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苦闷灵魂的生命追问

跟踪《弥留之际》排练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田本相先生的文学文本到王延松导演的舞台文本——转化的必要条件都有哪些，或者说，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转化的实现？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点，或说王延松做这部戏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对田先生剧本的判断与认同，即田先生剧作中深蕴其间的生命的温度甚至热度，以及对曹禺苦闷灵魂的深度触摸与追问。

正因为有了对剧作家的尊重、对剧本的判断与认同，才有以后王延松舞台创作中的“诗意”与“独白”。

“诗意的独白”是王延松导演《弥留之际》的首要策略，也是他用戏剧解读晚年曹禺生命状态的创作路径，同时也是他排练中的“贯穿动作”和指导思想。王延松的这个导演策略始终贯穿于调整文本和排练的各个阶段。

当然，在排练中，导演的视界和策略不仅仅是自己的眼光和趣味，而是时时刻刻与剧本、剧场和观众联系在一起，被不断更新、不断升华的视界滋养。作为综合艺术，这个视界的达成还依赖于整个剧组的聪明才智和密切合作。对学生为演员主体的学校排演而言，更有赖于学生演员在导演和剧组教师的统率下，在排练场上，师生间的共同的尝试、探险和创新。

1．苦闷的灵魂

话剧《弥留之际》是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先生的话剧处女作，发表在2010年第9期《剧本》杂志，同期刊出《深挚的怀念—— 〈弥留之际〉写作后记》。文中，田本相说，“这是我对曹禺先生深切怀念的一篇纪念文字”。正如研究曹禺是田本相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也是必然一样，这部剧本的创作也是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又暗含着诸多必然性。

在《曹禺给田本相的信——写在前面》中，田本相写道：“就学术经历来说，近二十年，我几乎把我研究时间的一半都奉献给曹禺先生了。一个人的生命同另一个人有着如此长久的精神的交流和神会，也是十分难得的啊……”正如早年，冥冥中，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把田本相拉向曹禺身边，同他一起探索美妙的戏剧世界；古稀之年，也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召唤引领田本相走向曹禺的内心深处，以文字创造了一个诗意的戏剧文本。

《弥留之际》的创作还有一个外力的推动。在田本相的力作《曹禺访谈录》出版之后，该书“序言”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方梓勋建议田先生根据这部访谈录写一个剧本。方梓勋的话深深触动了他，在《深挚的怀念—— 〈弥留之际〉写作后记》中，他写道：“从此，对曹禺先生的再认识再思考，以及对剧本的构思就成为我的一个心结。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应该写，我一定写，一定写出我的思念、我的崇敬、我的深情，我对曹禺先生的再思考。”

“这就是《弥留之际》写作的动因。”看似偶然，却也是田本相几十年严谨治学和辛苦劳作后的又一成果，是他以剧本创作的方式向曹禺致以的崇高敬意和深挚缅怀，更是田本相几十年对戏剧的热爱，特别是与曹禺亲密接触、笔耕不辍、深入钻研后的水到渠成。

在当代中国众多从事曹禺研究的学者中，田本相毫无疑问是其间的翘楚。其严谨求实的治学方式、深远敏锐的研究眼光和诚实可信的研究成果，在当代学界几乎无出其右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截至1986年年底，田本相共发表（出版）有关曹禺研究的著述18篇（种），数量居同时期个人曹禺研究成果之冠”。《曹禺剧作论》既是田本相曹禺研究的开端，也是当代曹禺研究中的拓荒之作。以此开启曹禺研究，田本相的研究起点不可谓不高。而之后《曹禺访谈录》、《曹禺传》的相继问世，更是曹禺研究不可或缺的论著。这些著述以不可多得的曹禺及其剧作的第一手史料，为当代乃至后世留下了曹禺研究中不可复制的原生资源。田本相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被学界众多有识之士高度肯定。严家炎曾赞誉：“像田本相这样为写传而与作家本人长谈达三十一次，还访问了传主以外的那么多知情人士，挖掘出那么丰富的原始资料，这样一种刻苦、勤奋、严谨、求实并力求开拓创新的学风，现在是越来越不多见了。”

正是凭借一颗真诚的心灵和高超的治学能力，在克服重重困难的写作中，田本相获得了大量曹禺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更难得的是，他逐步获得了曹禺的认同、信任，与曹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被曹禺视为“知己”，彼此敞开心扉真诚面对。对此，田本相在《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1978年，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开始闯入曹禺的世界，写出《曹禺剧作论》；到由于曹禺先生的推荐，成为《曹禺传》的撰稿人；再到我整理访问他的笔记录音，编辑出《曹禺访谈录》；最后，受先生的委托，编辑《曹禺全集》，直到1996年曹禺先生逝世，我和先生交往有十八年。在这样一个漫长岁月里，不知有多少次，我坐在他的身旁，倾听他的谈话，有时滔滔不绝，大江大河，有时则是深情缱绻，流水潺潺，让我聆听他灵魂的叹息，内心的煎熬，苦闷的哀号。这样逐渐接触大师的心灵，逐渐地领略大师的风采，回忆那些时刻，我从内心有着对他的感激，感到一种幸福、温暖和力量。

 

田本相曾对曹禺进行长达几十年的研究和十几年的专访，其间曹禺说过的一句话令他记忆犹新：“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苦闷写出来。”通过与曹禺多年交往和深度交流，田本相深切感到，曹禺从童年的孤寂——少年的郁闷——青年的焦虑，直到中年迷惘，晚年的痛苦，他一直是在灵魂苦闷中生活；尤其是晚年之殇——创作能力的萎缩甚至丧失，更成为曹禺一生最大的苦闷。他不止一次对田本相说：“我这一辈子写得太少了！太少了！”他为此而悔恨、苦恼，这几乎成为他晚年心灵中的魔。

久久盘踞在曹禺晚年心灵中的魔，未尝不折磨着田本相，也不能不引发学界众多曹禺研究者的深思和追问……

曹禺离世后，特别是在世纪之交，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能力萎缩及晚年内心的苦闷引发了学界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被界定为“曹禺现象”，很多曹禺研究的学术专著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其中，除田本相的《曹禺传》外，还有曹树钧、俞健萌的《摄魂——戏剧大师曹禺》、钱理群著的《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朱栋霖的《曹禺：心灵的艺术》、王晓华的《压抑与憧憬：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等。还有一批相关学术论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李扬的《论作为一种文人生存模式的“曹禺现象”》、余杰的《晚年悲情》、董健的《接近曹禺的灵魂》、叶舟的《触摸曹禺灵魂的苦痛》、曹迪的《建国后曹禺戏剧创作困惑之解读》、王俊虎的《新中国曹禺戏剧创作探析》、高音的《〈明朗的天〉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廖奔的《曹禺的苦闷——曹禺百年文化反思》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和晚年心灵的苦闷进行了剖析和阐释，其中有些观点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回味。这些文章比较相近的观点多集中于从曹禺人生轨迹和创作路径分析其晚年创作萎缩和灵感枯竭的原因，进而对曾经主宰我国文坛的“左倾”思想和文艺政策给予抨击，对曹禺个人性情和其晚年被行政职务主宰而无分身之术深表惋惜。当然，其中也包括对体制的批判，有的甚至从百年文化和文人生存模式的视角观照曹禺，分析曹禺现象及其启示。其中，廖奔的文章笔力不凡。文章深度解读“曹禺现象”的文化内涵，对曹禺的独特价值和文化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在反思产生“曹禺现象”的文化政治环境时，对政治文化用急功近利约束文艺创作及其恶果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剖析，呼唤孕育文学艺术大家的生态环境，并警示作家要对创作规律心怀敬畏。

近年，在曹禺研究方面，田本相也发表多篇追述和反思文章，代表性的有：《曹禺的意义——悼念曹禺先生》、《曹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为纪念曹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而作》等。

与众多学者文章显著不同的是，田本相关于曹禺晚年灵魂苦闷的系列文章，在多年研究成果及与曹禺近距离交流和真切对话的基础上，一步步逼向曹禺内心深处，对其灵魂探幽，其间洋溢着充沛的激情与深度追问的思辨意味……而这一切无不影响甚至决定着《弥留之际》剧作的创作。可以说，《弥留之际》就是田本相对曹禺苦闷灵魂所思所想所论的戏剧文本化，是用戏剧文本寄托的沉思，是田本相献给曹禺及当代人的“戏剧诗”！

剧作《弥留之际》与田本相相关论述一样，并未把“曹禺现象”简单化，没有把比较复杂的创作问题归结为社会政治的原因。而是相对客观辩证地分析了曹禺生平创作及晚年悲剧的生成。

在《焦虑、苦闷、残废——对曹禺晚年悲剧性的探寻》一文中，田本相对曹禺晚年悲剧的分析与诠释可谓鞭辟入里，他的切入点是那个特定时代“左”倾思潮和各种运动对人精神的摧残，致使曹禺“精神残疾”：批判精神锐减。他尖锐指出：“文化专制最终造成窒息性的环境，僵化的文艺思维，失去了自由的心灵，谈何创作旷世之作……”田本相的追问与剖析可谓切中肯綮，引人深思。在看到时代共性的同时，田本相没有忽视只属于曹禺个人的问题，比如：胆小、软弱，甚至有些怯懦、狡猾。但他始终认为，曹禺没有迷失本性，在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他的良知和真诚，于是，才更加煎熬、更加痛苦，这才是更悲剧性的。

 

有一个不断让我思索的问题。他曾经对我说：你要写我的传，就要把我的苦闷写出来。我的确在寻找他苦闷灵魂的种种表现和发展的印迹；而他为什么这样的苦闷？苦闷是现象，还是本质？究竟这个苦闷灵魂的底里又是什么；苦闷的实质又是什么？几十年来，这个问题都让我惴惴不安。

如果，我们试着给出一个答案，或者说答案之一，那就是渴望自由，在曹禺苦闷灵魂的深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一个伟大的渴望自由的灵魂。

 

几十年来，田本相不断苦苦思索，一步步走进曹禺的灵魂深处。直至近年，他把思考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声音：曹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剧作家。同时，在他文章中逐渐塑造出曹禺这一具有深广人文关怀的剧作家形象，在曹禺苦闷的灵魂中，是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对这些思考通过论文的形式加以阐述的同时，田本相终于找到了一个特定的戏剧情境：曹禺的“弥留之际”——“一个得以展示他的灵魂的域界”。这种视角及其构成的戏剧情境为走进曹禺和曹禺生命深处提供了别样而绝妙的路径。

在《深挚的怀念—— 〈弥留之际〉写作后记》中，田本相写道：

 

万方曾经用曹禺先生一句话“灵魂的石头”作为她一篇回忆文章的标题。

在这部戏里，我倾心要表达的就是曹禺先生的坚如磐石的灵魂。在几次修改中，我所选取的环绕他的几个人物，薛夫人、郑秀、方瑞、李玉茹、黄永玉、巴金，以及他的女儿们，也并非为了什么“好看”、“有戏”，而是为了揭示曹禺的情感，我希望通过这些人物的纠结，展现他的心路和种种的愤懑，尤其是他那伟大的人文情怀。

我之所以特地表现他的晚年，也是希望人们看到他晚年内心痛苦的境遇中，在似乎变形的人生中，却有着怎样一个顽强的灵魂。正如曹禺说的，灵魂的石头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的。

 

通过学术研究，还原真实而复杂的曹禺形象的同时，在田本相的大量著述中，更深入探究和揭示了曹禺的精神人格，特别是曹禺苦闷的灵魂，既为研究者提供了曹禺错综复杂的生命相，更为曹禺研究的拓展、深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曹禺剧作论》、《曹禺访谈录》和《曹禺传》及大量论文和著述，无疑是创作《弥留之际》这部传记体剧作的坚实基础。和田本相的学术研究一样，在这部剧作中，没有时下通行的戏说，更没有什么颠覆和穿越，而是以史实说话，尊重历史和曹禺的经典剧作。在沈阳师范大学《弥留之际》的建组会上，田本相自信地说：“我的剧作中没有一句没有出处，都有据可查。”因为曹禺研究专家这个学者身份的创作，《弥留之际》这部剧作自然拥有了别样的神采：融学术性于形象创造之中。

《弥留之际》的创作充分体现了田本相作为一位学者的文化自觉和人间情怀，其严谨的纪实性、思想的深刻性和学术研讨性使这部剧作成为众多当代剧作中不可替代的“这一个”。该剧的创作不仅让读者和观众了解了曹禺晚年的苦闷，更带领人们走进曹禺苦闷的灵魂，走进其生命和创作中博大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对曹禺及其创作的深度审视与追问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

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田本相曾经不止一次呼吁对剧本创作的重视。他多次强调，剧本是“一剧之本”，剧作家的文学水准和风格决定着剧作的思想与艺术的水准和风格，决定着它的创造性与文化品位。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弥留之际》剧本创作的认知。作为剧作的创作者，田本相的文学水准和艺术修养确实决定了这部剧作的思想、艺术水准和戏剧美学取向。

在不同场合，田本相还多次自谦“自己不会写戏”。从某种角度而言，作为学者创作的剧本处女作，田本相所说也并非谦虚，“有出处”的学者考据式写作确实是其创作的双刃剑。学者式严谨创作的同时，也确实衍生了一些问题，学者兼编剧的身份无疑为排练增加了难度。比如，在排练中，能明显感觉到剧作中惯常的理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了剧中人物的行动力和舞台呈现；特别是，由于与曹禺特殊的交往，在创作中，对曹禺情感上的偏爱或多或少阻滞了其创作中自由活跃的发散思维，也阻碍了对曹禺凝神静气的冷眼旁观，致使对其晚年苦闷的同情有余，曹禺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塑造相对薄弱。

尽管曹禺晚年的苦闷是伟大的剧作家生命晚景的失败，尽管曹禺的晚年之殇是其人生的大悲剧，但这些远不属于他个人。曹禺的悲剧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是我们民族的，甚至是至今为止中国社会的……曹禺的晚年之殇，是他艺术生命旭日东升般灿烂后的余晖，晚年的悲剧也是其恢宏一生的渺渺余音，并不能遮蔽他整体艺术生命的光芒。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记住曹禺的伟大，多于他的失败……

2．曹禺及其悲剧的当代意义

是否可以这样说，王延松《弥留之际》的创作是以新解读曹禺“三部曲”为开端的。正因为有“三部曲”在前，才为其后执导《弥留之际》提供了可能性；或者说，正因为新解读“三部曲”被田本相及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同，才有剧作家田本相与导演王延松特殊的神交和最后的遇合。

曹禺《雷雨》、《日出》、《原野》三部剧作的创作情绪和思维状态被王延松在细致的案头工作中敏锐捕捉，并成为其导演这“三部曲”的方向性引领。以此为起点，王延松新解读“三部曲”中文学文本的文字往往通过表演和视听等手段使之具象化，在演出中建立了全新的话语体系和舞台式样。尽管如此，他的新解读始终与曹禺剧作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非但“没有窜改”原作，而且其中新的舞台文本和式样无不深植于剧作固有的情怀和曹禺自身的精神世界这个“原点”之中。剧中新植入的“生长点”：古陶俑、唱诗班及曹禺诗作、陈白露灵魂倾诉等，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处不是经过严密的推敲与论证。新解读中具有创新性的演出形象和思想意蕴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杜撰出来的”，是深埋于剧中的思想和艺术的种子的自然成长。

《弥留之际》也一样。

不同的是，王延松面对的不再是青年曹禺，也不仅仅是曹禺及其经典剧作，而是老年曹禺及其苦闷的灵魂。并且，面对学者创作这个不寻常的剧作者和文学文本，王延松舞台文本的创作自然也不会走寻常路。因此，在建组时他对剧组同人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叙事向舞台叙事的转化”。在实现这种转化的舞台创作中，他始终如一地尊重原作和剧作家，有效借鉴既有学术成果的同时，在田本相既有研究成果和剧作的基础上，王延松更重视在舞台实践中，寻找原作的空白和未定点，以实现戏剧改编和舞台创作中文学文本的转化——如何将剧作的文字想象化为舞台的艺术呈现？如何将对文字的阅读期待转化为观众的视听期待？

毫无疑问，舞台上的审美转化大多始于导演以全新的理念和视界对剧本的解读与诠释，它是戏剧演出的最初蓝图和最终志向，决定了剧作改编及排演的精神走向、演出样式和艺术品格。剧作文字的想象力的舞台呈现，无一不是为了满足当代观众的期待视野。当然，也无一不是出于对戏剧家和戏剧艺术的尊重，出于“为戏剧”、“为戏剧家效劳”。

剧本改编环节和其他创作一样，王延松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创作理念，即不仅仅像园丁似的修理枝丫，让主干更好地生长，更壮实、赋予舞台质感，还要在这个前提下更着意于剧作深层意蕴及其舞台审美呈现的现代性转化，特别是剧作理趣的挖掘与诗意的舞台呈现。

《弥留之际》最后呈现的舞台文本证明，王延松及全剧组较好地解决了这种转化。

“戏剧是一个特别美妙的领域，因为那里恰好是我们有关人类的大问题和实用的手艺聚会的地方——就像陶艺一样。在那些伟大的传统社会里，陶艺家一边思考着有关人生的大问题，一边做着陶器。这种两面性在剧场也有可能实现，事实上，戏剧的价值就来自于此……”当商业化叙事愈演愈烈，戏剧精神越来越被矮化钝化的今天，王延松和全剧组重新拾起灵魂叙事，关注人类的大问题——人的精神与内心生活，这使其新解读散发出知性的光泽，在较高的精神层面上实现了戏剧的艺术使命。因为艺术是使人成为人的表达，是人心的呢喃，更是灵魂的叙事。灵魂的叙事，是艺术创造最为重要的精神维度，也是戏剧直面灵魂、直抵人心的捷径。“向内观看就是走向光明。”

“向内观”找回人之为人的本性，这无疑是现代人的当务之急，也是王延松近期包括新解读曹禺“三部曲”和《弥留之际》等创作为当代戏剧创作提供的特殊的资源意义。曹禺晚年内心的苦闷，对导演王延松而言，已经远不是曹禺一人的，而是一代中国知识人灵魂的痛苦与挣扎；作为戏剧大师，他如此苦闷，何况他人！曹禺及其苦闷映照了那个特定时代以及当下中国、中国人的处境。

“如果说，曹禺先生 ‘解放后’的 ‘不作为’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因由绝不仅仅是曹禺先生们自身的弱点，或者发轫于奴性文化传统的 ‘集体责任’，归根结底是曹禺先生们的生存环境使之然。”尽管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远不止是他个人的，而其个性中的缺失也难辞其咎，比如软弱、狡猾等。钱理群和很多专家曾经说过，曹禺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软弱的天才。曹禺的软弱、怯懦如果与老舍和田汉比较更为明显，老舍为了自己的尊严投湖“殉情”，田汉尽管和曹禺一样也曾在浩劫中迷失，但他性情犹在，到处走访，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精神还能激发出活力，新中国成立后为后世留下了汪洋恣肆的《关汉卿》和大放异彩的《谢瑶环》……老舍殉节、田汉惨死，而曹禺几次寻死未果苟且活了下来，一次次非人的折磨，一场场噩梦的纠缠，在晚年曹禺的心灵中，留下了一页页苦难史、血泪史。

“这确实是曹禺心灵史上最可怕的一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上最悲凉的一页。法西斯思想专制的恐怖、可恶与不可宽恕，正在于它以钢铁似的无情力量将人的尊严，人的自信心彻底摧毁，它以宗教般的幻术，把犯罪感渗入人的自我意识之中，不仅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残杀，而且制造人的精神分裂……而这种精神折磨又是首先施加于曹禺这样最杰出的、最敏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脆弱、最需要小心保护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罪恶目的，是通过摧毁民族精英来摧毁整个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曹禺的悲剧也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幸。”

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带来的整个民族精神的犬儒化和非理性的生活状态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哀。

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说，人之为人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失去了自由、没有自觉就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悟、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体。而毫无自由与自觉的人组成的社会，到某些时刻制造出匪夷所思的荒诞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运动”，特别是“文革”过后，社会良知的代表者知识分子终于被成功驯化、犬儒化了，何况庸常凡人！廉耻感和罪恶感都被无视，从环境污染、贪官的各种腐败，到各种令人惊悚的兽性事件，这些还是匪夷所思吗……

在中国20世纪跌宕起伏的历史行程中，和曹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存在着，有意无意间融入了世界的复杂性，呈现了人的多面性。但是，从根本上说，曹禺“灵魂的苦闷”是因为他曾经的迷失、曾经被意识形态规训的犬儒化生活还没有磨灭他的良知，曹禺究竟还没有迷失本性，内心没有麻木，他还有着独立的思考，有做人的良心和真诚。正因此，在生命的晚景，甚至处于弥留状态时，他的灵魂仍是不安的……与青年时代思想的先觉相对照，曹禺暮年心灵的痛史，在现代中国精神史中可谓别具意味。

不是所有人都能跻身历史的。有的人活着就融入了历史，有的人死后名垂青史。曹禺是前者，抑或也是后者。

由曹禺反观当下时代，分明透视出当下整个社会、时代和人心在浮躁中的急功近利，社会良心的代表——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丧失殆尽……正是这样，在排练场，王延松并非简单地在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表面滑行，而是经由曹禺及其经典文本再度呈现了灵魂之痛及时代的病症，或者说，深切真实地拷问——人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