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也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质，在于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这一特质研究历史的中国史学队伍及其成果，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出现，能够得以建立、形成并不断发展，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当时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

具体说，有四个要点：（1）晚清民初资产阶级史学的最新成果“新史学”，为它奠定了学术基础与平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2）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改变；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为标志，中国的政治生态及文化、思想环境，也发生了形态性的转向。国际、国内两大因素相互作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提供了时代基础和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上述国际、国内两大因素在思想文化领域分化及深入发展的结果。（3）作为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领导下的新生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直接指导了大革命运动，大革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态势，直接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4）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一大批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涌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

由上述四点可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后，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互动中逐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

下面简要说明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晚清“新史学”的关系。因为，只有把握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才能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内在理路。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整体社会形态的转向，古老而悠久的中国史学也开始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初期以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为代表，中期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为代表，最后于20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新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史学”的领军人物虽然以资产阶级改良派（如梁启超、夏曾佑）为主，但革命派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新史学”代表了晚清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新史学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逻辑的起点和学术的基础。如果没有“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要直接面对封建旧史学，就会付出更多艰苦的工作。有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可以直接超越封建旧史学，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学术与思想起点上，实现更高程度的超越。

第一，“新史学”已经具备晚清时期最完备的世界眼光，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相衔接。从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人开始，进步的中国史家即开始以一种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其后，从世界性的眼光出发，成为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人著作的共同特点。正是他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开创了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是竭尽全力地吸收世界历史知识，总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和全球大势变动的格局中予以思考和观察。从此，在史学观念上，中国与世界无法再分离。这种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学观念上的一场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一种立足于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学。

第二，“新史学”是以“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实践性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的品格相衔接。从产生根源上说，“新史学”乃出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相逼相迫”，并不是从书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的。所以，“经世致用”、爱国图强是自龚自珍到梁启超一以贯之的主题。“新史学”家们深刻思考国家民族命运，尝试着从历史中寻找使祖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努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继承的重要遗产，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启示和方法意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史学，是应时而起的史学，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史学。

第三，“新史学”家所尊奉的进化史观，虽然与唯物史观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信人类进步、追求人类进步、构建历史分阶段演进模式的属性相衔接。当然，在不同的新史学家身上，对进化史观的尊奉程度是不同的，进化史观本身也颇多缺陷（如单线一元性、简单化等等）。还有一些新史学家最后放弃了进化史观。但是，总体上看，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主要是在晚清时期），进化史观是新史学家们整体上的价值取向。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遵奉的唯物史观，同样是一种进步史观。

第四，“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衔接。“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人曾经提出“史学革命”口号，并且与当时的今文经学思潮、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相配合，汇合成晚清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的巨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前人“革命”的基础上继续“革命”，在封建史学日益没落和边缘化的基础上使其愈加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向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使其继续前行，实现超越。

第五，“新史学”家“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鼓动史学通俗化、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治史的特性相衔接。“新史学”从“历史哲学”到编撰理论，都增加了许多旧史学不具备的内容，许多西方的历史著作、历史理念、历史话语，被介绍引进到中国的历史学当中。这些理念与话语，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平台和基础。

所以，就学术流变而言，“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做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不消说，梁启超等人在建构“新史学”的过程中，不仅曾经提到马克思，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学说有所认识和介绍，已经接触到唯物史观。

正因为“新史学”的巨大历史进步作用，所以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对其予以积极评价。比如郭沫若，对王国维就评价甚高。

但是，“新史学”无法自发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还是一种形式主义史学，思想源流庞杂而多元，许多见解也偏激而错谬。由于它不懂得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不懂得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去阐释历史，因此，它“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对历史主体背后的诸多“奥秘”，只能触及，无法揭示。这样，它虽然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却只能徘徊于门外，进而抵触与抵制，非但不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还会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愈加背离。因此，辉煌期过后，当更大的社会变局到来时，“新史学”立即与时代脱钩，成为明日黄花，落在了时代后面。一方面，在史观上逐步走向相对主义，直至与唯物史观直接冲突；一方面，在研究领域上逐步向历史考据及所谓“纯学术”的方向退缩，不复当年的宏大气魄与气象。故而，就连新兴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开始批判它。新史学被更新形态与样式的史学所代替，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