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哲学存在论视阈中的风险和风险社会

第一节 风险的存在论解读

在中文语汇中，关于“风险”一词的由来，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

在古代社会，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们，每次出海前都害怕遇到大风浪而船毁人亡。他们没有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因此只有祈祷神灵，保佑自己在出海时可以风平浪静、满载而归。在捕捞生活中，渔民们意识到“风”给他们带来了无法预测的危险，“风”即意味着“险”，这就有了“风险”一词。

在西文语汇中，据吉登斯考证：英文中普遍使用的“风险”（risk）概念源自十六七世纪的航海时代，通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其意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因此这个词最早有空间的含义。后来这个词又有了时间方面的含义，指用来计算投资决策给借贷者带来的可能结果。彼得·蒂默曼则认为：英语中风险一词可能源自意大利语“riscare”，表示在危险的岩石间择路前进。从词源上看，风险意味着当人进入陌生的世界时不得不面对的“险恶处境”。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生存，是缺乏安全感的。人类风险意识的发端是与人类想要摆脱某种不安全感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弗洛姆认为人的首要需要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获得安全感。风险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必然方式，哲学存在论是理解风险的基本视角。

一 风险存在论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存在论对于理解风险是既可能又必要的。

一方面，风险是人基于自身存在提出的特有问题，从存在论的角度理解风险是可能的。只有人才可能提出风险问题，产生风险意识。风险包含了生命体与周围世界的主动性关联。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周围世界，只有人才具有主观能动性，并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改变周围世界。在此过程中，人面对周围世界给自己的诸种挑战，需要关心自身存在的安危，计算利害得失，并要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生存的威胁，因此风险是人面对世界时提出的独特问题。人的风险意识与动物的不安全感有联系。生命体如果没有不安全感，就不会产生风险意识。风险意识正是对不安全感的理性提升，而且这是人所特有的能力。风险问题的提出和风险意识的产生，也是人类脱离动物世界，进化到一个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动物的不安全感是本能层次的，而风险意识则意味着生命对周围的威胁具有某种认知能力，并且能够对其进行理性计算和主动化解。

另一方面，从存在论的角度理解风险也是必要的。不仅只有人才提出风险问题，而且人也一定会提出风险问题，这是人的存在状态必然引申出来的现实问题。人的风险存在，只有借助存在论才能获得深刻理解，只有存在论才能揭示出人的风险存在的现实基础。

存在论首先点明了人的存在的直接现实性。黑格尔把“存在”界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马克思则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海德格尔也指出，人的存在，如果“从存在者层次上来看，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三位思想家共同阐明了，人的存在实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同时，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可以简称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之在”），人被置于世界之中开始自己的行动过程。人必须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存在，其间经常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人在世界中的现实生活过程，并非是“现成的”，而是可能的。海德格尔说过：“‘在之中’有别于一现成东西在另一现成东西‘之中’的那种现成的 ‘之内’; ‘在之中’不是现成主体的一种性质，仿佛这种性质可以通过 ‘世界’的现成存在受到影响或哪怕只是开动起来，引发出来；‘在之中’毋宁是这种存在者本身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人的可能生活，需要通过存在论揭示出来，“存在论的任务在于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

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可能性实质，海德格尔称为“生存”。人作为此在，“它的本质毋宁在于它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是的那个存在……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在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生存筹划中，人可能实现自身存在，也可能失去自身存在的条件，人之存在的风险在此显露无遗。人生下来，被置于世界之中，开始自己的现实生活，面对各种陌生的环境及其变化，人每一步行动都充满风险。就像一个幼儿，跌跌撞撞地长大。

因此，哲学存在论提供了理解风险的深层视角。不过，存在论对于人的风险存在的揭示意义，却长期被西方传统哲学的世界观所遮蔽。

这种世界观的雄心是要“观察整个世界”，思考宇宙本原。这种雄心源起于人的一种本性，那就是对于未知事物的天生好奇。人总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对于未知领域，人们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直至“看清整个世界”。但是人本来身居世界之中，怎么能观察整体呢？身在庐山之中，怎么能识“庐山真面目”呢？要看清整个世界，人必须能够“看到”自己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身在庐山之中想看到整个庐山，可能需要借助“望远镜”。同样，看清整个世界需要“第三只眼”，即“心灵的眼睛”，或者可以简称中文的“心眼”。希腊人的这个“心眼”就是“理性”，它是希腊文“logos”的中文意译。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改造为“logik”，这是英文“logics”（逻辑学）的词源。海德格尔说过：“唯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活动那里，才有一门逻辑学。”理性的功能是“推理”；在中文中，“心眼”的功能则是“算计”。把二者联系起来说，在人的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人可以借助数学把它“推算出来”。借助理性，人有希望能够看到“宇宙的尽头”了，理性成为人“观察整个世界”的方法。理性观察到的东西，成为“理论”（英文，theory）。至此，西方哲学成为“理论化的世界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以理论性世界认识的方式针对着世界之整全和此在之终极。”

这种世界观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参见图1—1和图1—2）。因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能力，凭借理性，人从世间万物中超拔出来，成为高居世界之上的主体，世界被降格为“客体”，任凭“理性的动物”处置和开发。主客体思维由此开启。自近代以来，主体思维更是空前盛行，主人权力空前膨胀，人上天入地，几乎毫无危机感地开发地球。人的活动造成的各种风险，被简化为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可以忽略的代价。但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并不是天生的“地球主人”。对地球来说，人反而是一个晚来的客人。“主体人”的前提是“在世界中存在着的人”。主体思维的盛行和长期统治，使它遮蔽了“在世界中存在着的人”。这样，世界观思维遮蔽了人的“在世之在”，也遮蔽了人存在的风险，只有超越这种世界观，通过存在论才能重新揭示并理解人的这种风险存在。

不只如此，世界观思维更是在不断放大人的风险存在。这种世界观着迷于探索未知和未来，其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没有成为知识的障碍，反而成为认知的动力。这种探求伴随着知识成就的积累不断被鼓励和膨胀。西方传统哲学本来是理性中心主义的，然而在对未来和未知事物的追求方面，甚至在近代以来一度陷入“非理性”的疯狂状态。约纳斯曾援引斯宾格勒的观点指出：西方文化之中内含一种“浮士德灵魂”，这是永不满足的追求，尽管在与恶魔的契约中吉凶未卜，它仍然推动着西方文化非理性地追逐着无限的新事物和深不可测的可能性。西方传统哲学的那种世界观因此可以说是“风险偏好型”的。这些风险在西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累积，最终把人推向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根基，也许早就埋在西方传统哲学中。

西方世界观思维的长期流行和其现实成就，在今天依然不断为风险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持，从存在论揭示人的风险存在尤显迫切。

二 风险的存在论界说

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人，开始自己的人生历程，面向未来进行筹划，有所行动，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做出选择。然而未来总是不确定的，选择的结果也不一定符合人们的预期，人生在世就总有风险。人的存在是一个过程，正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在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面临各种陌生的境遇和挑战，它们作为一种不确定性始终挑战着乃至威胁着人的存在。就像复杂性理论研究的开拓者霍兰所说：“稳定就等于死亡。这个世界处在混沌的边缘，必须使自己适应永恒的新奇。”因此，基于存在论的风险概念，不只要从人们行动的结果上，更重要的是从人们的行动过程本身来理解。现实中存在的人们只要有所行动，就会面临风险。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风险，意谓给人的存在和发展带来挑战甚至威胁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可预知性。

第一，人存在的起点，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被抛入世界之中”，而这正是人的风险存在的开始。或者用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是人被动地来到这个世界。海德格尔认为：在被抛境遇中，人存在且不得不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于“此”。海德格尔由此把人的存在规定为“此在”。尽管人都降生在不同的家庭，不过“他是无家可归的此在，是原始的、不在家的被抛在世的存在，是在世界之无中的赤身裸体的 ‘它存在’”。人确实是孤零零地来到世界。“被抛境况的抛掷性质与动荡性质”表明，人在自己生命历程的开端，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个陌生的世界和陌生的未来。人的存在自一开始就是他自己不能掌控的。此时人的被动接受性，人对外部世界的不熟悉，都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风险扎根于人生的起始阶段。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一切实际被抛的存在都具有不确定的性质。”人初入世界，就面临风险考验。

第二，人的存在作为生存过程，也是风险性的。人被抛入世界之中，接下来开始有所行动，面向未来筹划自己的人生。按照海德格尔，人的“在世之在”是面向未来的筹划，即生存。“此在作为被抛的此在被抛入生存。”人与低等动物不同，人并非本能地与周围环境发生关系，而是能动地介入世界。介入的方式是从事创造性活动，它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创造活动总是把人们带入未知领域，使人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创造活动不断带来新事物，它们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这些新事物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已有平衡和稳定联系，人就需要适应新的生存境遇；创造活动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为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福祉的同时，也不断制造出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还是动态的，动态的不确定性本身又形成风险之网。

这种创造活动尽管于人而言总是不确定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种创造活动中，人才能实现自己种种未知的可能性。人的生存作为一个过程，总是面临诸多可能性，生存揭示出人的存在的可能性而非现成性。海德格尔说过：此在，“它向着它被抛入的种种可能性筹划自己”。人的生存可能性面向未来，主要有两种不确定性：一是人具有自我实现的可能；二是人也有不能实现自我的可能，这也是生存可能性的应有含义。或者说，人筹划自己人生的时候，未来的境遇、人行动的结果既可能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可能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此而言，人的生存是充满风险的。总之，人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去创造，以实现“更多的自己”，那么未来的不确定性始终是不能消除的。创造活动作为人实现自身存在的方式，其中包含有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就人的生存过程而言，风险植根于人的存在之中。

因此，人生注定是一场“历险记”。存在论从时间意义上揭示了人的风险存在。按照存在论，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存在的真理先于存在者的真理，人首先不是一个存在者（being），而是首先存在着。存在着的人是切实的生命个体，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样的现实存在是朝向未来不断行动的“可能之在”。存在着的人要“去是”（to be）：筹划自身的存在，有所行动，在行动中有所选择、有所创造并力图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这即如海德格尔指出的，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需要领会为“存在的不定式”。人的行动在时空上存在一个有限可控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人对自身行动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对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预料；然而当超越了这个范围，人对其行动就失去了预知和约束的能力。人的行动会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可能会制造出对其生存不利的新事物，这些后果和事物中包含风险。现在人类进入技术时代，人的主要行动领域是科技创新，其中蕴含更多风险。西班牙技术哲学家奥特加·Y．加塞特的一段话更具有总结性：“对于人来说，生存并非意味着按照他是什么的方式存在，而是在于实现这种存在的可能和努力之中。生存中的人，不得不制造（make）他的生存。生存不是现成的，而是生产制造出来的。人的生命在于行动（action），是生产活动（production）。生活（to live）就是找到手段和路径去实现我们是作为什么样的人的规划。”

总之，作为存在着的人，一方面，人的行动和结果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间距”，这个时间间距是人不能掌控的，某种结果何时产生，怎样产生，对人们又有怎样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因此，人深居过程之中，存在着的人必然历险。“历险”的时间含义从根本上说，即那“未来”的不确定性，注定扎根于我“现在”的人生中。

另一方面，人的存在在空间意义上也是“涉险”的。就存在的真理揭示出的物的存在特征来看，存在的真理内在地包含了两重性，即存在的显现或者存在的隐遁。存在的显现是存在的在场状态，然而此一状态是从“不在”的状态而来。就像我们来到某个现场，是从先前一个别的地方来到这里。我们从“不在此地”到“现身在此”。存在的隐遁是存在的不在场，然而此一不在场只是“尚未在场”，即是说它还会到来。因此存在的真理要求思想要把握存在的“显隐一体”。在存在显现的一面，思存在就是思“有”；在存在隐遁的一面，思存在就是思“无”。存在之真理既要思“有”又要思“无”。如果只是思“有”，就只经验到了存在之显现，即只是专注于存在者及其本质，这就陷入了存在者的真理，也就是形而上学之路。如果只是思“无”，就只经验到了存在之隐遁，这就会陷入神秘主义。只有既思“有”又思“无”，人与存在才发生了完全的遭遇。这样就不难理解，存在者的真理作为显现的真理，出自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在一次访谈中道出过“本质性的事情”是：“在显现之渊源中，那种隐蔽着在场与在场者之二重性的东西光临到人那里。”

这就意味着，人生在世必然会遭遇黑暗的事物，必然会进入陌生领域。人面前不是只有光明，还有黑暗。这些黑暗的、隐蔽的领域给人世生存带来风险。中文“阴险”一词形象地描绘了这种风险境遇。“阴险”一般用来形容“人心的险恶”，人心因为不可见和隐蔽性而险恶。险是阴（隐）带来的。实际上，世界因其黑暗的一面，也是险恶的，人深处其中不能不涉险。此外，“风险”就其本来含义来说，也包含世界黑暗面之于人的挑战：人在茫茫大海上驭舟而行，遇到风浪是危险的。“风”正是来自未知的地方，并且把船带向未知的黑暗领域，“风”因此成为“险”。

另外，存在之真理中包含着的两重可能，并没有主次之分。存在是显现还是隐遁，这取决于存在的天命。此一天命不能通过理性认知和人力控制而达到，这个天命本身是神秘的。海德格尔后来更是通过“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来揭示人的本真存在。在天、地、神、人四方互相映射的游戏中，人要进入“诸神之夜”，放手让自己裹进存在的旋涡，潜入事物本身的神秘中去，守护着自己的本真存在，而非保持与这个旋涡的安全距离，尽管技术时代人们取得的成就不断增加对这个安全距离的迷信。在这个旋涡中人要倾听存在的惊涛骇浪，跟随着风险之帆勇敢地走向前方。

总的来说，被抛入世的人，面向未来筹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不得不历险和涉险。陌生的世界和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就像水手在大海上航行，不得不面对危险重重的前方。

第三，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要与他人和自然“共在”，即在与他者的复杂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实现自身存在。海德格尔说：“与他人共在也属于此在的存在，属于此在恰恰为之存在的那一存在。因而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 ‘存在’。这一点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人与他者共在的突出特征是“遭遇到一起”，这种遭遇是偶然的。在共在中，我与他者打交道，相遇相识，他者之于我乃是“缘分”，我与周围世界构成一个“因缘整体”。这种缘分对于我来说，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这是不确定的。

具体来说，人生在世面对的他者主要是他人和自然。他人总是自由的，不可能客体化为“我”的“无生命对象”，不可能彻底沦为可以被我掌控的“物”。他人不一定认同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人的行动总会给自己带来不确定的影响。萨特的哲理剧《禁闭》提示了“他人是地狱”的命题：三个已死的主人公被封闭在地狱中，这里没有尖桩刑具、烤刑架，折磨人的恰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总是陌生的，每个人都无法通过他人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此外，人在自然中生存，风险也在所难免。当原始人必须进入丛林寻找食物或与陌生人打交道而来不及反应，那么也必须上去面对，不管前路是什么。人的生存的具体性本来就包含风险，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本来关系是陌生的。人在最初并非以主动的姿态进入自然，而是战战兢兢地走进自然，即以被动的姿态“交付”给自然。面对种种风险，人凭借理性逐渐“认识”了自然并改变自然，于是人在自然面前逐渐占有主动。人成为主体，自然成为客体。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断增强了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人所面对的自然风险减少了很多。当人最初涉足丛林之中的时候当然险象环生，但是当他找完食物熟悉了丛林的时候，丛林的危险降低了，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出入了。

然而，自然风险的不断降低同时伴随着新的人为风险的不断出现。人被动地进入自然会有危险，人主动地闯入自然同样也会有危险。作为“客人”，人可能对于自然的风险难以招架；作为“主人”，人又可能反应过度，破坏自然的生态机制从而摧毁人的生存基础。因为人对自然初级的、低度的改变带来的破坏作用，自然自身的生态机制可以修复；但是过度改变带来不可修复的副作用。自然风险展现了自然对于人的“不友好”关系，人为风险展现了人对自然的“不友好”关系，二者都对人的生存构成挑战。因此，人生在世必然伴随各种风险，人不是温室中的花朵，总要沐风栉雨。

总之，人被动进入自然要承受风险，人的生存谋划也是有风险的，当人们过度改变了自然，又带来危险。风险内在于人与他者的共在中。人们总是在冒险，但冒险要适度。一者，人们需要冒险。客观上，风险内在于人的在世结构，人不得不冒险；主观上，冒险是人的一种天性，人在冒险中找到乐趣，这是一种面对生存挑战而实现自身存在的乐趣，比如冲浪活动。麦克里斯和罗莎提出过“被渴望的风险”概念。Lyng、Snow和Katz等学者也提炼出一种“擦边球”的风险活动，如炒股、蹦极等休闲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风险本身有诱人的一面。从本书的视角来看，人的创造活动虽然有风险，但是人也借此实现了新的可能性。二者，任何冒险需要适度，极端的冒险行为会否定人自身的存在。有些风险的后果太可怕，可能造成的灾难太严重，人们会拒绝接受这些风险。

最后，人们的行动也交织在一起，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他人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进一步形成复杂的交互作用，并不断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复杂性理论称之为“动态复杂性”。人与他者共在，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人在这个系统中生存，其中的复杂性风险必然影响着人。人对这个系统有所作为，然后这个系统对个人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其中一些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事件也会影响着人。正如人对自然的改造，有时遭遇自然的报复性作用。人的风险生存是系统性的。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认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是因为无法处理周遭日益复杂的系统所致。”

第四，人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从现代决策论的角度来看，人的行动与其结果的关系有三种：

其一，人的每一个行动导向一个确定不变的特定结果，且这些结果都是已知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是没有风险可言的。其二，如果每个行动导向一组可能的特定结果，尽管每个结果的概率是确定的，但究竟会导向哪一种结果是未知的。这就产生了风险。比如，一个行为可能导向这样一种风险后果：一枚硬币抛起来，正面朝上奖励10美元，背面朝上失去5美元。这里的风险概率在0—1之间[0＜P（r）＜1]。其三，如果每个行为有其结果（或者全部行为有种可能的特定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的概率完全是未知的（或者某个行为会导向哪种结果是未知的），那么这就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风险所隐含的不确定性是在后两种关系上说的。实际上，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包含了比决策论更多的内容：某个行动或事件在某个时间段内是否有结果、何时有结果乃至有何结果，也都是不确定的。可以说，现代决策论对于风险的不确定性的认识是不全面的，风险植根于人的整个生活过程，仅从行动和决策的结果维度理解风险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个在考虑风险评估和治理时需要重视的必要维度。

第五，人对周遭环境给自身带来的整体的、动态的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预知的。客观上，每个人的行为交汇在一起，人和环境之间又产生相互作用，形成动态复杂的系统，这本身对人们的认知带来巨大挑战。人难以预知未来的东西，尤其当它变得更复杂的时候。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预测的。正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人面对未来和未知事物的处境犹如井蛙和夏虫。风险在广义上指的就是不确定性以及对它的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在风险存在论意义上说的，不可预测性是在风险建构论意义上说的。风险因其具有不确定性而具有不可预测性，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大超出了人的认知能力的范围。

总之，人在世界之中存在，面向未来而行动，而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人对此缺乏预知能力，人的存在总是有风险的。人拘于从现在到未来的时间间距中，时常进入陌生的空间，时空不断流变，人与人、人与环境又构成动态复杂的系统，这都是人不得不面对的风险。

三 风险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

既然人生在世必然会提出风险问题，那么反过来，风险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对于人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风险问题使人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深刻的追问，驱迫着人实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正如哈姆雷特在不断经受“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的拷问中，也在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从而试图认清自己和实现自己。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风险是人展现自身存在的方式。具体来说，风险从两个方面展现存在的意义。

一方面，风险肯定式地揭示存在之意义，可称为“正面启发法”。人的存在是面向未来的生存筹划，去实现一种有待实现的东西，它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可能之在”。对此海德格尔指出：“在对自身本真存在的生存论环节的领会之中，人并不是任何作为现成事物的 ‘什么’，而是作为生存活动的存在，这是可能之在。”人要实现自身的诸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并不是“给定”的，而是一种不确定性。人实现自身可能性的方式是创造，比如科学技术创新。在创造中人开辟出崭新的可能性，并且从中实现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所没有的东西。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说：“基于筹划的生存论性质组建起来的那种存在方式，此在不断地比它事实上所是的‘更多’。”这些新的可能性包含不确定性，内中有风险。在这个层面上，风险对于人之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有风险的创造活动中实现自身存在和发展。人世生存不得不冒险，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探险过程。因此，人要把风险勇敢地承担起来，并把它作为实现自身存在的方式，而不是逃避它。正是由于这种风险生存，人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创造出新的东西给自己使用，超越自身原来的限度，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扩展自己的存在空间，从而使一些新的可能性在人身上不断实现。

另一方面，风险以否定的方式揭示存在之意义，可称为“负面启发法”。风险作为生存可能性的实现方式，即可能导向人的自我实现，也可能否定这种自我实现。尽管方式指向目标，但方式不等于目标本身。进入丛林寻找食物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然而其结果可能是找到食物，也可能是被猛兽吞噬。人世生存包含着自我的肯定式与否定式的内在矛盾，矛盾的发展推动矛盾的解决，解决方式就是人必须在“否定中肯定地保持住自身”（黑格尔语）。或如荷尔德林的诗所言：“困顿与黑夜使人强壮。”人生在世，机遇与挑战同在，挑战的一面也能逼示出人的现实存在。尤其当风险巨大时（比如当前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时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极其不利的一面也许更能拷问出人的存在。海德格尔也发现：人的本真存在是以被褫夺的方式展现的，这些褫夺的方式比如怕的情绪、死亡的威胁。

约纳斯在当代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曾提出“恐惧启发法”：当前技术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臻于极限，为防止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境地，人们需要优先考虑技术发展所造成的某些巨大的负面后果，以唤起人的恐惧意识，从而想到提前反思和修正人类当前的发展道路。美国学者格雷特·哈丁等人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潜在损失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潜在收益的重视程度。相应的，人们对避免未来损害的预期收益的重视大大胜过对生产未来产品的收益的重视。博弈论的经典理论——囚徒困境也表明：两个囚徒之所以都会选择坦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同伙的选择做了最坏的打算，即同伙可能会做出最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坦白并指控自己。

人的风险意识对囚徒的策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上理论都显示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意识是倾向于对自己行动的后果和与自己有关的事件之影响，首先做出有可能对自己不利的预计；然后未雨绸缪，更好地谋划自己的生存。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也表明，风险经常被忽略，像海底的水草一样隐秘地疯长，以至于当它形成一种极具威胁的力量时，人们才想到要认真对待它。然而这往往错过了最佳的风险应对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在客观上这与风险的隐蔽性有关。在主观上这是因为人们看不到风险与自身生存的实质关联，而总是采取“规避”的方式应对它；或是试图建立某种“保险”体系，人为地将它最小化。为了抓住最佳应对期，我们需要一种“风险生存意识”，把风险看成是伴随人类发展进程的内在因素并时时加以化解，不放任风险最终成长为彻底否定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力量。在今天科技发展造成了众多高危事件、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时候，风险生存意识作为一种“危急事件的提前预防意识”，其重要性也更加凸显。

<br/>最后，这个模型一次博弈的结果是甲和乙都坦白认罪。“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力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两名囚徒由于隔绝监禁，并不知道对方选择。两名囚徒现在要考虑，如何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每个人在算计的时候都发现，检举背叛对方将获得最大收益。甲会设想：若乙沉默，坦白会让我只判刑3个月；若乙坦白指控我，我也要指控乙才能得到最小刑期，所以最佳选择也是坦白。同理乙也会这样设想。实际上，“囚徒困境”还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常规心态，即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实现最大利益。

综上所述，基于哲学存在论的观点，风险内在于人的生命历程之中并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风险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