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70—80年代苏联所处的世界环境
一 苏联与美国“冷战”达到顶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苏、英等国家联合起来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但战时同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瓦解。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苏联和美国都在觊觎统领世界的地位。对美国而言,它认为将本国价值观念普及全球的时代已经到来,而苏联也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世界。一场“冷战”在所难免。
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拉开了苏美冷战的序幕,冷战深刻影响了世界的格局和发展。此后的几十年里,苏美两国便纠缠在冷战的旋涡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领域的争霸。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在“缓和”的政策上日渐趋于一致,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逐渐放缓。缓和的势头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但双方在深层次的对抗并没有根本消除,冷战仍在继续,并且随着双方军事、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缓和与紧张并存。到8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显著恶化,冷战也随之达到高峰。从时间和冷战形势上分析,苏美之间的“冷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冷战局势缓和
这一时期苏美关系的缓和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已经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西欧和日本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得到提升。苏美两国影响力和威望相对下降,谋求缓和符合双方的利益。
另外,苏美两国各自的外交状态也是缓和的重要原因。苏联与中国关系全面恶化,开始寻求与西方的缓和与合作,希望通过“缓和”积攒力量赶超美国。而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牵制中国却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疲惫不堪,它希望与苏联达成妥协和合作。殊途同归,冷战的局势得到缓和。
缓和迹象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政治上,双方达成了“缓和”对抗、战略收缩的共识。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以缓和为中心的“六点和平纲领”,主动向美国示好。美国尼克松政府也适时地提出新的外交政策,即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旨在减轻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负担和义务,以达到战略收缩的目的。
从苏美首脑频繁的会谈和签订协议上,可以看出缓和取得的一些实质进展:1971年9月3日,美、英、法和苏联正式签订西柏林协定,相互就西德和东德问题做出了一些让步。同年11月8日,东、西德签订条约,相互承认是主权国家,东西方在德国问题的争端暂时得到解决。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访问苏联,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访问苏联首都,对美苏关系缓和意义非凡。会谈期间,双方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签署了9个协定和条约,涉及核武器、科技、贸易等多方面。1973年6月18—25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在两国首脑会议期间,双方又签订了11个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农业合作协定》等,把“缓和”外交推向新的阶段。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署巴黎协定,历时12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落下帷幕。与此同时,美国还减少了在亚太地区的驻兵。
政治上的缓和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合作。苏联历来对与美国发展经贸合作感兴趣,而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也考虑增加与苏联的经济合作。1972年5月,经贸合作成为苏美首脑会谈的新内容。
美国逐渐放松对苏联的贸易限制,双方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协议,从双方贸易额的变化可以看出经贸合作的迅速发展:1970年苏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91亿美元,1971年达到2.19亿美元,1972年猛增至6.38亿美元,1973年更达到14.15亿美元,1975年创下新高,达到20.92亿美元。美国成为苏联在西方世界中仅次于西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不过,从表面看,“冷战”虽有所缓和,但是双方在深层次的对抗依然没有停止。
尼克松政府积极推行多极均势外交政策,他在1971年对外政策报告中宣称:世界已进入一个“多极外交的新时代”,希望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维持美苏均势,尽可能限制苏联扩张。为了牵制苏联,美国还积极采取行动同中国改善关系,比如放松对华禁运、派基辛格访华等。
在中东地区,苏、美干涉阿以冲突。苏联不断加强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援助,美国则加紧对以色列的物资和技术支持。1973年,在基辛格调解下,埃及与以色列达成谈判协议,同意停火交换战俘等,但是阿拉伯被占领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对以色列依然进行军事支持。在伊朗,美国大力扶持巴列维政权,向伊朗出售大量军火装备。
在南亚地区,苏美两国在印巴问题上分歧不断。1971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支持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武装侵略,并向印度运送军事装备。11月21日,印度向东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美国则显得有些被动。它在战争开始时,并没有明确支持巴基斯坦,直到印度步步紧逼,美国才对苏联和印度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印度停火。12月16日,印度军队占领东巴首府达卡,第二天西巴实现停火。1972年1月,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成立。
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冷战局势基本处于缓和状态。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杰·福特继任,福特政府提出“新太平洋主义”,重申了美国在远东的收缩政策,继续走缓和路线,但是此时苏美缓和的热情已经减退,冷战显现出紧张的势头。
(二)70年代后半期:冷战走向顶峰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冷战呈现出“缓和”热潮,苏联此时本应该利用缓和的有利条件,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苏共领导人把争霸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这直接导致缓和局面停滞。
苏联在军事、经济等方面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扩充军备,进行全球性扩张,对与西方利益攸关的石油战略地区形成威胁,这与美国采取缓和政策以遏制苏联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正如尼克松曾强调的: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而只是“两大国之间核战争的替代物”。缓和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而是“对遏制的补充”。但是,缓和显然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因此,到了福特总统执政后期,美国国内反对缓和的声音日益高涨,甚至有人指责缓和大有“绥靖”的味道。
福特之后的卡特总统,面对国内对缓和政策的指责声和苏联扩张势头的增强,对苏联的政策经历了从软到硬的过程,冷战局势也从缓和走向紧张。
首先,卡特从意识形态出发,提出“人权外交”,希望恢复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美国开始指责苏联存在人权问题,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苏联对此十分恼火,勃列日涅夫指责美国是在干涉苏联内政,并揭露美国同样存在人权问题,比如种族歧视等。不过因为卡特倡导的“人权外交”务实性不高,并没有得到盟国的太多支持。
其次,卡特上任后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达成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项从1972年就开始的谈判同样是一项艰难任务。因为苏美战略武器构成特点不一样,苏联主要是靠数量和投掷重量来取胜,而美国主要靠质量和性能制胜,这样双方的分歧就很大。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直到1979年6月才达成妥协。
在第三世界,卡特政府的政策也做了一定调整。美国采取了一些温和手段与苏联竞争,转而关心这些地区的人权和发展问题,对苏联的扩张,美国也是谴责多于行动。197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美巴新条约,放弃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占领权,缓解了美巴矛盾。针对埃以冲突,美国从中斡旋,使埃、以签订和平条约。在南部非洲,美国帮助扎伊尔挫败了外国雇佣军的入侵,在南部非洲展开外交活动。卡特政府还同中国改善关系,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中美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79年1月,邓小平应邀访美,中美关系有了更广阔的前景。
然而,卡特的这些温和政策并没能遏制住苏联的扩张。在东南亚,早在美国退出越南后,苏联就在越南、柬埔寨建立地区霸权。在南亚,苏联把阿富汗列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其进行全面渗透和控制。在非洲,苏联企图控制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地带,牵制美国和西欧的海上通道。在中东、拉丁美洲等,苏联的势力也大大加强。到1978年春,苏美关系依然处于僵持状态。
美国的容忍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达到了极限。1979年9月,阿富汗总理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亲苏的塔拉基政府,让苏联很不满意。苏联趁阿明政府请求苏联增加军援之际,出兵阿富汗,打死阿明,建立新政府。此举被美国视为苏联扩张的危险升级,因为这是苏联第一次对一个自己势力范围之外的不结盟国家实行军事占领,且对美国和西方的石油命脉形成直接威胁。
面对苏联的不断扩张,美国开始变得强硬。1980年,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用武力遏制苏联的新政策,即后来被称为“卡特主义”的新波斯湾战略:“任何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
随后,卡特列举了他对此将要采取的措施: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增加军费开支,加速中东、波斯湾战略地区的部队组建进程;推迟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等。卡特主义表明,美国在不完全放弃缓和的情况下,开始扭转对苏力量对比。这是一次重大的转变,经过三年多的摇摆,卡特政府终于坚定了依靠军事实力扭转局势的道路。
(三)80年代:冷战达到顶峰
同卡特相比,里根表现出对苏联更加强硬的态度。1981年里根走马上任,军事抗争被提到了首要的位置。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呈现出冷战早期那种浓重的反共色彩:他明确把遏制苏联力量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把反苏与反共结合起来,公然称苏联是“现代世界罪恶的中心”,号召美国人民积极投入斗争,不要“置身于正确与谬误、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之外”。里根提出“重新武装美国”的口号,决心同苏联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使苏联屈服。里根这种咄咄逼人的政策被称为“冷战原教旨主义”。
苏美军备竞赛开始升级。美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1981年国防部长温伯格提出为期5年,开支16000亿美元,相当于每年军事开支递增7%的全面整军计划,成为美国在和平时期最为庞大的军备计划。里根政府还决心打破美苏的核均势状态。1983年3月,里根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星球大战计划”,把军备竞争扩展到外太空。这是美国军备竞赛的一次重大升级,它摆脱了以往“相互确保摧毁”的均势战略,提出美国在核战争中取胜的目标。计划在20世纪末以前,在太空和地面建立多层防御网,拦截并摧毁来袭的导弹。
对于美国的军备升级,苏联也决心采取行动。1984年起,苏联的军费开支再次大幅度增长。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1980—1983年苏联军费开支每年递增1.5%—2%,但1984年的军费开支却比1983年增加了近3%,1985年更比1984年增加了12%。1983年11月,苏美在中导谈判中,因为意见无法达成统一,谈判搁浅,苏美两国开始在西欧部署各自的中程导弹。没过多久,苏美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也宣布破裂。而且谈判中里根的“战略防御倡议”也把军备竞赛推向了新的阶段。
军备竞赛直接导致苏美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韩国客机被击落事件,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1983年8月31日,一架从纽约飞往汉城的韩国波音客机,在途中由于偏离航道进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空军击落,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61名美国人。本就对苏联有怨言的美国政府,抓住这个事件,强烈谴责苏联无视人权和生命,对苏联社会制度也进行抨击,两个国家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苏美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里根提出要“把共产主义推回去”,反对亲苏政府,这一政策后来发展为“里根主义”。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美国借阿富汗事件后中东反苏情绪高涨,打击亲苏力量,扩充美国的影响力,加强对中东的军事部署,纵容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苏联则加强与叙利亚的合作,谴责以色列的入侵行为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苏美两国竞相加强自己的军事部署,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苏美两国互相拉拢亲近势力。
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显著恶化,使冷战达到了顶峰。苏联最高领导人接连去世,使得苏联在竞争中变得更加被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安德罗波夫继任,他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寻求与美国军控谈判。但由于苏美意见不统一,1983年11月,中程导弹谈判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相继搁浅。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因病去世,契尔年科继任,积极争取和里根政府对话。苏联希望就里根之前提出的空间军事化战略进行磋商,防止宇宙中的军备竞赛,美国同意进行谈判,双方又一次坐在了谈判桌前。然而在1985年3月11日,即苏美新一轮军备谈判开始的前一天,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继任。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1月和1986年10月与美国先后进行两次会谈,由于美国不愿意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四)苏美的势力范围
20世纪80年代,苏美冷战从缓和走向顶峰,又逐渐呈现缓和态势。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对其在第三世界的政策重新审视,实行军事收缩,而“里根主义”则使美国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攻势,在相互较量中,苏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各自势力范围也不断消长。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洲仍然是苏美争夺的主战场,苏美在欧洲的争夺处于僵持状态,既定的势力范围短时期内无法突破。在传统势力范围之外,苏美在以下地区的争夺呈现出一番新景象。
在阿富汗,苏美斗争仍在继续,但美国逐渐占据优势。在里根第二任期,美国加强对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的援助。1986年底,美国援助阿富汗300枚先进的“毒刺”式防空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向外提供美制高级武器。而苏联在阿富汗的伤亡巨大。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承认阿富汗是“流血的伤口”,并试图寻求美国的帮助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1988年4月5日,在联合国代表主持下,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和苏联外长在日内瓦签署关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四个协议,协议规定苏联自1988年5月15日开始撤兵,并在9个月内撤完,苏美不干涉巴、阿内政等。但是苏美围绕阿富汗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协议并没有关于禁止苏美向阿富汗运送武器的规定,苏美继续对各自支持的阿富汗组织运送武器,阿富汗陷入由苏美出钱出枪的内战。
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主动权增加。美国力图促成阿、以直接谈判,排除苏联对阿、以的影响。苏联则展开“全方位外交”,改变过去反对阿、以谈判的立场,撮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各派团结。1988年8月,苏联和美国经过私下磋商,苏联同意美国提出的美苏共同推动中东问题解决的主张,由苏联对巴解组织和叙利亚进行说服工作,美国则对以色列进行劝解。
在南部非洲地区,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苏美基本达成均势。美国认为南部非洲的稳定有利于美国在此扩大影响,因此积极促进缓和。美国继续支持索马里,同时向亲苏的埃塞俄比亚提供粮食物资援助,促进索、埃和解。苏联则继续支持埃塞俄比亚,但也开始改善同索马里的关系,埃、索关系得到很大缓和。在安哥拉,美国采取更主动的策略,1985年7月美国恢复向“安盟”的直接军事援助,并秘密提供数百枚“毒刺式”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苏联态度转为缓和,改变以往支持安哥拉政府武装镇压“安盟”的策略,提出“政治解决”方针。1988年5月,苏美首脑会晤,苏联表示愿意参照阿富汗模式解决安哥拉问题,此后苏联逐渐减少对安哥拉的援助。
在中美洲地区,美国的态度依然强硬,认为中美洲问题主要是“东西方冲突”,苏联则收缩力量,争取同美国达成谅解。1985年,美国对尼加拉瓜实行全面禁运,并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援,同时要求苏联停止对尼加拉瓜政府的援助。戈尔巴乔夫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不再向尼加拉瓜提供军援,还表示要减少对古巴的援助。
在亚太地区,苏联收缩力量,缓和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矛盾。1987年,苏联从蒙古撤军,还减少对越南的援助。在柬埔寨问题上,美国自1985年开始向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并没有针锋相对,表示愿意和美国商议解决柬埔寨问题。
综上所述,苏美的冷战从缓和到顶峰的过程,也是军事竞争从缓和到顶峰的过程。双方都觉得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等于拥有了霸主地位,为提高军事力量付出大量的物力、财力。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新思维”政策,收缩力量寻求缓和。而美国则采取进攻态势,在竞争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苏美势力此消彼长,深刻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二 美国经济下滑,苏联经济开始崛起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一度发展很快,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长期赤字财政政策的支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财政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美国经济开始下滑,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日益严重。而战后苏联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
(一)美国经济大幅下滑
1.从通货膨胀到滞胀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两任民主党政府都采用后凯恩斯主义新经济学的增长政策,它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赤字财政长期化。60年代美国经济曾持续增长长达106个月,国民生产总值也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隐患,越南战争的巨大开支加剧了通货膨胀。从1965年开始通货膨胀迅速发展,1967年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约翰逊采取的一些应对政策也未能见效。
上任之初的尼克松,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通货膨胀严重的经济局面。1969年4月,尼克松提出“姑且一试”的经济计划,实行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是这不仅没有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使美国陷入了战后第五次经济危机:公司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显现出滞胀的苗头。见到情况不妙,1971年1月尼克松又宣布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美国财政赤字急速飙升,1970年为38亿美元,1971年猛增至220亿美元。
由于大量的财政赤字,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政府公债的发行。据统计,美国政府公债在1960—1965年增长率为11%,1965—1970年高达18%,1970—1975年则猛增至42%。加上联邦储备银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大大增加,美元危机接连爆发,通货膨胀加剧。1973年2月,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这是美国经济衰落的重要标志。此时的通货膨胀使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相互作用,形成独特的“滞胀”现象。
国内市场的不景气,使美国资本大量外流,给工业设备更新造成不利影响,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而此时西欧、日本等国,却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美国商品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落后。
能源危机使糟糕的经济局面雪上加霜。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遭到石油禁运,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能源危机,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的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美国政府被迫通过不断的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缓解危机,这又反过来加剧了通货膨胀,且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诸多问题积重难返,美国经济从通货膨胀恶化为经济滞胀,糟糕的经济状况让尼克松的政策回天无力。到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前,他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政策来改善经济状况,但都未能如愿。
2.滞胀继续加剧
在福特和卡特任内,美国的经济滞胀继续加剧。1974年8月9日,福特上台时,《纽约时报》曾经指出,他所面临的是“这个国家和平时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本世纪最高的利率、由此而产生的住房业极端不景气、正在萎缩和比较混乱的证券市场、大量失业已露苗头的经济停滞、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和支付地位”。
福特决定先从解决通货膨胀入手。他在1974年8月24日签署了一项法令,采取紧缩金融和削减开支的措施来缓解滞胀问题。但是福特的决议并没有得到国会的太大认可,在福特与国会的交锋中,美国经济迅速恶化。1974年10月起,战后第六次经济危机气势汹涌地到来了。美国工业生产指数急剧下降,经济三大支柱也受到重创。到1975年5月,失业人数猛增到825万人,失业率达8.9%,为1941年以来最高纪录。美国的股票暴跌,大批企业倒闭。
经济滞胀日益严重,福特政府不得不继续实行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这使经济在1975年下半年得到短暂的缓慢回升,但是通货膨胀却进一步恶化。并且在1976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再次停滞,滞胀仍然困扰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他把重点首先放在刺激经济复苏上。1977年2月,卡特向国会提出“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其核心是“回扣”政策,这是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因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回扣”政策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减税和开支计划保留了下来,对美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这一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到1978年初通货膨胀率已接近10%。卡特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实行非强制性的工资与物价指标,减少联邦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然而都没能控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
1979年,美国出现第二次能源危机,让脆弱的经济不堪重负。这一年春,由于伊朗战争的爆发,世界主要产油国的供应量下降了3%,一些美国石油公司削减生产,囤积居奇,美国原油价格从每桶12美元上升到20美元。
能源危机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程度,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爆发。到1979年6月,物价上涨率接近14%,1980年这个数字高达18%。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成了困扰美国经济的两大难题,直到1980年大选之际,卡特政府依旧被困在这两个经济难题中难以自拔,被动采取的应对措施总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3.高代价的短暂繁荣
1980年,里根上任。里根反对卡特所推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经济政策,用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代价,缓解了通货膨胀,取得经济的短暂回升。
郝伯特·斯坦分析里根的施政纲领将包括六个方面: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所得税;大规模削减非国防开支;放慢货币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切实放松政府管制;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几年之内平衡联邦预算。事实上,里根的确是围绕这几方面制定了施政纲领。除了国防开支之外,其他几点都是为了摆脱美国的经济困境。
里根经济复兴计划在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经济不仅没见好转,反而陷入战后最严重的危机,出现最大财政预算赤字和极高的失业率。1981年7月开始的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是美国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好在通货膨胀率得到一定控制,由1981年的10.4%减为1982年的3.9%,直到1988年,始终徘徊在3%—4% 之间。同期,利率也从16.5% 下降到10.5%。
1982年中期,里根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到这年底,美国经济开始回升。里根政府以一次严重衰退为代价,初步冲破了滞胀危机,取得经济的回升,但是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里根任期内,美国财政赤字累计达16673亿美元,是以前历届总统在204年中所积累的财政赤字总和的1.8倍;此外,还有为填补赤字而产生的大量国债。1986年,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社会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
(二)苏联经济开始崛起
战后,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加上美国深受国内经济危机的困扰,经济出现滞胀问题,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31%,1957年上升到相当于美国的一半,1965年又提高到59%,到1977年达到美国的67%。
1.经济发展迅速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继承了赫鲁晓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势头,并对赫鲁晓夫时期存在的失误和缺点进行纠正。他的改革首先在农业领域展开,他取消赫鲁晓夫时期对农村个人副业的种种限制,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经济的发展,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产品采购制度进行改革,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农场的经营自主权等;他在工业部门推行新经济政策,比如扩大企业自主权,用利润和奖金来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等,提升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
这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八五”计划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增长了50%,仅1970年(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一年内的工业生产量就几乎比战前两个五年计划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多1倍以上;基本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建成了1900个大型工业企业;农业方面,农产品的年均产量增长了21%,比“七五”计划提高了近1倍;居民消费品供应也得到明显提高,零售商业周转额增长了48%;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33%。
1971年,苏联开始实施“九五”计划,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43%,农产品产量比“八五”计划提高了13%,人民实际收入增长24%。20世纪70年代初的苏美缓和,也给苏联发展经济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苏联谋求缓和的目的之一,就是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往来,加速苏联的发展速度。而从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由于经济衰退,十分需要新的贸易机会,尼克松上台后,逐渐放宽了对苏联的贸易限制。苏联抓住这个机会,同美国开展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1972年5月,苏美首脑会谈列入了经贸内容,并在两国关系“基本原则”的协定中,写入了“贸易和经济联系是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必需因素,并将积极地促进这种联系的发展”,双方商定建立苏美贸易联合委员会。此后几年,苏美两国的经贸和技术交往迅速发展。苏联的国民收入在1977年达到美国的67%,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缓和的“物质化”对苏联是大有裨益的。
不过“九五”计划并没有完成既定目标,农业生产、消费品产量等均低于原计划。事实上,从“八五”计划之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放缓了。但是,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得更厉害,使得苏联经济发展相对显得不是太糟糕。
2.经济增长放缓
第十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虽然没有前几个五年计划高,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完成,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的苏共25大上,高度肯定了24大以来缓和取得的成就,并把新的五年计划称为“讲究效率和质量的五年计划”。在“十五”计划中,苏联的首要目标依然是全面增强经济实力,加速新技术的应用规模,发展重工业。苏联的主要措施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速发展东部地区的生产力,开发东部能源;增加农业投资,刺激农业增产;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以促进技术和经济发展。
“十五”计划取得的一些成果是值得肯定的: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0%,居世界第二位,用于积累和消费的国民收入提高了21%,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18%,社会总产值也有所提升等。但是,此时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变缓: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善,原料和燃料的浪费非常严重;科研与生产脱节,大量的技术成果得不到推广;常年扩军备战,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得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不足,农业连年减产,巨额的农业投资并没能换取苏联农业稳定的发展。从农业产值五年的增长速度来看,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即由“八五”(1966—1970)计划期间的21%下降到“九五”(1971—1975)计划期间的13.3%和“十五”(1976—1980)计划期间的9%,而1981年则是-2%。1973年,苏联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农业生产下降严重影响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
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通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仍然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作为计划的核心。“十一五”计划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拟增加18%,而投资增加10.4%。这个比例说明经济发展向集约化转变。这一时期,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了17%,一些技术得到推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农产品的产量得到一定提高。但苏联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让经济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农业依然严重依赖进口,而苏联轻工业2/3的原料和食品工业4/5的原料来自农业,农业的歉收直接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加速”社会经济进步的新战略,实施“十二五”计划。这一时期,经济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1986—1988年,苏联生产性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2.8%,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2.6%,1989年生产性国民收入增长2.4%,这些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十二五”计划的指标。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财政也出现困难,到1989年预算赤字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加上货币发行量过度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居民收入增长在头三年基本达到计划目标,但1989年情况出现恶化,社会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苏联为改革付出了代价。
总体上说,苏联战后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比较迅速的,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很多,国民生产总值、生产率等与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由于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长期没有得到改变,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经济发展结构失调,加上领导人不断更迭等不利因素,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慢,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不断下降。1983年到1984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战后第一次落后于美国。
三 苏联扭转军事劣势,军事力量开始与美国抗衡
(一)苏联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
战后,苏联和美国都把发展军事力量当作重要目标之一,认为强大的军事实力是进行谈判的基础。美国作为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形成战后军事实力一家独大的局面,并拥有对原子弹的垄断。战后,苏联特别注重发展军事,国防开支不断增长,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1949年9月,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7年,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并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常规军备力量也大幅提升。
古巴导弹危机让苏联充分认识到发展军事的重要性。这场危机引发了苏美剧烈对抗,最后苏联做出妥协,不得不撤走在古巴的全部武器。苏联落败的原因之一是过度自信的领导人低估了美国的反应,认为正在走下坡路的美国不敢太过反对。另外,也说明在当时的苏美军事实力对比中,苏联还处于劣势。这次危机之后,苏联领导人实行了全面扩充军备方针,既注重发展战略核力量,也大力扩充常规军备。经济的迅速发展,给苏联发展军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而美国此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却相对在下降,之前奉行的全球扩张战略让美国感到力不从心:越南战争让美国遭受道义上的指责和财力的损失,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全球庞大的军援开支也很难继续维持。为避免更大的损失,1969年尼克松政府对美国战后的政策做了重大调整,逐渐形成系统的“尼克松主义”,实行战略收缩:在战略核力量上,用“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在常规力量方面,用“一个半战争”取代以前的“两个半战争”战略;收缩海外力量,以摆脱军事上的负担;削减兵力,1968年美国军队现役兵员有354.7万,到尼克松下台前夕,已下降到216.1万。
与美国相比,此时的苏联却在积极扩充自身的军事实力。从1965年起,苏联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此后一直有增无减。1965年的军事开支比1964年猛增144亿美元,达到623亿美元,比赫鲁晓夫时期最高的1963年还多84亿美元。1969年,苏联的军费开支高达898亿美元。到60年代后期,美国拥有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远程轰炸机540架,苏联则分别拥有1200枚,230枚和150架。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接近美国,特别是洲际导弹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二)苏联军事开始与美国抗衡
苏联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军事实力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军费增长速度超过美国。苏联的核武器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和美国不相上下,常规军备也得到充分发展。尼克松政府努力争取同苏联进行限制核军备竞赛的谈判,在1972年5月签订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中,美国大体承认了同苏联的均势:苏联被允许保持数量上的优势,如美国把洲际导弹的数量保持在1054枚,而苏联则有1618枚。美国接受了部署在44艘潜艇上的710枚潜射导弹的限额,苏联可以有62艘潜艇和950枚导弹;美国则保持弹道导弹潜艇的技术优势和较高的战备水平。此后,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方面,苏联都呈现出赶超美国的势头。对苏联而言,军事上的平等关系,意味着苏美政治上的平起平坐。
在核军备方面,70年代初苏联大型洲际核导弹已威胁到美国的领土安全。美国在1968—1974年这五年内的实际军费开支减少了37%。1974年美国武装部队拥有的飞行中队数量为1964年的40%,军舰数量为47%,而作战师的数量仅为16%。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在1969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前,美国拥有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数为2270件,苏联只有1360件。到1975年,苏联已达2537件,大大超过美国的2142件。此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苏联的核潜艇也得到发展,从1967年到1991年,苏联共建造了77艘战略核潜艇。苏联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超过了美国。随后又同美国展开了以提高命中精度、机动性和发展多弹头分式导弹为中心的质量竞争,美国的核优势不复存在。
在常规军备方面,苏联也呈现出超过美国的趋势,在部队规模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发展迅速。苏联的常规部队人数从1968年的322万增加到1976年的365万;美国则从1968年的354万裁减到了1976年的208.7万。苏联的作战飞机、装甲车辆和火箭发射器的数量都超过同期的美国,甚至在长期处于劣势的海军力量上,也开始向远洋进攻型转变。在美国因越战负担放慢海军发展速度时,苏联大力发展远洋战舰,以及与大型海基平台相配套的重型反舰导弹,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不断增加,苏联海军逐步向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太平洋等水域扩张渗透,海军力量基本与美国持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的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曾夸耀:“我们光荣的海军旗帜现在已在世界各海洋的遥远角落飘扬。”
苏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得到加强,70年代后半期苏联在欧洲部署新型SS-20机动中程导弹(三弹头)和逆火式轰炸机,用以针对美国的西欧盟国,进而构成对西欧强有力的威慑态势。1975年,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雷·克莱因提出一种估量国家实力的公式,得出的结果是,美国实力指数为35,而苏联却高达67.5。苏联原本稍逊一筹的状态,正在被近乎真正均势的状态所代替。
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全球主义”直接威胁美国的霸权地位:扩张的地域范围大大增加,不再局限于东欧和与苏联毗邻的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和西方利益攸关的中东等地区,都有苏联干涉的行动;对外军援激增,1969—1979年间苏联对外军援已高达207亿美元,为1955—1968年间的四倍多。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说,地球上没有哪个角落,不在苏联制定对外政策的考虑之列。
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让美国和西方极为不安。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强硬的对苏政策。里根开始增加军费开支,要同苏联进行全面军备竞赛,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要把双方竞争领域扩展到外太空。1985年2月,里根强调美国的使命之一,是“在所有的地方保卫自由和民主,广泛支持‘自由战士’对抗苏联支持的侵略”。这被舆论称之为“里根主义”。这一年夏天,美国开始对尼加拉瓜、柬埔寨、阿富汗等国的反政府和抵抗力量进行援助。面对美国的强硬手段,苏联希望维持两国现状,在强调缓和的同时,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在阿富汗问题和欧洲中导谈判问题上与美国互不相让。两个大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世界和平再次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