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学变革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一 传统史学的变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一方面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逐渐走向解体，就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另一方面，内忧外患的双重煎迫引起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忧虑和深思，要求当世学风的变革。脱离现实、日趋烦琐的考据学日益受到批判，由庄存与复活的《春秋》公羊学在嘉道年间崛起并逐渐走向兴盛，治史成为一时风气，形成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学繁荣。

面对亘古未有的社会剧变，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在“开眼看世界”和“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影响下，晚清史学开拓出了新的领域。无论是研究的范围、内容乃至重心，都出现了新的趋势，突破了传统学术格局，踏上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史学研究视野由内向外，出现了梁廷枏《海国四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王韬《法国志略》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述。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在撰著意识上，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和命运的估量，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

其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兴盛。姚莹《康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著作“以考古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由叙沿革转向重实用，涉及对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这两股史学思潮的奔腾、激荡，都同时代的脉搏发生着共振。”

此外，还出现了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等与现实密切相连的当代史著和鸦片战争史著，史学研究的重心从古代转向当代。

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史学，表现出史学与时代和现实的密切结合，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学被称为“经世史学”。但这种经世，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彰善瘅恶”“彰往查来”“资以借鉴”的史学经世，其中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史学救国”的思潮，反映出19世纪后期史学领域内发生的鲜明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以往限于传统社会，以帝王将相为考察对象的旧的史学格局被打破了，史学的研究中心由古代转为近今，史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由国内拓展至国外，中国史学开始面向世界，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出现的最早变革，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晚清史学的变革是在外力压迫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史学进行自身调整的结果。但这些变革，主要由治史指导思想的根本变化带来，“对于历史学本身，还没有提出除旧立新的改造方案”。或者说这些变革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作的内部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史学的模式。更大的变革的到来，是此后“新史学”思潮的兴起。

二 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天朝大国”的门户，同时，也揭开了近代东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理论也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史学理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大约开始于19世纪末。其最初并不是通过史学本身，而是夹杂在与史学理论有一定关系的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译著中带入。鸦片战争后，西方社会学，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是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ote,1798—1857），经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包括人类学、人种学以及历史发展总理论的包罗万象的学科。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所以这种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为宗旨的理论和方法很快就被引入了史学领域，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成为19世纪后期西方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19世纪末，这一新兴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1882年，颜永京翻译出版了斯宾塞（其序言中称为文本守）所著《肄业要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斯宾塞思想的重要开端。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盛赞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精深微妙，繁富奥衍”，称其“宗天演之力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还极力推扬说：“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达尔文的进化论最初通过传教士的译作引入中国。187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和中国学者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就提到了“物种可变”说，此后傅兰雅《格致汇编》、丁韪良《西学考略》中也有一定的介绍，但当时这种理论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的姿态出现，还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进化论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严复。他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也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内容。严复介绍说：“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他还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到人类社会中，指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普及读物。译文先是在《国闻报》上分期刊出，1898年，又以《天演论》为名，正式出版。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并未采取忠实于原著的态度进行直译，而是有意识地将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法则”糅合在一起，“取便发挥”，对原作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大力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中对循环论和天道不变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批判，反复强调宇宙和社会处于进化发展之中，“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天演论》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进化论的传播，使国人对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顾颉刚指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

此外，孔德以来社会学倡导的实证方法、比较历史方法以及广泛吸取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民俗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主张，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思想的正式冲击，始于19世纪末斯宾塞《肄业要览》一书的流传。其中对旧史学进行的系统批评，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20世纪初年，中国迎来了西方史学理论输入的第一次高潮，一些新型报刊如《湖北学生界》《留学译编》《汉声》《学报》等都有栏目专门介绍近代西方史学思想。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1859—1936）《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1839—1931）等人有关论著编译的《史学概论》,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1859—1945）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1903年便有六种版本。1903年，英国学者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也被译介到中国，20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即主要来自这部著作。这部著作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

20世纪初，各国文明史学，特别是日本文明史学的传入，对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本明治初年，在欧洲启蒙思想和文明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编写文明史的热潮。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为宗旨，在史学界高树“文明开化”的旗帜，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1897年，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中提到了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略史》、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等文明史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东籍月旦》，介绍日本的学术书籍。其中提到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文明史》，家永丰吉与元良勇次郎合著的《万国史纲》，永丰秀树所译的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日本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多部日本人著译的“文明史”，并倍加推崇。他盛赞《万国史纲》“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故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称基佐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批评中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因而“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认为“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

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译介日本文明史著。自1901年到1903年，中国人编译或翻译的日本文明史有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普通学书室译，普通学书室1901年12月版），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刘陶译，广智书局1902年4月版）,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2月版），元良勇次郎、家永丰吉《万国史纲》（邵希雍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6月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译，上海竞化书局1903年5月版）, 《东洋文明史》（萨幼实译，支那翻译会社1903年8月版），高山林次郎《西洋文明史》（支那翻译会社译，文明书局1903年8月版），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译，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等多种。其中既有中国史著，也有世界史著。这些以近代史学观念编写的历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和战争史，将历史书写范围扩展到宗教、哲学、风俗、文学、美术、建筑等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文明史学主张探讨历史因果关系，从世界史的角度叙述国家文明的发达状况，给国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文明史传入后，被视为一种新的史学体裁，梁启超称之为“史体中最高尚者也”。谢无量则说：“吾国数千年不知有新史体，由左丘明至于今，所以为史著者交错相，不可悉纪，学者头白而不能究。”主张采用“文明史体”论述历史“盛衰兴坏之故”以及文明变迁之大势。文明史学的传入，对中国近代的新史学思潮起到了推进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人将此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并称，认为：“支那向无文明史之体，迩来东西新思想渐次输入，乃有著译文明史者。若饮冰子《新史学》等，实可谓史界革命家也。”

近代传统史学的变革与西方进化论、史学理论的输入，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