄弟两人表达诗学主张的重要阵地，其中文学类著作的序言共计十四篇，全部收入1888年出版的《文学序言与宣言》（Préfaces et Manifestes Littéraires）一书。因此，本书将以他们在第二帝国期间的日记（1851—1870）和作品序言作为主要的分析与研究对象，整理并研究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思想；同时结合他们共同完成的七部小说作品对其文学创作情况进行分析；此外也会涉及他们在历史和美术等其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与其文学思想相关的观点。

就本书的研究方法而言，由于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思想内容颇为驳杂，表现形式上则多呈现语录化或感悟化的特点，很少对所述思想展开严密深入的推理论证，因此，需要通过对文本资料进行大量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宏观的文化历史视野中进行具体而微的文本细读，方能见微知著，将龚古尔兄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情况还原，回溯于它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探究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思想和实践在时代中的个体性与共通性，进而对其诗学思想做出学理性的、系统性的总结与分析。此外，由于龚古尔兄弟还广泛涉猎了历史和绘画艺术的研究和写作，他们的史学思想和艺术理念与其文学思想往往相互交融缠绕，联系紧密，因此，在研究中还需用到跨学科的方法，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龚古尔兄弟的文学面貌。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将把龚古尔兄弟作为一个创作整体来看待。两兄弟的写作具有高度的一体性，共同写作是他们长久以来的固定创作方式。从创作过程来看，两兄弟首先商量作品所要表现的题材，接着一起进行实地调查与资料搜集，之后确定作品的内容，再分别进行写作，最后加以汇总并共同修正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写作方式之所以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因为两兄弟皆终身未婚，于勒在世时，无论是日常生活、文学创作、外出旅行还是社会交往，二人几乎一直是共同行动、互不分离的，这就为其在写作题材方面达成统一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两人的文学思想、艺术偏好、情绪波动虽不能说全都毫无分别，但大多能保持整体的一致，于是在风格上也很容易融会合一。正如埃德蒙晚年所说：“我们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我弟弟天性活泼，才华横溢，喜欢自我表现；而我生性忧郁，沉默寡言，有些内向——奇怪的是，对于外界事物，两个头脑却总获得同一印象。”而从其作品的完成情况看，更是犹如出自一人声口，难分彼此。因此，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将把龚古尔兄弟视作一个创作整体，不对他们做个体区分。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综述

1．五四运动之前的研究

国人与龚古尔兄弟的初识始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当时国内对他们作品的传播与评议较为零散，大多是在谈及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时，作为代表作家之一进行简单介绍，绝少出现专论，而且多为转引外国已有的评价观点。就今天可见的资料，最早提及龚古尔兄弟的文章是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发表于1915年11、12月的《青年杂志》。陈独秀援引法国批评家裴利西（Georges Pellisier）的观点，对自然主义大为激赏，认为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小说家“于坚持文学上之观察力及现实界真诚之研究，其功绩亦未可没”。否定自然主义是“失败”的文学，指出自然主义文学在欧洲的势力不可小觑。但文中并未对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加以具体介绍分析，仅是笼统指出他们与左拉“最称莫逆”，同属于自然主义一派。这是龚古尔兄弟在中国的首次正式出场，但由于文中仅以寥寥几笔带过，在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

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陈嘏为龚古尔兄弟的代表作《基尔米里》（即《热曼妮·拉赛朵》）所作的一篇译者识。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介绍龚古尔兄弟创作情况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专论文章。该文对龚古尔兄弟的生平、主要创作特点、其作品在法国的影响以及《基尔米里》的文风等方面都作了较为完整全面的论述。

陈嘏指出，龚古尔兄弟的写作在当时求新思变，迥异于他人。其一，在《基尔米里》一书中，首次将底层人民的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加以表现，“盖以描写下级社会之书，实以此为嚆矢”。其二，龚古尔兄弟虽和左拉等人同属于自然主义文学一派，但并不同于后者，“其描写事实，非绝对的客观描写，尤注重一切事象所与之主观印象焉”。以《基尔米里》为例，书中对女主人公的生活加以断片式的记述，无论是对人物心理的解剖，或是写景、记对话，无不借助细致观察，一一经作者主观而来，“书中之事象与作者之主观常并存而不相离也”。而作品里对人物心理的描画更为译者所欣赏：“尤能深入浅出，刻画尽致，是乃其思想致密精神过人之处也。”其三，兄弟二人在小说创作中较早地引入了对人物生理，尤其是病态的观察和描写。陈嘏认为这是由于兄弟二人常年生活于疾病的折磨之中，所以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多半为忧愁病苦之人，所谓同病相怜也”。

至于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在法国起初并未受到大众好评的事实，陈嘏也并不讳言。对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做了如下分析：其一，龚古尔兄弟的写作在当时处于时代的前沿，因过于创新而一时很难被普通读者所接受，“由其独辟新境，与习见之作物异趣，庸众难解，此乃重大之原因”。其二，兄弟二人最早以撰写历史著作开始其创作生涯，也是由此而逐渐为大众所知的。然而当他们转向小说创作时，写作的内容则突然转变为对现代社会人事物的观察和描画，自然便“与世人期待，背道而驰”，这也是其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其三，是客观环境因素，“更则彼等之著述，每当出版之时，辄遭事变，或为出版之书肆不久倒闭，或则国内变乱突发，人人无读书之闲暇。彼等之作物，亦遂束诸高阁，兹又一因也”。同时，陈嘏也介绍了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社会文化思想逐步发生变化，于是“渐觉彼兄弟之作物，新颖细密，确有真实之价值”。他们的作品自此逐渐为世人所肯定，开始不断再版，二人声誉日隆。及至1880年福楼拜去世后，“法兰西文坛，推彼为主人”。

同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发表了陈嘏节译的《基尔米里》一文，这是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在中国的第一篇译作。该文仅译出原作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译者的翻译态度认真严谨，将文中出现的地名、时间背景等一一详加注释，以方便读者接受。陈嘏的文笔亦十分精到优美，注重锤炼文字，能够较为准确地还原龚古尔兄弟典雅精细的艺术化写作风格。此外，龚古尔兄弟追求对环境景观和室内陈设静物作细致刻画，但笔触所及往往太过细密累赘，有时难免失于琐碎冗杂。而陈嘏的译文文白夹杂，以白话译文中人物的对白，以文言译作品的叙述部分，文风精炼灵动，巧妙地弥补了这一微瑕。

自1917年9月始，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课程，其讲义约于1917—1919年成稿。之后，周作人将讲稿中古希腊至18世纪的部分结集出版，名为《欧洲文学史》，至今仍有较大影响。但作为近代欧洲文学史重点的19世纪部分，由于周作人自己并不满意，一直未能付梓。直至2007年，才由止庵、戴大洪加以校注，定名《近代欧洲文学史》面世。书中，周作人认为龚古尔兄弟是自然主义作家，但与左拉等人不尽相同，属于自然主义作家中的印象派：“印象派者，本绘画派别之称，创始于法国画家Edouard Manet。描画景物，不重形式轮廓，拟像实体，但在用光色，表现一己所受之印象，故得是名。Goncourt兄弟，始用其法为小说。”对于龚古尔兄弟与左拉等作家创作的区别，周作人指出：“自然派重客观，以外物为主体。印象派则以本心为主，与外物接，是生印象，因著之录，乃并重主观，与纯自然派相背。唯所凭依，仍在外物，即仍以自然为本，故同属一系。或称之为积极自然主义，而Zolaism为消极自然主义也。”这种分法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推广者岛村抱月的长文《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中已有充分论述，与周文十分类似。该文虽在中国直到1921年才由晓风翻译，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但在日本发表于1908年，当时周作人仍在日本留学，应该看过这篇文章，受到了它的启发。此外，周作人也肯定了龚古尔兄弟对文学真实性的追求，奉其为“主张‘文学之真实’之第一人”, 这是由于他们用学术研究的方法从事文学创作，“以文学为社会研究之一种，作者观于现实，记所得印象，以成人生记录”。而对于写作对象的观察，二人细致冷静之至，“已达其极，盖近于病矣”。关于两人的创作过程，周作人也做了简单的介绍：“Goncourt兄弟作小说，大抵合撰。凡一事一物，二人各就观感，直笔于书，以相比较，取其善者。久之思想文章，益益相近，几于无复分别。”

2．五四运动至1949年之前的研究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后，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近现代文学理论思潮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广泛影响了当时的文坛创作。而自然主义逐渐从众多的文学流派中脱颖而出，博得了以茅盾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推广。20年代，茅盾等人开始在包括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阵地上专门而系统地宣扬自然主义文学。期间，这些刊物集中发表了一批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论文，以及多篇日本学者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评论文章，刊登的外国小说译作也几乎全部属于自然主义的作品，在1922年第5、6期《小说月报》的“通信”栏里还展开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讨论。自然主义文学的势头大劲，一时无二。

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两员骁将，龚古尔兄弟的名字也在当时反复被提及，日益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左拉的理论和创作，两兄弟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依然鲜见专论。由于中国学界对于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多是经由日本的渠道而来，他们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认识，受日本理论家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于自然主义的认识和接受，相对于法国自然主义的主流观点有其独特性。他们将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提升为自然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印象派自然主义，并认为它是较之左拉更为“彻底”、“积极的”自然主义的观点。

1921年12月，《小说月报》刊登了日本学者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由晓风翻译。这是一篇关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起源、发展、内部构成、价值论以及在各国文学中的表现等问题的系统阐释文章，对国人的启发和影响很大。文中，岛村抱月援引英国文学家巴林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的说法，将自然主义从描写的方法态度方面分为两类：一是追求纯客观的，即所谓“原始的自然主义”，以左拉、莫泊桑为代表，它“主张写自然的时候，务必使事象都如映射在明镜中一般，换句话说，务求他是纯客观的，纯写实的”；二是有主观插入的，即“印象派的自然主义”，以龚古尔兄弟为代表。印象派的自然主义“把那曾经排斥的作者底主观，仍用或一方式夹插进去；就是把作家感受了自然而得的印象，宛然地表现出来。……主张把感觉界即外物底印象及从外物而生的情趣上的印象两者一并像留声机般表现出来……是非到内外彻底不止的自然主义”。岛村抱月指出，两种派别的统一目的都是求真，区别在于写作时的态度。“原始的自然主义……即要把外来的自然不歪不斜地映写出来，他那态度用意是消极的。他们极力想以无想无念全然空虚的心去迎送事物。因此便产生了排斥技术，排斥主观的倾向。”然而，他认为这在实际写作中并不能彻底完成，作家在描画外在事物时很难完全清空自己的主观思绪。因此，他更为青睐的写作方式是：“要使这思念不来纠缠，只有用不顾知慧细巧而且用要拈出纯粹无垢的或一物态度，应接事物。或竟让事物映射在谦虚而又明洁如镜的心中，平心静气随那印象自由开展。这便是积极的态度。”由积极态度滋生的作品，即为主观插入的印象派自然主义。

当时，国内学者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划分多采纳了岛村抱月的观点，仅在表述上略有区别。如1920年11月，谢六逸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1卷第11号上的《自然派小说》一文，作者即按岛村抱月的分法，将自然主义文学划分为“本来自然主义”和“印象的自然主义”两类，指出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属于后者。文中同时谈及龚古尔兄弟历经数十年完成的巨制《日记》，介绍该书“叙巴黎文学家的生活，记录极为细密。因为龚古尔氏兄弟头脑精敏过人，对于以前的一切人生记录，皆视为伪。因脱弃因袭，编撰此册”。称许此书可称得上是“非伪的人生报告”。但文中误将其创作周期写成1887年至1896年的九年时间。1922年5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发表了同作者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上）一文。其中承续了《自然派小说》一文对自然主义文学派别分类的提法。关于两派各自特点的论述，较之前文更为深入具体，不过仍十分类似于岛村抱月的文章。两个月后，在第7号发表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下）里，谢六逸对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创作又做了具体介绍，但基本是对陈嘏的《〈基尔米里〉译者识》一文的简述，其主要内容、观点几乎与后者完全一致。1922年9月，茅盾（署名郎损）在《“曹拉主义”（今译“左拉主义”——引者注）的危险性》一文中，转述了《西洋小说发达史》中的提法，亦将自然主义文学分为“本来自然主义”和“印象的自然主义”两类。1922年5月，李劼人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中发表了《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文中将自然主义分为三个派别：写实派，包括左拉、莫泊桑等；理想派，包括奥克塔夫·弗朗耶、维克多·切布李尔兹等；印象派，包括龚古尔兄弟、都德等。不过李劼人并未对这种分法做具体介绍，仅大致论述了以左拉为代表的写实派的长处与缺欠，指出它已逐渐衰落。

在鲁迅于1929年出版的《壁下译丛》中，收录了他翻译的日本学者片山孤村的《自然主义的理论及技巧》一文。文中将自然主义分为两类：一是以左拉为代表的“教训底写实主义”，片山孤村认为左拉的著作意在教授实证哲学，并进而怀抱有以唯物论救济国家和国民的抱负；二是以福楼拜、龚古尔兄弟为代表的“纯艺术底写实主义”。片山孤村提出，龚古尔兄弟在创作中表现出了纯艺术性倾向，“是不仅出于无意识底模仿的天性的，也是意识底世界观的结果”。为详加解释，片山孤村引用了美国学者格特鲁德·斯泰因在《论审美的世界观》一文中关于龚古尔兄弟日记的一长段论述。其中提出，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内心极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又与深刻的厌世论相结合，使他们对社会、人生产生了浓重的悲观绝望之感。于是，龚古尔兄弟将人生投入艺术之中，体现出艺术至上的唯美倾向。他们拥有的是这样一种人生观：“在这人生观，艺术是一种手段，即仗着情绪，印象，刺激，战栗（Frissons）来，超出那受了唯物论底解释了的人生的不快，寂寥和无意义的。”

在出版于1925年的《文艺史概要》和经过勘误后1929年出版的《欧洲文艺史纲》两部著作中，张资平对自然主义也大加推崇。他的观点基本与岛村抱月相同，也将自然主义文学划分为“本来的自然主义”和“印象派的自然主义”，且对后一类别另加青眼，称其为“彻底的”、“积极的”自然主义。张资平认为，作家很难如“本来的自然主义”所宣称的那样，以纯客观的态度对待事物，事物也很难真如镜子中的影像一样映在作者心里。而印象派自然主义能够“把已经排斥了的主观用别的形式再采用了。刚库尔兄弟（即龚古尔兄弟——引者注）是最初主张这种方法的，始终以作者之印象为主，合并外物的印象和由外物而生的情趣上之印象，内外彻底的表现出来。所以有人称左拉主义为‘报告的自然主义’，而‘印象派自然主义’为‘彻底的自然主义’”。他认为这两种类别的界限并不分明，只是“由作者执笔当时的态度（即觉悟）而决定的，或倾此或倾彼原无一定。‘本来的自然主义’是想把由外来的自然不歪不曲的映写出来，故其态度是始终消极的。若不勉强去排除主观的分子，只任映到心上来的印象尽情地展开而把他描写出来的态度是积极的态度，这就是‘印象派自然主义’的态度”。张资平同时认为，龚古尔兄弟的小说作品成就并不很高，“他们的艺术注重印象而不顾从前小说所尊重的统一，所以他们的作品多不具小说的体裁。他们所描写的人物映在读者心里不过是那时的一种生活的模型。他们描写时代生活的氛围气比各个性格写得还要浓厚。研究的忠实及文章的精细二点是他们的特色”。

应该指出，《欧洲文艺史纲》对自然主义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谬误。科学精神、追求客观性原是自然主义的基本宗旨，然而张资平却将其与写实主义混淆。他写道：“写实主义之立脚点是自然科学的精神，以正确的描写现实的事实为目的。……对题材完全客观的无关心的写实就是写实主义的缺点，其流弊就是写实派的作品赶不上一个照相机了。”而能弥补这一缺点的，居然被张资平认为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派的作家过于客观，自然主义派的作家则非绝对的客观，也非绝对的主观。从前的理想主义的文艺是偏重主观，其次的写实派文艺则过于客观。自然主义除去此两派的弱点，求主观和客观的合一，换句话说，就是尊重实验的一种新主义。……要言之，写实派是注重纯客观的，自然主义是注重纯经验的。”可见，在张资平看来，注重经验性、加入主观的印象派自然主义才是自然主义的主潮；而那种追求纯客观的写法，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写实主义，都不足取。

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左联开始排斥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中国的热度逐渐式微，之前的接受热情已难觅踪影。只是由于惯性的力量，仍存在一些针对自然主义的褒扬和宣传，也涉及对龚古尔兄弟的介绍，但大都只是对20世纪20年代观点的延续或是稍加完善，如1930年徐霞村编撰的《法国文学史》等，并没有出现思想新颖的论著。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译作出现，如李劼人翻译的《女郎爱里萨》（La Filleélisa）,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1949年以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国内“左倾”思想，以及苏联，尤其是卢卡契“伟大现实主义”文论思想的影响，国内学界普遍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严厉的否定性批判。自然主义在此时被视为一种颓废的、低级趣味的文学，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专注于表现庸俗、丑恶、兽性的内容，不注重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对包括龚古尔兄弟在内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因此陷入沉寂。

直至80年代，中国学界才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重新审视，自然主义慢慢得到了学界的公允评价，对它的译介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深入推进的阶段。但对龚古尔兄弟的研究仍和前期一样，少有系统性的研究，专论匮乏。

从其小说作品的翻译情况来看，据《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我国共出现了以下几种龚古尔兄弟小说创作的译本：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将龚古尔兄弟的《日尔米尼·拉塞徳》（Germinie Lacerteux，郑立华译）、《妓女爱丽莎》（La Filleélisa，王德华、邵元洲译）、《拉福斯丹》（La Faustin，李逢森、黄庆升译）这三部有关女性题材的小说结集出版，题名为《爱海沉帆三女性》。《热曼尼·拉赛朵》后来又有两种译本：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译本，由董纯、杨汝生翻译；二是葛雷翻译的译本，收入柳鸣九所编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1991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纯翻译的《勾栏女艾丽莎》（La Filleélisa）。这一译本后来又与董纯、杨汝生翻译的《热曼尼·拉赛朵》合为一册，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此外，200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罗新璋主编的《龚古尔精选集》。其中全文收录了龚古尔兄弟的《热曼妮·拉赛朵》和《勾栏女艾丽莎》，并摘译了他们1851—1870年的日记及其历史著作的部分章节，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龚古尔兄弟创作的各方面情况。2006年，《新美术》杂志在第5期发表了由缪哲翻译的《日尔米妮·拉赛尔特》序言，以及数则反映龚古尔兄弟美学思想的日记章节。

就研究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有关龚古尔兄弟的研究和论述，一般集中于各种文学史性质的教材或专著中，主要观点也都基本相同。早期的论述多受当时学界对自然主义文学否定性态度的影响，注重批判他们的作品对社会问题没有深入的思考和反映，缺乏现实意义。后期慢慢开始肯定龚古尔兄弟对底层人物的表现、对人类做生理学和病态分析的现代性意义及其文献式小说的价值。

就专论而言，《爱海沉帆三女性》书前附有黄建华撰写的序言《两兄弟与三女性》。该文大致介绍了龚古尔兄弟的生平以及这三部小说的内容，称小说中的三位女主人公都是“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妇女的命运的写照”。此外，文中还对龚古尔兄弟写作的弱点提出以下分析：第一，“他们的现实主义或多或少是旁观者的现实主义。”龚古尔兄弟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审美的“赏玩”心态，缺乏同情心。而他们把小说作为科学研究的热忱，则“抑制了作家的观察和刻画的艺术激情”。第二，龚古尔兄弟在写作上刻意求工，行文细腻，追求新词僻语的运用。这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但之后便慢慢暴露出“雕琢过甚的不自然痕迹”。这样的论述是较为中肯的。

柳鸣九主编的《自然主义》（1988）和朱雯等编选的《文学中的自然主义》（1992）是两部关于自然主义研究资料的合集，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自然主义》一书收录了葛雷翻译的《热米妮·拉赛朵》初版序言，以及罗新璋撰写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龚古尔兄弟》一文，后者对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情况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并将他们的小说创作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历史的、艺术的和病态的。这篇文章经部分修改后，作为编选者序被收入《龚古尔兄弟精选集》中，但基本观点没有过多变化。《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共收录有关龚古尔兄弟的文献资料五篇：《热米妮·拉赛朵》初版序言、给左拉的两封书信、《臧加诺兄弟》序言、《亲爱的》序言以及诺维科夫对龚古尔兄弟的研究文章《“我们既是生理学家，又是诗人”》。诺维科夫在文中辨析了龚古尔兄弟的人道主义思想、贵族态度、对18世纪的迷恋、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科学态度和美学观等，将龚古尔兄弟作品的美学特征概括为“生理学诗化”。

1999年，郑克鲁先生发表了《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创作》一文，这是新时期唯一一篇在期刊发表的关于龚古尔兄弟文学研究的专题论文。郑克鲁先生提出，作为自然主义的先驱，龚古尔兄弟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如《热米妮·拉赛朵》中有关女仆的堕落的记述等。同时，他们注意研究生理病例，以此探索人物行动的原因，认为这样做才符合科学。此外，他们也注重搜集材料，从现实生活中撷取题材。他们还爱好绘画艺术，由此而采用“艺术笔法”从事小说创作，笔触精细优美，在表达效果上却显得纤弱。

2004年，高建为教授出版的《自然主义诗学及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一书也列了专章对龚古尔兄弟的创作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并以《热曼妮·拉赛朵》为例，深入探究了他们与左拉的区别：其一，龚古尔兄弟在小说创作中虽然力图以历史手法书写现实，但实际上仍未能“摆脱叙述人出现在作品中的传统，自己作为讲故事的人屡屡出面”。虽然他们为了达到客观性，叙述人的讲述往往以一种冷漠的笔调道出，然而事实上却造成了艺术效果的死板单调。左拉则注重在叙述中隐藏叙述人的视角和态度，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客观性。其二，龚古尔兄弟的小说缺乏左拉作品中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可以使作品增强生命的活力与感染力。其三，龚古尔兄弟对于写作禁区的突破，不如左拉大胆直率。因而他们对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推进，没有做出像左拉那样重要的贡献。

近年来，也有学者注意到龚古尔兄弟写作中的颓废倾向。在出版于2012年的《颓废主义文学研究》一书中，作者薛雯即把《热曼妮·拉赛朵》视为颓废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薛雯认为，龚古尔兄弟“对于个人堕落和毁灭的兴趣，几乎是唯美化的”；他们之所以在写作中运用医学、科学的分析手法，是意在“借这种中立的态度，以达到忠实地、大量地表现对象污秽细节以引发新的感觉的目的”。与自然主义文学仅表现病态的表象不同，龚古尔兄弟的作品要越过病理学的层面，对病态美及其所引发的艺术感觉进行更进一步的挖掘。在这个意义上，龚古尔兄弟的创作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具有了显著的区别。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数篇有关龚古尔文学奖的情况的文章，因为该奖项设立于龚古尔兄弟去世之后，与他们本人并无太大关系，在此不做涉及。

另据CNKI博硕士论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至2012年为止，国内尚未出现以龚古尔兄弟为主要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仅有一部，为首都师范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张羽所作的法语论文《文化生活的见证——历史视角下的〈龚古尔日记〉》（Témoignages d‘une vie culturelle——le Journal des Goncourt vu sous l'angle historique）,2011年完成。这部论文主要关注龚古尔兄弟日记的文化史价值，研究日记中对有关法国社会的历史，尤其是文化生活和文人交往情况的记录和思考。

（二）国外研究综述

与国内学界情况相比，国外对龚古尔兄弟的研究开端较早，研究角度也更为开阔全面，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具体来看：

由于龚古尔兄弟在19世纪的法国拥有独特的文坛地位和丰富的社交经历，许多学者对作家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由此出现了多部全面反映龚古尔兄弟生平的评传类著作。阿利多·德拉桑（Alidor Delzant）的《龚古尔兄弟》（Les Goncourt）（1898）一书是最早的关于龚古尔兄弟的评传，埃德蒙在世时便已出版。弗朗索瓦·福斯卡（François Fosca）的著作《埃德蒙与于勒·德·龚古尔》（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1946）是较为杰出的一部传记。该书肯定了龚古尔兄弟作为艺术家、历史学家、小说家和革新者的意义，并着重强调龚古尔兄弟卓越的艺术天分，以及他们对18世纪法国艺术史的贡献。行文中，作者还不时掺入有趣的轶事，生动地再现了龚古尔兄弟及其时代的风貌。法国作家安德烈·比利（André Billy）撰有两部有关龚古尔兄弟的传记作品：《龚古尔兄弟》（Les Frères Goncourt）（1954）和《龚古尔兄弟的生平：序〈埃德蒙与于勒·德·龚古尔的日记〉》（Vie des frères Goncourt, précédant le Journal d'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1956）。前者于1960年由玛格丽特·肖恩（Margaret Shaw）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罗杰 · L．威廉姆斯（Roger L.Williams）的《恐惧生活：夏尔·波德莱尔、于勒·德·龚古尔、居斯塔夫·福楼拜、居伊·德·莫泊桑与阿尔封斯·都德》（The Horror of Life:Charles Baudelaire, Jules de Goncourt, Gustave Flaubert, Guy de Maupassant, Alphonse Daudet）（1981）是一部方法独特的评传。作者将医学研究法纳入传记写作中，结合大量的医学报告、日记、信件、历史记录和学术专著等材料进行研究，提出这几位作家由于长期的生理病痛与早年的不幸经历，使他们（除都德外）都对现实有极深的幻灭感，对未来充满绝望，相信生活毫无快乐幸福可言，而是无用、单调、空虚的，因此纷纷投向艺术的怀抱，让艺术取代生活成为自己的安身之所。

日记作为龚古尔兄弟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学财富，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学界的关注点主要包括：首先是龚古尔兄弟日记的历史文献价值，如贝克·乔治·J.（Becker George J.）的《龚古尔兄弟日记里围困中的巴黎》（Paris under Siège,1870—1871:From the Goncourt Journal）（1969）一书便以日记为历史文本，考察龚古尔兄弟对1870—1871年巴黎公社活动情况的记录和思考。阿克塞勒·普埃斯（Axel Preiss）的文章《龚古尔日记中的轶事》（L'Anecdote dans le Journal des Goncourt）（1990）则考察了日记中对同时代人生活风貌的记录。此外，还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如1972年于日内瓦出版的《龚古尔日记词典：对19世纪第二帝国时期法语历史的贡献》（Lexique du Journal des Goncourt:Contributionàl'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caise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du l9esiècle）和希尔瓦·迪斯格尼（Silvia Disegni）的文章《龚古尔日记中的现在时》（Le Temps présent dans le Journal des Goncourt）（2007）等。还有许多国外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龚古尔兄弟日记中的作家作品批评，将日记中龚古尔兄弟有关某作家的评论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分析，形成专论。重要的文章有唐纳德·司什尔（Donald Schier）的《龚古尔日记中的伏尔泰和狄德罗》（Voltaire and Diderot in the Goncourt Journal）（1965）、让—雅克·朱利（Jean-Jacques Jully）的《龚古尔日记中的斯丹达尔》（Stendhal dans le‘Journal'des Goncourt）（1989）、安妮·尤博斯菲尔德（Annie Ubersfeld）的《龚古尔日记中的圣伯夫》（Sainte-Beuve dans le Journal des Goncourt）（2000）等。

就国外学界对龚古尔兄弟的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批评研究而言，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总结。

第一，从龚古尔兄弟创作的现实性角度，揭示他们在题材上的突破意义，并进而发展为肯定他们对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文学的开拓之功。在《热曼妮·拉赛朵》问世之初，左拉、雨果、福楼拜等人即纷纷撰文，称赞他们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入挖掘与真实描写。福楼拜声称：“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从未如此明确地被提出来。”雨果也在致龚古尔兄弟的贺信中不吝溢美之词：“你们的书与贫穷本身一样冷酷。它具有这种伟大的美：真实。你们探及了事物的最底部，这是你们的责任，也是你们的权利。”于勒·勒迈特（Jules Lemaître）更将这部小说与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相提并论，称作品中对热曼妮这一人物的塑造，在揭示其人性丑陋的过程中，又表现了她纯洁真诚的自我牺牲。热曼妮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的复杂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让人不由产生深刻的同情，堪与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相媲美。左拉更是自称为龚古尔兄弟的“崇拜者和弟子”，称赞龚古尔兄弟的小说体现了新文学的特征：“探求充分的人性”、“不掩盖人的尸体”，应当把它“当作一面旗帜来高举”。在他的《实验小说》中，左拉更是反复引证龚古尔兄弟的创作与文学思想，用以解释自己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声称龚古尔兄弟对于真实性和人文文献材料的重视，“就是我们用于一切环境和一切人物的工具和自然主义公式”。关于龚古尔兄弟创作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维度的分析，还见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雷内·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以及伍德·J.S.（Wood J.S.）的《龚古尔兄弟与现实主义（1860—1870）》（Les Goncourt et le Réalisme,1860—1870, 1949）、理查德·B．格兰特（Richard B.Grant）的《龚古尔兄弟小说中的幻想与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 in the Goncourt's Novels,1970）、罗伯特·德·菲利斯（Robert de Felici）的《埃德蒙·龚古尔戏剧诗学中的想象与自然主义》（Fantaisie et Naturalisme dans la Poétique dramatique d' Edmond de Goncourt,2001）等。

第二，在文坛肯定龚古尔兄弟对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描写与深入挖掘的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家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批评，指责他们的写作一味追求对社会的丑陋和阴暗面的表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他们的《文学家》刚出版时，当时著名的评论家朱尔·雅南（Jules de Janin）便在1860年1月30日的《争论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负面书评，称这部作品只表现了文坛的卑劣与腐败，缺乏正面积极的描写，是对文学界的恶意污蔑与诽谤。而《热曼妮·拉赛朵》问世后，类似的批评更是不绝于耳，抨击它通篇充斥着“细节泛滥、胡编乱造的秽言亵语”，代表了“文学的腐臭化”。直到20世纪初，法国学者欧内斯特·赛里埃尔（Ernest Seillère）在《道德家龚古尔兄弟》（Les Goncourt Moralistes,1927）中仍延续前人的观点，指责龚古尔兄弟患有与缪塞类似的颓废的“世纪儿”病症，认为他们对人物病态心理的精确描写，具有令人不满的不良道德影响。

第三，社会历史批评在龚古尔兄弟研究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较早的有匈牙利文论家卢卡契、萨特等人，他们往往在分析福楼拜、左拉等人的创作时，将龚古尔兄弟作为情况相似的作家并举，指责他们的创作与时代、社会相脱离。卢卡契在《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1936）中，提出左拉、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人拒绝参与资产阶级生活，缺乏深刻的生活体验，从而使得他们的创作存在着过于注重描写，以致丧失了叙事统一性的问题。萨特在《家庭中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L'Idiot de la Famille:Gustave Flaubert de 1821 à1857）第三卷（1972）中指出，包括龚古尔兄弟在内，与福楼拜同时代（主要指第二帝国时期）的诸多作家在社会中都有一种深广的失败感：经济的失败、社会身份的失败、情感和性的失败、艺术作品本身的失败等。萨特认为，正是这种种的失败结合起来形成了这些作家自我认识上的贵族化倾向。经济上的失败意味着不向市场屈从，意味着其写作的无功利性和纯粹性；从社会身份上来说，这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而是将自己视为超脱于生活和环境的贵族；在情感和性方面，这些作家憎恶女性，因为与她们的关系让自己耗费了艺术灵感和激情；作品不受读者欢迎则代表了他们对民众低俗趣味的拒斥，代表了在语言和风格上的排他性和艺术性。这些作家凭此得以像浪漫派作家一样与社会保持距离，用贵族的眼光俯视并抗拒自己的时代。在《什么是文学》（1947）一文中，萨特再次批评这些作家对民众缺乏同情，他们在文学上所要求的创作自由，表面上顺应了公民要求政治自由的历史潮流，其实与无产阶级的深切要求毫无共同点。他认为，龚古尔兄弟的“艺术家笔法”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一种脱离读者心理的文学风格，只关注自身的形式，致力于雕琢技巧，尽管他们以普通民众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在文学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但在表现方式上的雕琢又导致它无法满足普通民众的阅读要求，这既使得他们的作品缺乏对社会生活内容的深刻挖掘与思考，又使其失去了最广大的读者。

保罗·布尔热同样注意到了龚古尔兄弟创作中注重细节描写、忽视挖掘社会问题的特点。不过布尔热对此持赞赏态度，提出这种他称为“颓废风格”的文学形式正对应于当时的颓废社会，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布尔热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颓废社会，社会机体的各细胞趋于独立、分散，呈现“无政府”状态。这个时代孕育出的颓废艺术拥有极为“个人主义”的表现形式：“所谓颓废风格，即为书页的独立腾出空间而书的统一性消解，为句子的独立腾出空间而书页的统一性消解，为语词的独立腾出空间而句子的统一性消解。”他认为这种颓废风格代表了文学现代性的趋向，龚古尔兄弟则正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他乐观地认为，他们的艺术“将在五十年后被普遍认可”。

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基于社会学立场的文学批评蔚为大观。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学场域以及运行其中的种种物质与象征权力，对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人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习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阐述。斯蒂芬妮·夏波（Stephanie Chapeau）的《龚古尔兄弟的艺术家观念（1852—1870）》[La Notion d'Artiste chez les Goncourt（1852—1870）, 2000]，同时从“艺术家生理学”和“艺术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出发，指出身为艺术家的龚古尔兄弟所具有的敏感性、易怒、神经症与智慧，在面对社会的严厉道德规范体系时，发展出了对于社会的厌倦感与忧郁症，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在各种社会交往——包括家庭、爱情、职业、同行、民众等——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边缘化倾向。夏波提出，时代生活与生理病症孕育了龚古尔兄弟身上复杂的悖论与二重性：他们品格高尚同时又是唯快乐论者；怀恋旧时代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兼具男女双性气质等。她认为这些双重性特质是龚古尔兄弟创作思想现代性的根源。2005年出版的《世纪中的龚古尔，“龚古尔”的世纪》（Les Goncourt dans leur siècle.Un siècle de《Goncourt》）是一部关于龚古尔兄弟与龚古尔文学奖研究的论文集，其中上篇《世纪中的龚古尔》中收入的《龚古尔兄弟与出版商：人物群像》（Les frère Goncourt et leuréditeurs:portrait de groupe）、《龚古尔兄弟与谈吐趣味》（Les Goncourt et le goût de la conversation）、《雷翁·布罗伊：解读龚古尔兄弟》（Léon Bloy, lecture des Goncourt）等文章，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当时的文化市场、龚古尔兄弟与同时代文人的关系、他们如何通过文字与自身行为来影响时代审美以复兴18世纪美学等。

第四，从艺术形式方面批评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创作。其中“艺术家笔法”（l'écriture artiste）是龚古尔兄弟在写作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也是研究最为集中、充分的地方。理查德·A．阿尔特塞勒（Richard A.Hartzell）的《艺术家笔法：龚古尔兄弟作品中的绘画与印象派技法》（L'ècriture artiste:Techniques Picturales et Impressionnistes dans L'æuvre des Gon-court,1983）是一部系统论述这种写作风格的专著，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此外，还有Suzanne Abitbol.Hershfield的著作《埃德蒙与于勒·德·龚古尔（1830—1870）：艺术写作或逃避在风格中》（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l'ècriture artiste, ou, l'èvasion dans le style,1984）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具体研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认为龚古尔兄弟的“艺术笔法”的主要特点包括：绘画式的描述、注意感受并表现瞬间的印象、注意对外界的色彩作主观性表达、去情节化、片段化、新词或罕见句式的运用与表达等。同时，研究者也大都肯定龚古尔兄弟的这种写作风格自成一派，并广泛影响了与其同时代及后世的许多作家，甚至在当时形成了一股艺术化写作的风潮，将绘画这门视觉艺术与文学这门语言艺术以一种审美的方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融合。

第五，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兴起后，运用性别、种族主义等话语体系来研究龚古尔兄弟的批评文章也较为常见。龚古尔兄弟对19世纪女性的敌意与反犹思想成为这些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学者们一般认为，龚古尔兄弟对当时女性的态度是不信任的、排斥甚至是惧怕的，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具有危害性，表现出人性的种种缺陷，而这往往是其自身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所产生的厌恶心理的一种外在投射。玛丽·利斯顿（Mairi Liston）在《戏剧的交点：一篇龚古尔兄弟的日记（1862.3.1）》（Theatrical Intersections:an Entry from the Goncourts'Journal,1 March 1862, 2009）一文中指出，龚古尔兄弟的日记追踪了当时法国社会中妇女力量的日益增长，并将其视为社会面貌发生变化的一种象征。龚古尔兄弟对此表现出既赞赏钦佩又惧怕厌恶的情绪。科特讷· A．苏里瓦（Courtney A.Sullivan）在《“灼烧伤口”：龚古尔兄弟与欧仁·苏笔下作为第三等级的“娇媚少女”》（“Cautériser la plaie”:The Lorette as SocialⅢin the Goncourts and Eugène Sue,2009）一文中比较了妓女形象在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娇媚少女》（1853）和欧仁·苏的同名作品（1854）中的表现，提出他们都让妓女承载了作家自己对传染病和社会动荡的不安，偏执地认为正是妓女造成了社会病的爆发。帕特西娅· A．马克伊恩（Patricia A.McEachern）在《圣母与野兽：十九世纪法国叙事中的圣母意象与兽性形象》（La Vierge et la bête:Marian Iconographies and Bestial Effigi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Narratives,2003）一文中将龚古尔兄弟的《费罗曼娜修女》（1861）放在法国19世纪圣母崇拜思想盛行的背景下考察，认为文本中的费罗曼娜本来具有兽性倾向，而她进入修道院后则逐渐呈现其人性中圣母的一面，获得了病人的好感和尊重。作者提出，这种在作品中对女性形象作圣母或野兽的划分，反映出当时法国社会对人性中兽性倾向的普遍恐惧。詹尼弗·福瑞斯特（Jennifer Forrest）在《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的风趣、格调和审美超脱的怀恋：龚古尔兄弟关于十八世纪艺术和妇女的历史著作》（Nineteenth-Century Nostalgia for Eighteenth-Cen-tury Wit, Style, and Aesthetic Disengagement:The Goncourt Brothers Histories of Eighteenth-Century Art and Women,2005）中则指出，尽管龚古尔兄弟在小说和日记中表现的19世纪女性都显得惹人厌恶，但他们在自己的历史著作《玛丽—安托瓦内特传》（1858）中却塑造了一位极其高雅的女性形象。两兄弟甚至认为18世纪的女性令人赞赏地主导了当时极具民族特色和艺术气息的法国社会与文化。相关的研究还有米歇尔·赫斯博（Michèle Respaut）的《男性的注视，女性的身体：龚古尔兄弟的〈热曼妮·拉赛朵〉》（Regards d'hommes/Corps de Femmes:Germinie Lacer-teux de Frères Goncourt,1991）、尼克尔·俄德尔曼（Nicole Edelman）的《龚古尔兄弟、女性与歇斯底里》（Les Goncourt, les Femmes et l' hystérie,2004）、郝杰·肯普（Roger Kempf）的《龚古尔兄弟对妇女的厌恶》（La Misogynie des Frères Goncourt,2004）等。

龚古尔兄弟在日记和小说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犹思想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龚古尔兄弟》一书中，安德烈·比利认为，如埃德蒙·龚古尔自己所说，龚古尔兄弟对犹太人的敌视只是理论上的（l'ennemi théorique），他们在与犹太人的现实交往中仍是非常友好的。而《冒失的龚古尔兄弟》（L'Indiscrétion des Frères Goncourt,2004）一书的作者郝杰·肯普（Roger Kempf）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专列了一章讨论这一问题，提出埃德蒙所谓的“理论上的敌视”，在龚古尔兄弟那里，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敌意”（une hostilitéinconditionnelle）。他认为龚古尔兄弟对犹太人的偏见久已有之，在日记中龚古尔兄弟曾多次讥讽、抨击过犹太人的丑陋、贪婪、狡诈、背叛……他们惧怕犹太人会侵吞法国的财富，用金钱去奴役那些贫困的天主教徒。贝尔·道瑞安（Bell Dorian）则通过文本分析来解读这一问题，他从龚古尔兄弟的反犹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小说《玛奈特·莎洛蒙》（1867）入手，在《作为模特的犹太人：龚古尔兄弟的〈玛奈特·莎洛蒙〉中的反犹主义、美学与认识论》（The Jew as Model:Anti-Semitism, Aesthetics, and Epistemology in the Goncourt Brothers’Manette Salomon,2009）一文中提出，这部小说的反犹思想与作家的美学观念在各个方面都完美地互相调和在一起。譬如龚古尔兄弟认为犹太人贪图利益的特点将破坏艺术的绝对性，而正是这一点最终损伤了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艺术水准，导致了他事业的惨败。

龚古尔兄弟非常注重艺术品收藏和室内空间装饰的审美功能。在《艺术家之家》（La Maison d'un Artiste,1881）的序言中，埃德蒙曾提出：“在当代，物品已经通过现代文学中的描述，与人类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人的一生正是在物的包围中度过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写作物的回忆录呢？”这部作品即是一部物的回忆录，是埃德蒙为两兄弟家中的艺术品收藏所撰写的“物的叙事”。就这一问题，近年有一些学者开始以两兄弟的日记和埃德蒙的《艺术家之家》为分析文本，从装饰美学的角度分析龚古尔兄弟的美学思想。相关的研究包括马林·子姆（Malin Zimm）的《室内作家：龚古尔兄弟与于斯曼的无情节室内叙事》（Writers-in-residence:Goncourt and Huysmans at home without a plot,2004）、于里埃·辛普森（Juliet Simpson）的《埃德蒙·龚古尔的“装饰”：关于“艺术之家”的象征性》（Edmond de Goncourt's Décors—Towards the Symbolist Maison d' art,2011）、亚纳尔·莫塞克·沃特森（Janell.Mosaic Watson）的《19世纪法国室内装饰中的微政治》（The micropolitics of home decorating in 19th-century France,1998）等。

在博硕士论文的写作方面，据PQDT数据库的统计，从1937年至2009年，国外以龚古尔兄弟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约有24篇，硕士论文4篇。研究内容涉及龚古尔兄弟的小说、日记、“艺术家笔法”、在欧洲文化界对18世纪艺术和日本风格的介绍和推广、作品中呈现的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文学与绘画领域的跨界问题、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比较等。

此外，“龚古尔兄弟之友”协会（Sociétédes Amis des frères Goncourt）所主办的网站http://www.goncourt.org，对于研究者了解国外有关龚古尔兄弟的研究情况也很有帮助。该网站提供了有关龚古尔兄弟所有作品的出版情况，生平与创作概况，以龚古尔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索引、一些较难得到的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全文（如《一八五二年沙龙》、《一八五五年绘画展览》）及其批评情况等。不过该网站资料更新较慢，许多数据还停留在2004年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该协会自1994年起，每年都会推出一本年刊《埃德蒙与于勒·德·龚古尔笔记》（Cahiers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该年刊的文章往往是专题性的研究，如2008年的主题是有关龚古尔的道德观，2007年则是龚古尔与波希米亚文艺界等。网站还提供了该年刊1994—2008年的文章目录。

综上所述，国内对龚古尔兄弟的研究，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当代的研究现状来看，都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两兄弟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专题研究非常匮乏，仅有的论文也大多停留在对他们生平和创作情况的介绍，对其作品的引进、翻译较少，研究并不系统，结论也多有雷同。这里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荒落之地。较之国内，国外学界对龚古尔兄弟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研究视角也颇为多元，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统观现有的研究成果，整体上仍存在两方面的缺憾：其一，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将龚古尔兄弟作为福楼拜、左拉等作家的同道者进行整体论述，对两兄弟自身诗学思想与实践的独立研究较少，抹杀了龚古尔兄弟创作中存在的有别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属性的独特风格，以及他们为推进19世纪法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其二，以第二帝国时期为背景，对龚古尔兄弟在文学领域的先锋性探索，尤其是该时期两兄弟富有特色、也较为成熟的小说诗学和小说创作等问题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基于此，本书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首先，目前学界对龚古尔兄弟诗学思想与创作的专题研究较为薄弱，本书希望从两兄弟的原始文本出发，结合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情况，对龚古尔兄弟共同创作时期的诗学思想与实践做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次，鉴于龚古尔兄弟在情绪上流露出对18世纪的留恋和对19世纪的厌恶，在创作上则又自觉追求对现代社会特征的表现，因此，本书把他们的创作过程还原于第二帝国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他们的创作与时代环境之间既疏离超脱又依附共生的张力。最后，本书在内容上注重围绕法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这一话题，突出龚古尔兄弟的小说诗学和创作实践的革新性及其引领时代方面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