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学者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

认同的研究起源于哲学，成熟于社会心理学，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可以说，社会认同一直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认同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社会学视角对社会认同研究的成果也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因此，本书重点综述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一 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认同”最初是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被使用，也称作“同一性”，起源于拉丁文，16世纪才用于英文中。“同一性”问题的开启者是近代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之后洛克（Loke）用个人意识的连续性解释自我“同一性”的存在。哲学史上对“同一性”的关注，集中在逻辑推理论证的一致性或非矛盾性，其哲学意义也突破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基本问题，更加侧重于本体世界观的基本假设推定，其中涉及了人的心理意识和现实问题。哲学“同一性”研究引出的人的主体性，建立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研究基础之上，为下一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Freud）最早赋予“认同”心理学的意义。他提出了人的行为的心理动力模型，将认同视为一个心理过程，认为认同是指“一个人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群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

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最早将“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y）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指出：“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寻求自我发展进程中，对自我的确认和对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职业、价值观、信仰等的思考和选择，以及选择后具有个体内在的一致感、连续感和统和感。”

由于“identity”在英文中，不仅可以翻译为“认同”，还可以翻译为“身份”，所以“身份”和“认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埃里克森认为，基于对某种个体身份的自我认识，个体会无意识地形成对某个群体特征的内心趋同，而身份如何界定？“我是谁”, “我们是谁”、“我们这一群体具有哪些共同特征”等问题都在试图寻找群体差异过程中找到自我身份的定位，而自我身份的定位正是为寻找社会认同奠定基础。埃里克森在1950年出版的《儿童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认同是一种个体对自我身份的感知，从熟悉自我到依赖他人的认可再到建构自我、认同他人的过程。

总之，埃里克森关于认同研究的杰出成就，主要是将哲学的“同一性思想”引入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一性问题”。之后，西方心理学界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必须真正解释“社会的”现象，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并不能简单通过个体或组成元素的性质来完成。

英国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等人对认同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认同既包括排斥也包含包容，是“差异构成了认同”,“因此，界定种族集团至关重要的因素便成了该集团相对其他集团而言的边界……而不是边界线内的文化现实”。英国学者麦克盖根（Jim Mcguigan）认为，“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而绝不仅是个别现象。它最频繁地被从民族主义的方面考虑，指那些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的人们被认为共同拥有的特征”。

“我是谁”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认同理论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有几个较为合理而系统的答案，一是源自米德和库利的符号互动论，它奠定了微观社会学发展的理论基石，而Manford Kuhn则通过二十个陈述性的心理学测验试图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在Kuhn的心理学测验之后，泽其尔（Zurcher）将“我是谁”的答案分为四大类，即“身体我”、“社会我”、“反身性自我”（reflexive self）、“一般性的自我”（oceanic self），并认为四个自我认同的模式随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泽其尔（Zurcher）认为美国从20世纪60—70年代，反身性自我的认同明显增加，这说明了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对社会认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现代文化、法律制度的变迁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以社会地位来进行自我定义，稳定的社会结构已加速解体，因此，“反身性”的自我认同逐渐占据社会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对于自我和本群体的认同受到社会结构的束缚，即使个体并非刻意以“社会地位”来定义自我。

事实上，社会认同理论是在现实冲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谢里夫（Sherif）通过实验研究提出了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并通过实验证明如果群体间目标不一致，群体之间就会为了争夺稀有资源而发生冲突，不惜牺牲对方的利益，但如果不同群体之间目标一致，相互之间非但不会有敌意，还会友好、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而群体之间或组织之间的冲突往往是来自组群之间为稀有资源的争夺而产生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表明真正的冲突并非一定来自争夺稀有资源，而是人们在价值层面缺乏统一的认同。史蒂芬森从协商和讨价还价的案例中找出了证据，他认为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两者之间时常会有冲突，但二者又可以同时运作。因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分别代表的是两个独立的维度，而非相同维度独立的两极，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社会情境中，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是两种选择，人们可以选择其中一种。个体行动和社会行动、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不能化约的，当个体被集结成为一个群体时，所显示出来的群体特征是不能化约为其组成要素的，社会认同源自群体成员身份。在现实冲突理论的研究结论基础上，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费尔（Tajfel）于1970年代早期首次提出“社会认同”概念，主要是为了关注当时欧洲的社会现实问题，并对之提供有效的解释和解决途径，使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真正为“社会”服务，而不仅仅是对个体心理进行解释，因此，它代表着一种欧洲社会心理学与北美个体主义倾向的社会心理学的分离（Jaslpars,1986）。并在最简群体的实验范式（Minimail-Group paradigm）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自己与内群体的同一性和外群体的差异性。他认为，社会认同包含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三个组成部分。群体间比较通过积极区分原则使个体寻求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要得到满足。

泰费尔的研究为社会认同的系统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社会认同实质上是一种集体价值观，而社会心理学关于“认同”概念的研究涉及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将抽象的“identity”落入社会现实的“同一性”，进入了一个人的人格和群体的具体存在之中。他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社会认同强调的是个人首先通过范畴化将自己归属到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认同。泰费尔（Tajfel）按社会身份论，社会认同由三个基本历程组成：归类、认同和比较。归类指人们将自己编入某一社群中；认同就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人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优劣、地位和声誉。透过这三个历程，人民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自尊。

特纳（Turner）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与泰费尔（Tajfel）一同创立了社会认同论，并发展出自我归类论。他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自觉地进行分类，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当人们进行分类时会将自我也纳入这一类别中，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这就是一个自我认定或认同的形成过程。个体通过分类，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可以被按照不同的原则或方式分为许多类别，某些类别群体较大，比如阶级、民族、宗教或种族、性别等，某些类别则较小，如兴趣团体等，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种分类却有着重要的认知结果甚至产生强化效应。一旦类别成员间有相似性的感觉后，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而不同类别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或排斥感也会比真实存在的差异要大，这就意味着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和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同时被放大、强化。因此，分类、强化和比较是社会认同形成的核心基础和基本前提。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与张力来自人们试图获得有利于内群体的正向结果，但这加剧了社会的冲突与分化，1986年Roger Brown通过研究指出人们为了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结果就会过分偏向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优于其他的群体，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不同群体间的社会差异，这就容易引起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偏见和群体间的社会冲突。群体成员的相对剥夺感会增加他们对内群体的认同。1988年又指出许多和强化效应有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通常只关注组内或组间的强化，很少同时关注这两种强化效应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的自我分类并非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和文化建构的，自我的分类过程实际上既受到个体成长的文化影响，也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从一个更宽泛的层面来看，个体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受早期社会化过程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强化效益则更多的是受周围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比较是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石。社会比较的研究要远远早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出现，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Festinger）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认为个体喜欢以某些客观的条件或标准来对自我和自我的性质加以评价，当这种客观的标准不存在时，人们就会转向社会比较（和他人进行比较），以寻求比较的标准。普遍向上的标准和相似性是社会比较的两个重要原则，人们会选择与自己较为相似的人作为比较他人。将普遍向上的驱动力和相似性原则结合在一起，人们就会主动选择比自己稍微优秀的人进行比较。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目的，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自我增进（self-enhancement）。人们习惯于向上比较以评价自我，人们遵循自我增进的策略是社会产生冲突和竞争的重要原因，但它也是社会认同理论所采用的重要观点，在进行社会比较时，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更为客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并不存在“我的群体比你的群体好”或“我的意见更应该得到尊重”等外设标准，但事实上人们在产生社会分歧或社会冲突时，都一再宣称本群体的主张才是“真理”所在。社会比较理论的关键是参照对象的选择问题和在哪个维度上与外群体进行比较。

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不管人们如何进行群体内或群体外的社会比较，真正产生影响的是社会比较的结果，而不是社会比较的机制，社会比较的结果才是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真正目的，人们选择谁来作为比较的对象和什么维度来进行比较，往往是根据其预期比较的结果而决定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真正想要达到的是一种正向的社会认同，大部分时候，人们的自我分类并不能增加或减少认同，自我分类的价值在于区别对待和其他类别或群体的关系。只有当在一个价值比较的维度上，群体内部人员和群体外部人员的相对位置，才是影响群体成员社会认同的关键要素，这正是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的差异所在，费斯廷格（Festinger）是在个体的层面来进行比较，个体的特征被凸显了，个体的尊严与自我的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社会认同理论是将社会比较放在集体或组群的层面来进行，组群的权利、义务、责任、资格受到评价，而社会认同则得以定型和稳定。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群体内部，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正向评价来增进群体内部的社会认同动机，那么群体内部的正向社会认同是否一定带来好的社会效益？有许多研究证据表明，通过自我归类和社会比较之后的对本群体内部的正向评价往往容易造成将利益、功劳归因于群体价值和团结机制，同时也容易造成对失败和破坏性影响的忽视甚至于无视。从群体的层面来看，人们总是试图获得维持集体认同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对达到这种认同结果的方法是通过组织的分化过程来完成的。这样的社会认同形成后，会对群体内部成员造成很大影响，为了维持群体的社会认同，总是不断增加对成员资格和义务的要求以维持群体的统一性和团结性。强制的群体性社会认同可以使个体获得正向的社会认同，但抹杀了个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

总之，埃里克森、泰费尔、特纳、费斯廷格等人的研究，使得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范围得以不断地扩展，从关注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扩展到关注内外群体的关系及不同人群、不同国家的关系。这对推动社会认同理论体系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构建了一个从个体到群体（collective）再到群体间（intergroup）及整个社会心理（social mentality）的发展框架。社会认同理论作为解释群体行为的一种新方法，确实赢得了全球社会学者的广泛认可。因此，社会认同理论的出现首先从概念和方法上为人们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提供了突破口，社会认同理论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变迁过程中个人和群体、社会的深层次互动关系，还可以解释社会中的一些冲突现象（比如集群行为、社会流动等）。

但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一直采用微观的实验室研究，试图通过微观的小组研究来解释宏观的社会主题。对个体和小群体的研究虽然有好控制、易于得结论的优势，但人为的实验室环境往往与社会情境难以一致，这就使得实验室结论的可靠性遭遇质疑。所以，迄今为止，无论是在研究主题还是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认同理论一直受到诸多挑战。诸如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认同研究、社会认同的消极影响，即群体成员的自我归类导致的群体偏见和社会冲突，以及社会认同的原理对于消极社会偏见和冲突的积极效应，等等。但从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同研究的众多文献中，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对于我们开展中国的社会认同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 社会学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泰费尔和特纳开创的社会认同理论启发了社会学的感性理论建设新思维，也开创了个体与群体、国家与社会互构关系的新思维。

社会学家认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认同与互动行为是一个连续发生的变化流，个体会根据社会的认同而调整目标，完全独立的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其实很少被发现，个人与群体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层面上的重要主题。社会学家汉斯·摩尔（Hans J. mol）认为，认同包含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在个人方面，“认同是个人在社会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在社会方面，“认同是一个基本的及普遍拥有的信仰、模范及价值之综合，它能抗拒外在事物对本身环境与成员的威胁及维续自身”。吉登斯认为，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由行动者经由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科尔曼认为社会认同包含如下七类认同，即对直接亲属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雇主的认同、对主人的认同、对势力强大的征服者的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法人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认同。

对社会认同理论进行卓有成效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卡斯特。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

首先，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集中讨论了社会认同如何在后工业时代发生了从瓦解到分化，再到重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缺乏一种普遍的认同感，社会也不再被看作一个有意义的、自洽的系统。理性精神的泛滥和个体主义思潮的崛起，都使得社会暂时呈现出一种“失范”的状态，文化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只有重构新的时代文化和新的社会认同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的失范问题，为此，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同是人们意识与经验的来源。当认同与社会行动关联起来时，“认同”就是在社会情境或文化、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在意义和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占有优先地位。卡斯特认为，按照认同的形式和起源，“认同”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引入的合法性认同；由不同或相反于社会体制的原则而产生的抗拒性认同；从拒斥出发的认同可能会引起促成一个新的计划，凭借这一计划以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从而促成理性化及其支配的合法性认同，即规划性认同。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指出：合法性认同的危机产生于社会安全网破裂之时，产生于激进的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形成之时，产生于传统地方社会逐步消失之时。

其次，卡斯特在通信技术革命和网络社会崛起的基础上，认为网络社会中的认同是一种最具社会性的真正的社会认同。它是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并区分了角色和认同，认为认同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建立的是功能。在网络社会里，对大部分的行动者而言，意义是环绕着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并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Primary identity）（亦即一个架构其他认同的认同）而建构的。这与埃里克森（Erikson）对认同的说法很接近。

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新权力，它不同于工业社会集中起来的财富权力、政治权力和武装权力。“新的权力存在于信息的符码中，存在于再现的图像中”。这是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的社会认同的力量，通过信息传递而发生作用的社会权力。

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崛起的新形势下，认同已经有了同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认同截然不同的含义。“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必须区别于传统上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和角色设定。”传统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认同是指个体的社会归属感，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属于何种身份、何种阶层的接受，是被动的归属性心理过程。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立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主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自主自觉的个体在网络交流和意义沟通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似个体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并进而对周围的事物形成共识、结成群体，于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一定会从个体认同联结为群体认同或集体认同，即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

卡斯特说关注的是集体的认同，而不是个人的认同。并且，卡斯特所指的集体认同是基层群众的社会共识，而并不是上层社会的认同。社会现实中出现的如开罗群众的游行示威，伦敦、汉堡的社会骚乱，以及占领华尔街、华盛顿的社会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社会现象下面，有的表现得很高兴，有的表现得很愤怒，有的是在冲击社会，有的是欢欣鼓舞。这些社会运动，我们看不到清楚明显的政治纲领，也看不到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参与者的所作所为，很明确地表达了参与者的社会认同。这些社会场面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迪尔凯姆所论的基于集体表象而生成的集体兴奋。

最后，卡斯特《认同的力量》一书的结尾总结了从抵制性认同到规划性认同的（计划性认同）路径。他写道：“……认同的分解，相当于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系统的社会之分解，正是我们历史时期的情境。”“我们已观察到强有力的抵制认同浮现出来，它在社区天堂里面已不多见，拒绝被全球流动与激进的个人主义所冲走。”“网络社会的抵制认同，像从前曾经构成工业时代公民社会的合法性认同瓦解时产生的个人主义方案一样，到处可见。然而，这些认同相互抵制，它们很少沟通。除了为它们特殊的利益（价值）而抗争与谈判之外，他们不与国家沟通，他们很少彼此沟通，因为他们围绕着尖锐不同的原则营造，界定‘内’与‘外’。因为社区逻辑是他们生存的关键所在，个人自我定义是不受欢迎的。”“……主要的课题变成计划认同（projectiden-tity）浮现，能有潜力重构一种新的公民社会，以及，明显地，一种新的国家。”“一个初步的评论是，事实上，以抵制认同而建立的社区并非以为早就可能开展营造一种计划的认同。……”“在这些社会的后巷之中，在另类的电子网络之中，或是在社区抵抗的基层网络之中，在这里我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社会的萌芽，而认同的力量，正在历史的领域中起作用。”

三 小结

总之，卡斯特是国外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认同研究的集大成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网络化时代建构意义和价值评价。我们无法一般地抽象地来讨论不同的认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由谁建构起来的，以及它们的结果如何：因为它是与社会脉络有关的。正如柴列斯基（Zaretsky）所说的那样，“必须摆在历史情景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征地拆迁中的矛盾，被拆迁居民、政府、国家扮演不同的角色，对城市化的认同、对经济利益的认同、对合法性的认同、对拒斥性的认同、对计划性的认同都应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建构社会认同。当然，国外众多学者对认同、社会认同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认同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一种研究理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