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主旨
居住在泰北美良河村的云南汉人和山地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数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离开中国的，都曾经在缅甸生活了几十年，然后陆续从缅甸迁徙到泰国北部，在泰国北部辗转一段时间之后定居于泰国美良河村。当泰国政府对山地民族实行国民化政策之后，他们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才获得了泰国公民证，从此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我们调查中，村民说得最多的话是“国王和王后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爱戴国王”、“泰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由此提炼出的“迁徙”、“国家”、“认同”这些关键词，使我的研究免不了与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联系起来。
2009年，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其著作《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采用“佐米亚”（Zo-mia）作为研究的地理空间概念：佐米亚是一片海拔在300米以上的地区，它从越南的中心高地到印度东北部，横跨东南亚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和中国四个省份（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四川的一部分）。斯科特认为，在20世纪4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块大区域处在9个国家的边缘带，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心”。在这里生存的各民族自我统治并处于无政府社会状态。这些群体通过改变自身的居住地、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来调整与国家的距离，以达到逃避政府统治的目的，“逃离溪谷国家的人们迁移到山上，导致山区人口快速增长；人口频繁的迁移使 ‘佐米亚’地区成为‘扰乱地带’（shatter zones）”。“从种种层面解释，佐米亚就是一种‘国家效应’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国家运作或国家扩张的结果。扰乱地带和难民区就成了溪谷国家运作的悲哀产物。”但是，这些不愿意成为国家臣民的人主动选择的生态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体系正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盾牌，因此，溪谷精英将这些逃避政府统治的“非国家臣民”想象为“非文明的”是错误的文化解读。
詹姆斯·斯科特的观点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他对东南亚地区的族群迁徙和生态文化提出新的解释体系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他的理论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斯科特迁徙模式”）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中国的跨境民族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迁徙的历史，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斯科特的理论逻辑，但是若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用“逃避政府统治”来解释并不具有合理性。本书所呈现的泰国美良河村的村民，他们的迁徙历史，就是一个与斯科特迁徙模式不一致的个案。
泰国美良河村是泰国北部地区的一个移民村，该村村民的祖籍都是中国云南，有汉族、拉祜族、哈尼/阿卡、哈尼/阿可等少数民族（或称山地民族）。他们从中国迁徙出境，在缅甸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又继续向南迁徙到泰国，最后定居于泰国。最初从中国迁徙出境者，其迁徙时间，并不完全在斯科特研究所限定的时间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而是稍微靠后一点的时间段：从中国迁徙出境的时间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这一时间段内，并主要集中在1949年到1960年；从缅甸迁徙到泰国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些移民跨境迁徙历程，经历了从被迫离开国家（中国），到主动脱离国家（缅甸），再到积极归附国家（泰国）的心理历程和行动过程，他们一度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在缅泰边境地带游荡，或刀耕火种或武装护商，以谋其生存。从表面上看，这些迁徙者的迁徙历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斯科特提出的“逃避政府统治”迁徙模式，但若对其生存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一直希望有国家公民身份，一直希望有政府接纳他们，让他们归附于能够保护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国家体系的。也正是因为对“归附国家”的强烈渴求，他们才不断迁徙，不断寻找，不断努力，甚至为了得到泰国的公民证不惜流血牺牲，用生命去换取一个能在泰国长期居住的权利，换取泰国的公民身份。他们逃避的恰恰是无政府主义下的混乱状态，同时也极力逃避集权政府统治，逃避是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逃避的实质是寻求新的庇护。直到他们逃避到了泰国北部，在继续经历了混乱之后，泰国政府把国家管理控制权力逐步向泰缅边境地区的部落延伸之后，他们才归顺于政府统治，在国家庇护之下，开始他们所期望的新的生活。
从逃避到归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也对我们从理论上来探究国家认同与不认同的社会心理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是本书试图通过揭示泰国美良河村村民迁徙、定居、国民化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心理变化来回答的问题。
因此，本项目的研究是在对泰国北部一个中国云南移民村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民族志叙述文本的方式，展示一个被迫离开国家（中国）、主动离开国家（缅甸）和积极进入国家（泰国）的群体，其“国家不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和演进的，以及其中所需要的政治文化维度。透过这些海外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多民族国家如何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如何构建和谐公民社会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