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劳作活动中的生态文化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文化”这一概念源自拉丁文的动词colo, colere, colui, cultum等词。在拉丁文中，这些词的意思是“to till the ground, to tend and care for”。在拉丁文中，已包含现代英语“culture”一词的许多意思，其中包括栽培，培养，驯养，耕种，照管，等等。这些涵义概括起来就是，通过人工劳作，将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加以驯化和培养，使之成为符合人类需要的品种。西塞罗认为“culture”意指“第二自然”。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西方人的语境中，“culture”源自自然，又区别于自然，人化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均可被视作为“culture”。后来，在西方人对“culture”一词的实际使用中，它的涵义不断扩展，以至于“culture”后来的涵义不仅包括土地的“耕作”（cultivation）即农业，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家室中植物的栽培，宠物的驯化，个人技能、人格、品德和心灵的“修炼”功夫，以及人际间关系和友谊的培养（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些活动被人们理解为“low culture”），以及艺术、科学以及“cult”即对诸神祇的关注、照料、供奉和膜拜（这些活动在西方人的眼中被视为“high culture”）。这样，在西方人的使用中，“culture”就从原来的人对自然本身的照管、驯化，逐渐引申为对人自身本能状态的教化、培养和“修身”的工夫与活动，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培养和照料活动。尽管如此，“culture”一词本来所含蕴的人对自然的照料和驯化的意思，仍然还存留在这个词的西方现代语义之中。因此，文化根源于自然，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劳作以获取生存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曙光萌发于人类最早的劳作活动之中。纵观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起源，大都发轫于江河流域。尼罗河三角洲之于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之于古巴比伦文明，恒河流域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流域之于古华夏文明，莫不如此。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流域为人们的劳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自然生态资源，正是在劳作活动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人类才能创造自己悠久璀璨的历史和文化。“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文化首先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物质生活文化，人们的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必需品，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华夏文化，滥觞于中华大地不同流域的劳作活动。

发轫于广西西江流域的百越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百越文化同样根源于人们的劳作活动。广西西江流域幅员辽阔，流域面积达20.2万多平方公里，占广西总面积的85.5%，这意味着广西绝大部分地域都属于西江流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西江流域的水土养育了世代繁衍生息于此的人们。民以食为天，因此，依靠劳作活动获取食物就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

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们从事劳作活动的先决条件。尽管揆诸史乘，地处岭南的西江流域多被称为瘴疠之地，似乎不适合人的生存，然而事实上，这里却有着非常适合万物生长的优越生态环境。就作为天时的气候因素而言，由于广西西江流域处于低纬度范围，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类型，高温多雨，太阳辐射能量大，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光热能量和水资源，而这正是各种生物生长的有利因素。从地利的地理条件来看，广西西江流域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西江干流循此地势横贯广西，各支流从不同方向汇集注入西江，形成广西最大的水系——西江水系。西江水系江河密布、盘根错节，水资源极为丰沛，位居全国前列。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大跨度的地理分布差异，使西江流域成为生物资源多样化的生态宝库。兼具天时、地利的生态环境，自然为生存于此的人们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先天条件。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远在旧石器时代，广西西江流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原始先民通过采集、狩猎等活动，不仅维系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且创造了文明火种的原始文化。在此后漫长的文化演进过程中，稻作活动所创造的稻作文化成为这一流域最有代表性和最为卓越的文化。此外，由于流域地貌和气候的多样性，其他劳作活动所创造的文化也各具特色。总而言之，广西西江流域地域辽阔，不同地方地理气候条件差异显著，由此形成了因地制宜的不同的劳作活动模式，生存于不同地域的人们相应选择了适合于本土的劳作方式。虽然各自的劳作方式互不相同，但在取法自然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因此，该流域人们在维系自身生存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人法自然”的劳作方式体现了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生态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