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稻作活动与农耕生态文化

稻作活动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最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迄今人类仍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作为其主要食物，由此可见稻作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重要意义。稻作活动的对象是稻谷生产，水稻又是其最主要的生产对象。对于稻作活动而言，稻种及适宜的生态环境是其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根据考古发掘、史料记载及现实情况，可以发现稻作活动的一般规律，即气候温暖湿润、水土资源丰富的地域是稻作活动的中心。无论是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还是在考古发掘、文献记录和实际情况方面，广西西江流域既适合稻作生产，也一直是稻作活动的重要区域。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考察，广西西江流域大部分区域处于亚热带暖湿气候带，雨水丰沛，自然资源充裕多样，西江干流及其众多支流构成密集的水网，不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水资源，而且形塑了肥沃的河谷平地，这一切都为稻作生产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生态基础。从考古发掘的物质遗存来看，尽管没有发现任何稻谷遗存，但是“从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桂林甑皮岩、柳州大龙潭等洞穴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锛、蚌刀、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看，早在距今9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西瓯骆越的先民就已开始了稻作农业”。此外，西江流域普遍分布有野生稻种。由此来看，广西西江流域应该很早就出现了稻作农业，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和中心之一。人们的生活劳动必然会通过其语言文化表现出来，“稻”的语言命名以及反映稻作农业的历史地理称谓，则从语言文化层面为广西西江流域作为稻作活动发祥地提供了佐证。根据覃乃昌先生的考证和分析，诸如“”“糇”“膏”等是壮侗语族先民对“稻”的称谓，尤其是“”比汉字“稻”的称谓出现得更早，足以证明壮侗语族先民所居住的西江流域是稻作活动的起源地。与稻作活动密切相关的地理名称，同样说明了广西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主要区域。作为稻作活动载体的“田”，在壮侗语族中称之为“na”，汉语记音为“那”。含有“那”的地名，“北界为云南宣威县的那乐冲（N26°），南界为老挝色拉湾省的那鲁（N16°），东界为广东珠海县的那州（113°5′），西界为缅甸掸邦的那龙（E97°5′）”。其中，含“那”的地名在广西境内有1200多处，比其他地区以“那”命名的地名总和还多，这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广西在“那”文化当中的中心地位。而且，这些以“那”冠名的地区名副其实，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稻作生产，“这些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24°，并且大多处于河谷平原，就广西而言，70%以上地名集中在左、右江流域”。由此可见，至今仍是壮族主要聚居区的西江上游流域自古以来就是稻作活动的重要地区。

综上所述，无论从自然生态，考古发掘，还是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稻作生产活动在广西西江流域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由于稻作生产对田地的高度依赖性，人地间的生态关系十分密切，因稻作活动而形成的稻作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围绕人地生态关系展开的生态文化。

一 从象耕鸟耘到精耕细作：农耕生态文化的变迁

稻作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的稻作活动应该发轫于原始社会的采集、渔猎基础之上。原始先民最初可能并未有意识地开垦土地以种植稻谷，而是在劳作活动的过程中受到一些事件的启发，从而开始了最早的稻作活动。如果要还原稻作农业的开端，“原始稻作可能就是在象田、鸟田和麋田等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原始稻作农业之初最可能的情况是原始社会的成员在采集和狩猎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土地，经过动物践踏觅食之后，变得疏松，或者水土交融，没有杂草，转而把采集来的种子撒上，任其自然生长，以便于集中采集。具体到沼泽地区来说，人们最初可能是采集和捕捞沼泽中现成的水生动、植物，如鸟兽、鱼虾、野生稻谷等，然后再利用鸟兽等动物践踏觅食之后所留下的土地进行人工播种，于是象田、鸟田才真正出现了”。对此，历史文献亦有记载，王充在《论衡》的《偶会》和《书虚》两篇中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踏履民田，喙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象耕灵陵，亦如此焉”。“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于会稽，鸟为之田……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草食，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状。”根据王充所述可以得知，早在舜、禹的上古时代，东至会稽、西到苍梧的广袤百越地区，已经出现了原始稻作农业。也就是说，远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广西西江流域的苍梧地区就已存在百越先民的稻作活动。它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象耕鸟耘”，而非人力耕耘。人们只是在获取食物的偶然机缘中，利用动物践踏的自然之力所“耕耘”的土地，播撒稻谷等植物种子，不加人工照料，任其自生自灭，因而作物是否有收成或丰歉与否，则完全取决于外在的自然因素。尽管这种纯任自然的稻作方式效率非常低下，收获没有任何保证，但并未在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计。当时人们的劳作活动仍然以采集、渔猎为主，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足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稻作活动只是上述活动过程中的衍生行为。就生态文化的角度而言，“象耕鸟耘”式的稻作，虽然包含了人的播种活动，但最为关键的耕耘活动并非人力所为，人的随意行为确实催生了稻作农业的萌芽，却并未以改变自然生态作为前提条件。因此，“象耕鸟耘”式的稻作农业如同采集、渔猎等生业模式一样，不以改造自然以从事生产为目的，而纯粹因任自然，本质上仍然属于自然赐予的天然经济。“象耕鸟耘”式稻作活动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开启了稻作农业的路径，而且受到“象耕鸟耘”无意识的“耕作”行为的启发，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驯服某些动物来耕耘土地（甚至到了明代，广西西江流域还存在驯养大象的活动，如时任横州州官的王济，在其《君子堂日询手镜》中写道：“其他人家多畜牛、巨象，家有数百头，有至千头者，虽数口之家亦不下十数，时出野外，一望弥漫，坡岭间如蚁”），种植稻谷，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以改造自然、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为目的的稻作农业。

刀耕火种农耕是继“象耕鸟耘”之后出现的另一种原始的稻作方式，也是远古时代普遍存在于广西西江流域的稻作活动。温暖湿润的西江流域森林密布、草木繁茂，在以采集、渔猎为主的广谱经济时代，要想开展稻作农业活动，必须首先开垦土地，就不得不砍伐林木、焚烧野草，然后才能在没有草木的空地上撒播稻种。由此可见，刀耕火种农耕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开端。人类一旦从事生产劳动，就必须借助自身之外的劳作工具。在刀耕火种的农耕活动中，人们主要是利用刀与火来改造自然。广西西江流域的众多文化遗址当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石刀、石斧之类的石器工具，其主要用途很可能就是用于砍伐林木（也包括猎杀动物），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刀耕火种农耕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作为稻作农业载体的“稻田”虽已初具雏形，但长期耕作的稳定性极不可靠，因为它高度依赖气候与地力条件。一般而言，刀耕火种必须在春雨来临之前选择合适的林地，砍伐草木并加以焚烧，这不仅开辟了适宜播种的土地，而且焚化后的草木灰烬又成为天然的肥料。如果在播种之际春雨如期而降，那么就会有比较可靠的收成，否则就可能颗粒无收。西江流域的刀耕火种总体上占有天时地利的先天条件，一般情况下气候温暖湿润，并且耕作区大多依山傍水，因此收获大体上是有保障的，这也是稻作农业一直能够延续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极端的旱涝气候情况下，刀耕火种式的稻作农业就显得非常脆弱。此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即便能够长期耕作，同一块土地的地力也会逐渐耗竭，人们不得不重新砍伐林木，开辟新的土地，因此，刀耕火种农耕的迁徙和流动性比较大。不过，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首先，是随着林木的不断砍伐而逐渐扩大了耕作面积，而从当时的自然生态来看，这种改变可谓微不足道，丝毫不会影响整体的生态环境；其次，是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多，使得轮作制成为可能，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轮番耕作，不仅食物更有保障，地力也得以不断恢复，从而形成稻作生态的良性循环。其二，刀耕火种农耕是一种广种薄收的粗放式耕作模式，石器作为劳作工具，人们只是用于除去土表的草木，并未用来对土地进行深度耕耘。因此，尽管人们撒播的土地面积比较广，但总体收成并不高，不过，这种低投入和低产出还是成正比的。虽然刀耕火种农业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对自然生态的改造，但采集和渔猎依然是这个阶段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广谱经济活动的性质决定了人们仍然高度依附于自然。

火耕水耨作为一种农业耕作方式，最早见诸汉代史书的记载。其中，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写道：“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史记·货殖列传》则曰，“楚越之地……或火耕而水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亦有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先秦时期的江南、楚越之地盛行火耕水耨的稻作农业。地处楚越的广西西江流域，当时的稻作农业主要也是采取火耕水耨的方式。顾名思义，这种耕作方式的关键在于水火并用。其耕作程序是先“火耕”，后“水耨”, “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稻独长”。在耕作过程中，首先以火烧草，不仅清除了田间杂草，将草灰转化为稻田的天然有机肥，而且经过烧草这一高温“消毒”的过程，许多稻虫病害也被一并清除，从而为水稻的后续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后是水稻生长过程中的“水耨”，通过水淹的方法，淹死杂草，存留水稻。实际上，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并未使用真正的劳作工具，只是取法自然，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对火与水这两种自然元素加以巧妙的利用，就完成了整个稻作流程。这充分反映了人们掌握自然规律、了解自然物性的生态智慧。因此，这种看似原始的耕作方法，仍然在广西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被人们所继承和发扬。其中，对“火耕”的改进和利用，西江流域“一些壮族地区仍实行火烧田，即收割后（特别是糯谷剪穗后）待冬季禾草干燥即放火连同田中杂草一起烧掉。另一种是春耕前将田基边的草铲下，同时在田块附近地上铲草皮，把草皮和田基草堆集到田中，中间再加上一些易燃的干草，然后用火将草皮等烧成灰土，冷却后撒于田间，经犁耙后下种。再一种是将田中的禾蔸铲起并堆集起来，中间加上易燃的干草，然后烧成灰泥撒于田间”。至于“水耨”，则是“耘田时将长得较高的杂草拔起，其余杂草则用脚踩入泥中，耘后灌水浸泡一段时间，将杂草淹死并使之腐烂，这样既能把杂草除掉，还可以增加稻田的肥力”。火耕水耨式的稻作农业之所以至今还能够在广西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传承下来，并非这些地区的耕作技术落后所致，而是因为它蕴含了质朴而高超的生态智慧，将稻作生态环境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综合利用其中的所有自然元素，发挥出它们的最大生态效益。因此，在不借助现代农业技术的条件下，火耕水耨式的稻作农业的产出也是相对可观的，是比刀耕火种更高的一个稻作农业发展阶段。

相对于前述的象耕鸟耘、刀耕火种及火耕水耨来说，集劳作工具专业化、土地利用最大化的精耕细作农业，才是传统稻作农业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传统稻作农耕的最高水平。衡量稻作农业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耕作所用的工具。生产稻谷的田地，只有经过深度耕耘，才能激活土壤的活力，也才能保证粮食的高产出。在铁器尚未进入稻作农业之前，此前所有的耕作方式都是粗放型的，其收成基本上被自然力量所左右。而铁器农具的介入，则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的能力，大幅提高了农田的精耕细作。对于铁器在劳作活动中的重要意义，恩格斯作了如是阐述，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铁器以其石器无可匹敌的坚硬、锋利，所向披靡，不仅在横向层面扩大了农田的耕作面积，而且在纵深层面深入土壤肌理，使得农田的量和质都产生了飞跃。铁器在中国用于农耕活动，据现有考古发掘资料，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晚期。而广西西江流域稻作农业中铁器的使用，根据考古发掘来判断，应当始于战国时期，西江流域的平乐、灌阳、武鸣等地都出土有、锄、锸、斧、锛、刀等各种类型的铁质农作工具。随着这些铁农具在稻作农业中的逐步推广和广泛使用，西江流域开始从原始稻作农业向传统稻作农业转型。西江流域的河谷地带被率先开发为以精耕细作为主的稻作农业区，由此带来水稻的长期稳定增产，从而使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采集、渔猎活动退居其次，稻米后来居上，成为人们最重要的食物。精耕细作不仅表现为借助铁农具对稻田的深度耕耘，而且还表现为对天时的充分利用。广西西江流域南部地区常年高温多雨，水稻赖以生长的光热和雨水条件非常丰富，因此，双季稻的种植十分普遍，甚至出现了三季稻的种植。对于这种稻作农业现象，早在魏晋时代就有记载，“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广西地方志对此也有记载，“苍梧岑溪又有雪种；十月种，二月获。即一岁三田，冬种春熟一也”。多季稻的耕作，是人们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天时、地利因素，极大地提高了稻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水稻的丰产丰收。经过长期的稻作经营，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纵贯云南、两广西江主要干支流的“那”（稻作）文化区，同时也形塑了广西西江流域的社会生态结构，尤其是在西江上游的左、右江和邕江流域形成了一个以稻作文化为纽带、以壮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版图。

二 从畬田到梯田稻作：农耕生态智慧的日趋完善

广西的自然地貌，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多地少，也是广西西江流域的总体自然地理格局。随着稻作农业在河谷平原、盆地的不断拓展，可资耕作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而人口的增长却越来越快。在人地矛盾日趋凸显的情况之下，人们不得不将稻作农业扩展到山岭之上。由于广西全境岩溶地貌广为覆盖，峰丛林立，适合耕作的山地就更为稀少，主要分布于桂北山区。

山地耕作的最早形式是刀耕火种式的畬田。畬田是一种旱田，主要分布于南方山区，唐宋诗文中屡有提及，唐代温庭筠《烧歌》: “自古楚越俗，烧畬为旱田。”宋代范成大在其《劳畬诗》序文中则有更为详细的描述，“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广西西江流域山地畬田所种的作物多为旱稻（畬稻），唐代李德裕曾赋诗描写途经广西北流时所看到的畬田情形，“五月畬田收火米”。宋代陶弼任阳朔县令时，对当地的畬田也有描绘，“畬田过雨小溪浑，远近云峰互吞吐”（陶弼《题阳朔县舍》）。可见唐宋时期，广西西江流域畬田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由于在有一定坡度的纵向山坡上垦殖畬田，耕作方式也是较为原始的刀耕火种，仅以砍伐焚烧的草木灰作为肥料，雨水全靠天时，因此，作物的收成很难有保障。尤为严重的是，因为涵养雨水的林木被大量砍伐，导致畬田的水土流失问题十分突出，进而引发山地生态环境的破坏。有鉴于此，宋代朝廷曾下诏限制畬田的扩张趋势，“火田之禁，着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由此可见，烧畬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已引起高度的关注。为了解决畬田所诱发的生态困境以及生计问题，人们面临着山地耕作的转型。山地耕作的关键是水土保持问题，而畬田的致命弱点就是水土流失严重，因此，山地耕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水土不流失的基础上。梯田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梯田就是为了解决畬田的水土流失问题而出现的。它的出现为水稻上山提供了条件。”畬田是梯田的原型，后者由前者逐渐发展而成。

梯田的称谓，最早得名于宋代诗人范成大，“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由此可见，梯田因开辟在山岭之上，在纵向空间上形成了似拾级而上的阶梯状貌，以形赋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稻作农业景观。作为稻作农业景观，梯田并非原生形态的自然景观，而是人化自然的杰作。人们在漫长的稻作活动过程中，凭借勤劳而灵巧的双手，雕琢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地景观艺术的奇葩——梯田。

梯田稻作农业的形成，是生态再造的结果。“民以食为天”，既是稻作文化的根基，也是其全部活动得以展开的缘由。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人们必须开垦土地、种植作物，才能食以果腹。从稻作文化的发展史和人类一般的生产规律来看，人们对于土地的利用应遵循先易后难的规则。因此，稻田的开垦应发轫于水源充足、地形平缓的地带，而梯田的出现，应该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开山为田，根据自己的意图强行改变山地的原生自然属性，使原本生长草木的山地变为种植稻谷的稻田。“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垒石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至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蹬，即可种艺。如土石相伴，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褥土而种，蹑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涉，俱若梯蹬，故总曰 ‘梯田’。”梯田的开辟，在为人们提供粮食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山体原生自然景观生态的变化，在年深月久的耕作之下，一种高度人化自然痕迹的梯田稻作农业便横空出世了。

广西西江流域的梯田，主要分布于桂北山区。其中，尤以龙脊梯田最具代表性。据考证，举世闻名的龙脊梯田的开创壮举，可以上溯元代、下迄清代，横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此之前，由于龙脊地区“万山环峙，五水分流”的自然地貌，使得这一地域人烟稀少。直至元代，以壮族为主体的稻作民族才陆续迁徙至此，开始其世代相继、艰苦卓绝的重塑自然面貌的浩大工程。在崇山峻岭之间，世世代代的龙脊人，经年累月、胼手胝足，使一个又一个原本森林密布的山坡，化为层层叠叠、直上山巅的梯田群落，形成蔚为壮观的人化自然景观。今日的人间奇迹，昔日只是为了化解生存困境而为之的结果。梯田数量的多寡，决定着粮食的丰足与否。龙脊梯田景观的状貌，折射了对水土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龙脊岭上，凡有涓涓水流之处，必有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田块，一些袖珍稻田甚至小到“蓑衣盖过田”，龙脊梯田对土地的精耕细作由此可见一斑，生态再造的直观形象也通过梯田景观展露无遗。

尽管人们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开山造田，却并未罔顾自然规律而肆意妄为。纵观那些饱经风雨却完好无缺的梯田，不难发现其经久不衰的奥秘，那就是人的梯田稻作活动既符合自身赖以生存的目的，又吻合自然内在的规律，从而达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即便化山为田的活动导致了自然景观生态的重大改变，却依然能保持该区域的生态平衡，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从现存的梯田构造来看，基本上遵循着与当地自然环境天衣无缝的生态规律：其一，梯田的造型虽然千形万状，却并非人们随心所欲创造的结果，而是人们严格依照山体的走势和状貌精心打造出来的。以龙脊梯田为例，在纵向的坡度上，依照同一个角度和相同的倾斜度，顺势而上，形成层层叠叠、层次分明的阶梯状稻田；在横向的等高线上，每一块稻田都随着山体的自然曲线形塑自身的姿容，一道道田埂不仅托起一块块稻田，更宛如游走在山岭之间的一条条巨龙身姿，蜿蜒回转、曲折有致。随体赋形的梯山为田活动，尽管改变了山体表层的景观生态，以稻谷的人工种植取代了草木的自然生长，却并未破坏山体的内在肌理，因而作为梯田载体的山体景观生态仍然基本完整，这也是龙脊梯田景观赖以存在的根基。其二，梯田水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体现了稻作文化的高度生态智慧。水是生命的源泉，水稻这一称谓，直白地说明了有水才有稻，水对于稻谷生长的决定性意义。梯田的稻作对象以水稻为主，如何在纵向的山地上获取稳定可靠的水源，便成为梯田稻作文化生死攸关的问题。相对于平谷地带的稻田而言，梯田缺乏诸如江河、湖泊、溪流等丰沛且便于利用的径流。因此，梯田水源只有另辟蹊径。既然梯田依托于山坡之上，就只能靠山吃山了。人们认识到山林是涵养水源的天然水库，因而在开辟梯田的过程中，并未将林木砍伐殆尽，而是对山顶的风水林（水源林）实施封山育林、严加保护的措施。如龙脊梯田大多分布在山腰以下，山顶的森林保存完好，汩汩泉水和涓涓细流从林中潺潺而下，形成“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山水景观。这些水流虽无巨流奔腾的气势，却是细水长流，无声地滋润着良田万顷。岭上有田、田上有林的景观生态，正是人化自然与原生态自然完美契合的景观生态典范。

作为梯田稻作活动的主体，龙脊居民在稻作农业的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物尽其用、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稻田是否肥沃，是决定稻谷丰收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前的畬田耕作时期，人们通常焚烧草木作为肥料，致使地表植被被破坏而引发水土流失问题。因此，为了涵养水土，人们不再随意破坏植被，转而利用其他废弃资源作为新的肥料来源。在开掘新肥源的过程中，人们遵循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原则，将厨余垃圾、人畜排泄物等转化为稻田的肥料。这样既增强了稻田的地力，又避免了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尤其是避免了垃圾随山涧顺流而下对山下河流水质的污染，从而充分发挥了物尽其用、变废为宝、一举多得的综合生态效益。在人们眼里，梯田不仅只是耕作水稻的地方，而且也是养殖的场所。龙脊村寨居民的先辈多为从平地迁徙而来的壮、侗族人，已习惯于鱼米之乡饭稻羹鱼的生活，即便远离故土，扎根于异地他乡，仍难以改变世代沿袭的饮食习俗。于是，人们想方设法在山坡之上的稻田里面养鱼，从而使梯田兼具鱼塘的作用。梯田养鱼一举两得，稻、鱼相生共长，一方面，稻田不仅为鱼的存活提供了水生环境，而且田中的杂草、水稻扬花时飘落的禾花为鱼的生长提供了食物；另一方面，鱼吃掉杂草、在田中游动松动了土壤，更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因此，梯田养鱼使稻、鱼共生共荣，相得益彰。此外，梯田也被用于家禽放养，稻田养鸭是由来已久的稻作农业传统，“鹅唯食五榖、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虫。鸭靡不食矣。水稗实成时，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梯田养鸭，同样具有稻实鸭肥的双重效益，一方面，稻田中的杂草、害虫为鸭提供了食物；另一方面，鸭啄食这些水稻的克星又为其营造了更好的生长环境。稻、鱼、鸭共生的稻作农业，使梯田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它充分发挥了不同自然物种间相生相克的生态功能，不仅保持了生态平衡，维护了生态环境，而且产生了最大化的生态效益，使梯田稻作成为立体复合型生态农业的典范。

稻作农业从横向的平地拓展到纵向的山地，从山地刀耕火种的畬田发展到精耕细作的梯田，这些变迁不只是纯粹的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的变化，更是人们在长期的稻作活动中，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以及积累生态智慧的生态文化的历史演进。

三 农耕生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广西西江流域的稻作活动萌发于史前时代，迄今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这一地区人们历时最长的一项劳作活动。在漫长的稻作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深厚底蕴的农耕生态文化，不仅形塑了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面貌，而且建构了该流域的社会生态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征。

其一，广西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虽然发轫很早，是人类稻作活动的发源地之一，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然条件的先天优越性。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依据最佳觅食原则，人们会倾向于觅取现成的物质生活资源，而缺乏主动生产的动力。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史书不乏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惰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亦有相似记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蠃蛤，食物常足。故呰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根据史书记载可知，至迟到汉代，地处江南、楚越的广西西江流域，即便有了稻作农业，也还处于较为原始、粗放的火耕水耨阶段，明显落后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精耕细作农业。尽管如此，人们并无饥馑之患，因为稻作农业此时尚未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模式，采集、渔猎活动仍然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源的主要劳作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广西西江流域基本上保持着原生态的自然面貌，故而与已被大规模开发、垦殖的中原地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甚至到了唐宋时期，这一地区依然被中原人视为草木遮天蔽日、蛇蟒猛兽横行的瘴疠之乡，成为朝廷惩罚官宦的贬谪、流放之地，人们无不视为畏途。只是随着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器具、劳作技术的传入，以及北方移民的陆续迁入，这些合力共同促进了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发展。从河谷平原到丘陵地带，从山间盆地到山岭之上，稻作农耕所到之处，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自然地貌，春去秋来，绿油油的禾苗与金灿灿的稻谷交替成为千里沃野的大地景观，往昔草木苍莽的原始地貌已不复可见。伴随着自然状貌的重大改变，广西西江流域也日渐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稻作农业地区。

其二，广西西江流域的居民在稻作农业的基础上，形成了“饭稻羹鱼”的生业模式。饭稻羹鱼的生业模式不仅起源早，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它视为一种原始的生业模式。实际上，中国南方俗称“鱼米之乡”，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地，为鱼的养殖和水稻的生产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广西西江流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长期以来形成的“饭稻羹鱼”不仅是一种稻作农业模式，同时也是一种饮食模式。“饭稻羹鱼”的生业模式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特定生态环境的产物。西江流域的人们自古从事采集、渔猎活动，当劳作活动发展到以生产为主的稻作农业阶段，采集和狩猎等非生产劳作活动逐渐式微。其中，采集为稻作所取代，狩猎为禽畜蓄养所取代，只有水生动物的捕捞分化为半捕捞半养殖的渔业。这种生业模式的形成源自自然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由于稻作农业垦殖了大片适宜耕作的土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生态，野生动植物资源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被农田逐步蚕食，从而致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采集、狩猎活动日趋衰落；而捕捞之所以能继续发展为渔业，则是因为水域生态环境非但未被破坏侵吞，反而面积有所扩大，新增的水域主要是人工开凿的鱼塘，既能蓄水以应对旱涝，灌溉田地，又能养鱼，而且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一方面，鱼塘的水、鱼的粪便及淤泥排放到稻田，增加了稻田的肥力，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另一方面，稻田、田埂的稗子、杂草清除以后又能作为鱼的天然饲料，通过这种生态循环，各种自然元素都能够物尽其用，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江河湖泊在稻作农业的扩展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状貌，既灌溉了河谷平原的稻田，还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鱼虾等水产资源。在广西西江流域的水土资源配置中，稻作农业占据了适合耕作的大部分土地，而水资源兼具鱼米之利，长期的实践表明它是一种非常适合人们生存繁衍的自然资源配置方式，因此，“饭稻羹鱼”无论作为生业模式还是饮食习惯，都是广西西江流域自然生态发展变迁的必然产物。

其三，广西西江流域通过稻作农业，不仅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地域辽阔的稻作文化区，而且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一个以流域东部汉族为主体、流域西部壮族为主体的多个稻作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结构。广西西江流域自古属于百越之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说明这一广袤的地区不仅民族众多，而且相互交融地聚居在一起，多民族共生的社会生态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广西西江流域至今仍有以汉族和壮族为主体的12个世居民族，此外还有从外地迁入的13个少数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无论是世居，还是迁入，这些民族基本上都从事稻作农业。其中，壮族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也是最早以稻作农业作为生业模式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稻作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波及范围极为广远的那文化生态圈。而灵渠的开凿，则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文化的纽带。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和农耕器具、技术，不仅促进了稻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逐步建构起以汉族和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融合的社会生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