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源生篇

第一章 还原主体间的自然身份

——老子“为人为己”的建构

老子生活在春秋之际，面对社会巨变出现的混乱局面，对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主张以“天道”审视“人道”，以“为人”实践“为己”，以“玄德”对待“不德”，从而消除社会的混乱，建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根、治国之道、文化之源，老子的主体间关系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借鉴老子对主体间相互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处理转型中的社会问题，提升人生修养，建设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老子建构主体间关系的自然主义逻辑

如何处理不同主体间的关系？这才是老子全部思维的目标所在。在这一问题上，老子从论述“道”的本性开始，首先确立了“天道”标准，并以“天道”审视“人道”，要求为政者排除自己的私心私利，善于为百姓谋事，“以百姓心为心”，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这里，老子讲出了一套处理主体间关系的道理。

（一）以“天道”审视“人道”

人从何处来，“我”与“他人”是什么关系？老子遵从“道生万物”→“万物尊道”→“道法自然”→“人法自然”的逻辑，从本体论视角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考察。什么是“道”? 《老子》开篇指出：“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是万物运动的总规律。“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第62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不臣。”（《第32章》）“得道”意味着成功和圆满。“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39章》）“失道”意味着失败和破灭，“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为贞将恐蹶。”（同上）“道”的本性在于“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天道”是没有偏私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5章》）又说：“天道无亲。”（《第79章》）天道是没有远近亲疏的。

老子秉持“天道”，对现实社会人性的异化展开强烈的批判：

一是否定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天道”公平无私，而“人道”则不然。“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77章》）老子发出愤怒的控诉：“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食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第53章》）大道非常公平，但统治者却十分狭隘自私。朝政腐败之极，弄得农田荒芜，仓库空虚；却还穿着锦绣的衣服，佩戴着锋利的宝剑，饱足精美的饮食，搜刮过多的财货。这就叫作强盗头子，多么无道呀！

二是否定对圣贤的崇拜。老子认为，天下的混乱正是崇拜圣贤而造成的，相反，“不尚贤，使民不争”（《第3章》）。一旦放弃了对“圣智”、“仁义”、“巧利”的追求，天下的盗贼也就自然消失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这里所谓“文”，是指巧妙虚假的装饰。“不足”就是不足以治理天下。老子认为，儒家所讲的“礼”，并非大道的体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38章》）正因为大道被废弃，国家混乱，家庭不和，才有了对仁义、忠孝的呼吁。“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庄子解释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而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智邪？”（《胠箧》）

三是否定对财富的贪婪。天下盗贼频出，是因为统治者过分看重那些“难得之货”，相反，“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第3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第9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第75章》）

四是否定对情欲的骄纵。“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3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9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12章》）这是对当时人性严重异化的思考。老子希望恢复人们纯真自然的本性。“复归于婴儿。”（《第28章》）“如婴儿之未孩。”（《第20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55章》）

（二）以“为人”从而“为己”

在老子看来，“为人”和“为己”是辩证统一的。圣人不为自己积累财富，他尽力帮助他人，为人越多，自己越是富有；给人越多，自己得到的也越多。“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第81章》）庄子说老子“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天下》）。意思是说，老子经常能够宽容地对待事物，不损害和剥削他人，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在老子看来，圣人并不是没有私心，但总是置自身于人之后，成就别人反而成就了自己。“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第7章》）

基于“为人”和“为己”的辩证统一，老子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其一，以贱为本，以下为基。老子认为，有道的人君要以普通百姓作为自己的基石，善于处下、居后、谦卑。“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第39章》）最高的荣誉是没有荣誉，与其羡慕那华丽的美玉，不如作一块普通的石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17章》）在这里，老子依据百姓对侯王的态度，把侯王分成四个等次。最好的侯王把自己隐埋在普通百姓中，以致百姓不知他的存在；第二等侯王，百姓想法亲近他、吹捧他；第三等的侯王，百姓畏惧他；最差的侯王，百姓侮辱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会相信他。

其二，常善救人，常善救物。老子反复强调无私奉献的精神。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私心，把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上善的人如同水一样，滋养万物却不与之争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第8章》）圣人善于经常救助他人，所以没有被抛弃的人；善于经常拯救万物，所以没有被抛弃的物。“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 ‘袭明’。”（《第27章》）圣人为天下劳作却不恃功倨傲。“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第77章》）天地之所以能长久，是因为它无私奉献，养育万物，而不企图延长自己的存在。“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第7章》）

其三，少私寡欲，无为而治。老子大声疾呼：“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过于注重物欲，欲壑难填，必然“使人之行妨”（《第12章》）。老子认为，天下之所以难治，是因为统治者过多的作为、肆意妄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凡事须有度，过多的作为必然造成反面的影响。“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要使天下走向大治，就必须无为而治，这是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3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相反，如果主观妄为，则注定要失败，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29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64章》）

其四，以大事小，以强扶弱。老子强烈谴责现实社会里大国、大邦对小国、小邦的欺凌。他认为，大国、大邦与小国、小邦之间应相互照顾，谦下互让。“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第61章》）。老子坚决反对战争。“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31章》）武力征服不但要遭到报复，而且给人民带来饥荒的痛苦。“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第30章》）喜欢用兵，赞美胜利，就是喜爱战争，乐于杀人，这样的人是不能得志于天下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第31章》）

其五，以静待躁，谨言慎行。老子认为，“静”是大道的本性，只有遵循大道，怀着谨慎的态度，才能治理好国家。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君主们的浮躁不安。老子发出慨叹：“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他断言：“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第30章》）从“清静”出发，老子提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这里所谓“小鲜”即指小鱼。《解老篇》解释此句说：“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数挠之”，即多次翻动。所谓“贼其宰”，即鱼翻烂了，伤害了宰夫的烹饪之功。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不能朝令夕改。政策改来改去，老百姓就无所适从，就失去了信任。

（三）以“玄德”面对“不德”

“德”是“道”的体现。面对现实社会的“不德”行为，老子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第54章》）在老子看来，大道核心的精神就是甘于奉献。“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 ‘玄德’。”（《第10章》）人应该像大道那样，甘于为他人“生之”、“为之”、“长之”，却从来不索取占有，不恃功倨傲，不做他人的主宰，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所谓“玄德”。

从“玄德”出发，老子教导人们：

其一，与人为善，柔弱处世。老子认识到生命的珍贵，而要延长生命，最为重要的是在交往中与人为善，以柔弱姿态对待他人。他说，“弱者，道之用”, “柔弱胜刚强”（《第40章》），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因为柔弱代表了新生、生命力和灵活性，刚强则代表死亡和僵硬。他从自然现象获得领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第78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43章》）。他从生命现象得到体验：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第55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第76章》）。他从社会现象受到启迪：“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第73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第42章》）。于是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76章》）老子主张柔弱，并不是要人一味示弱与退让，而是考虑到对方也是主体，要用温和的方式去处理自己面对的矛盾，待人接物要灵活而不僵化，圆融而不固执，具有耐心和韧性。这对交往双方而言，可以减少生活道路上不必要的阻力与障碍，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和个人愿望的实现；对社会而言，可以减少与他人的摩擦与冲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坚持刚强，则不是皎皎者易污，刚强者易折，就是好勇斗狠，纷争四起，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于人于己均无益处。所以老子的这一方法，初看是软弱或耻辱，但最终是聪明和有力的。

其二，不走极端，不与人争。他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30章》）意思是说，事物达到强盛之极点，就会走向衰亡，这叫不“道”，不“道”就会很快败亡。他还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23章》）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天地尚且如此，而况人乎？所以，懂得“道”的本性的人坚持不走极端，尽量以和缓的态度去对待他人。有德行的人要去除极端、奢侈和过度。“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29章》）老子进而教导人们要“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第56章》）。也就是要收敛个人的锋芒，放弃个人偏激的主张，改变咄咄逼人的姿态，了解对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从而达到认识上的统一，使矛盾得以缓和，纠纷得以化解。老子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提出了“不争”的要求。他反复强调，“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你不与人争，天下人就不与你争。但“不争”并不意味着你的利益受到损害，相反，“不争”能够使你取得天下谁也无法与你相比的成就和地位。这是天道使然。“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73章》）不争是最好的争，可以使交往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保障。“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第68章》）“与”即争，“不武”、“不怒”、“不与”、“为之下”都具有“不争”的意思。由此可知，老子的“不争”是高明的争、高级形态的争，是不争之争。朱熹对此有十分到位的理解，他说老子：“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朱子语类》卷137）

其三，相依相存，宠辱不惊。老子以物喻人，说明世间一切事物相依相存的道理。“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2章》）世界上的事物不仅相依相存，而且是相互转化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22章》）一旦运动到了极端，必然会向自己的反面发展。“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 ‘有’，有生于 ‘无’。”（《第40章》）天下人应该明白祸福相倚，善恶转化的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第58章》）善恶美丑都是相对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2章》）有道德的人永远处下，懂得进退。“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第28章》）

其四，为于未有，治于未乱。为了延缓和防止事物向坏的方向转化，老子提醒人们要重视“微明”，因为当事物处于转化的萌芽状态时，及早察觉，可以防患于未然。“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这四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是容易处理的，重视“微明”就可以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第64章》）。局势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未露苗头时容易对付，事物脆弱时容易消解，事物微小时容易散除。要在事情还没发作时处理它，要在局势还没动乱时治理它。因此，考虑难办的事情要从简易处着眼，实行大的计划要从细微处入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凡是轻易许诺必然就会失去对他人的信用；凡是把事情看得简单就必然会困难重重。因此，圣人总是认真对待困难，所以，他才反而没有困难。“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第63章》）

二 老子主体间关系思想的历史影响

《老子》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和道家经典之一，虽然篇幅不过五千言，却拥有博大精深、玄奥无比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容涉及自然、社会、人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老子》所体现的主体间关系思想，也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一）中国传统哲学之根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是最早从本体论视角探讨主体间关系并与国家治理、个人德性修养结合的古代哲学家，几乎历代哲人都与《老子》有缘。一方面，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探求《老子》本来的含义；另一方面，他们又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借注释《老子》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老子》所蕴含的主体间关系思想，极大地启发和影响了后世哲人，渗透于他们的论著之中。

《庄子》多处直接征引《老子》，并加以强调、解说或发挥。《史记·田齐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其中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汉代王充也公开声称，其著《论衡》“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东汉张衡从政初期著《二京赋》，巧妙地通过“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的对话，赞扬汉文帝时的安民政治，批评汉武帝时的扰民政治。《赋》中的“为无为，事无事”是《老子》第63章原文，而赞扬文帝的“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 “遵节俭，尚素朴”, “怀忠而抱悫”, “将使心不乱于所在，目不见其可欲”, “却走马以粪车”等句，批评武帝的“好剿民以女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 “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等句，则分别暗合于《老子》中“治人事天莫若啬”,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等章句之精髓。张衡的天文学名著《灵宪》描述天地生成运转的规律：“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从《灵宪》此段所引《老子》原文可知，张衡的宇宙观是受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影响。张衡晚年作《思玄赋》，称以老子学说为网，去获取儒、墨之精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驱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赋》中“不出户而知天下兮”引用《老子》第47章文句，以传达他利用前人知识积累和现实有利条件攀登科学高峰的体会。

据司马迁《史记》载，儒家创始人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论语》中孔子所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 “仁者必有勇”，与老子“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慈故能勇”的意思十分接近。“天何言哉”亦合老子“无言”之旨。《宪问》谈到“以德报怨”时，还直接引用《老子》第63章的文句。《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孔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曲调不同，却与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相通。《墨子》的非命、兼爱、节用、节丧、非乐，和《老子》的“道……似万物之宗”、“以百姓心为心”、“善利万物”、“治人事天莫若啬”相一致。墨子主张“非攻”而重视防守，认为武王伐纣是诛而不是攻，也和老子的“慈故能勇”、“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意旨相似。《离娄下》说：“大人者，无失其赤子之心也。”显然和老子崇尚质朴纯真的主张相一致。《梁惠王下》中“与民同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的议论，表明孟子蔑视等级制度。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孟子大逆不道，要废其书不许世人诵读，经大臣劝阻，才出节选本《孟子》。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无疑是老子“清心寡欲”思想的延伸。荀子在《礼论》中坦率地说明“礼”就是针对不同贵贱等级的人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但其中“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及其《天论》中“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等言论，显然与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道……似万物之宗”、“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相通。《易传·系辞》的天地动静说同于《庄子·天道》，刚柔相推说为老子“以柔克刚”的进一步发展，“易知简能”即老子的简易之道，“原始反终”是老庄自然观的一个特殊观点，“精气”概念出自道家，“神”的概念与老庄同义，阴阳说本于道家和阴阳家，太极说源自道家，道器说本于老子，变通说与老庄思想相承发展，“几”的要领，是老子“微明”的另一种表述，“言”、“意”关系的讨论，也与老庄同一论旨。

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其学说中“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即源于老子。韩非子在《五蠹》中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深得老子“为无为”即顺应自然而为的要义。王弼通过对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互相对应范畴的解释，建立起一套形而上的玄学本体论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以无为本”，也即“崇本息末”与“举本统末”。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老子、庄周，吾师也……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晋郭象注《逍遥游》篇说：“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颜氏家训·勉学篇》称：“《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唐代以成玄英、李荣、杜光庭等为代表的一批道教学者则援佛入老，佛道相激。以心性解老，是宋代以后老学发展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儒、释、道三教学者莫不为之。到元代时，杜道坚在《道德玄经原旨》中指出：当时“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自元以后，重新注释《老子》的人，更难计其数。宋代的赵志坚在《道德真经疏义》中曾总结说：“以文属身，则节解之意也；飞炼上药，丹经之祖也；远说虚无，王弼之类也；以事明理，孙登之辈也；存诸法象，阴阳之流也；安存戒亡，韩非之喻也；溺心灭质，严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学之宗也。”

宋儒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无极”、“太极”、“无”、“有”、“道”、“器”、“动”、“静”、“虚”、“实”、“常”、“变”、“天”、“理”、“气”、“性”、“命”、“心”、“情”、“欲”等，大都来自于道家传统，如周敦颐所用“无极”一词，即首出老子。后陆九渊即指出：周子言“无极”出于老子。又如程颢认为，“天理”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养生主》。而程、朱论天理，更与老、庄“道”无大殊异，如朱熹所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朱文公全书》卷70）。王廷相认为：“老、庄谓道生天地，宋儒谓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论耳，与老、庄之旨何殊？”（《雅述》上篇）颜元著《朱子语类评》，认为朱子其“参于禅、老、庄、列者深矣”。明代黄绾称：“孟子殁而无传，故至有宋诸儒，其学皆由于禅。”（《明道编》卷1）全祖望指出：“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鲒埼亭集外编》卷31）陈建则谓陆、王心学，乃“阳儒阴佛”（《学蔀通辩》后编卷上）。顾炎武亦云：“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这种论述，十分透彻地点明了儒学与道学的关系。

（二）中国传统治国之道

《老子》不仅是一部哲学书，而且被历代政治家视为“君人南面之术”，善于运用《老子》所阐发的精神作为治国、治军之纲要。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圣祖四位皇帝曾亲自为《老子》作注，其对政治家及国家治理的影响，可见一斑。

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常常深研《老子》，用老子的思想来谋划政治和军事。如战国时期的张良，在秦灭韩后，求刺客谋刺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遂逃匿下邳，遇隐士黄石公授予《太公兵法》（《三略》、《六韬》）。《三略》中有“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与《老子》第31章的文句意思十分相近。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刘邦，多次为高祖乃至惠帝谋划而成大事。刘邦开国封侯，要封张良三万户，张良推辞而自愿为留侯，之后远离朝政，用道家辟谷导引术祛病延年。陈平出身平民，少年时好黄老之学，后为刘邦出谋划策。“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史记·陈丞相世家论》），继曹参之后，相汉11年，自脱于吕后多事之秋，用计与君臣共夺吕族兵权而迎刘恒即皇帝位，善始善终，史称贤相。东汉末年，豪杰纷争割据。刘备三顾茅庐求助于诸葛亮。诸葛亮身为躬耕村野的平民，为刘备出谋划策，能因时、因势、循规律而动，决战决胜，好谋而成，所著《便宜十六策》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资”等《老子》原句，对老子哲学的运用达到纯熟的地步。

战国时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网罗百家、“集腋成裘”，辑合百家学说编成《吕氏春秋》，全书以“无为”为纲纪，称老子为“圣人”。发源于战国晚期而兴盛于汉初的黄老学派，体现了当时道、法合流的趋势，而以道家无为及辩证法思想为其理论基础。曹参于汉初任齐相国，从盖公习黄老之学。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相齐九年，百姓安集。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遵循萧何“与民休息”、节约俭朴等政策法规不稍更改。“参为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汉书·萧何曹参传》）

汉文帝刘恒及皇后窦氏都好黄老之学，从文帝诏书中可以看出他对老子哲学的积极实践。文帝即位的当年就颁布赈穷养老之令，翌年诏令四方勿献珍物，对来献千里马者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征伐）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致书南越王赵佗：“……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并采取了相应的政治经济措施，促使赵佗放弃帝号而称臣。文帝下诏废除“诽谤妖言法”: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汉书·文帝纪》）下诏废除断肢体、刻肌肤、连及父母妻子同坐等苛法峻刑。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屡犯边民，文帝遣使频向匈奴单于申明大义，与之和亲。匈奴和亲后又背约入盗，文帝派大军备边峙敌，不发兵深入，几个月后匈奴远遁，乃收兵还师。文帝是著名的节俭皇帝，终其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临终下诏：简化葬礼，不使劳民伤财。

汉景帝即位当年，就把文帝每逢灾年只收民田半租的特例变为常制，即：改高祖时的田亩十五税一为三十税一，以促进农业生产。窦太后好黄老之言，景帝及其太子、族人都不得不读黄老之书，致使黄老之学盛行。从文帝、景帝的诏书及所纳近臣的谏议可以看出，汉初所用黄老之学并无多少“刑名法家”的成分，老子哲学对当时社会各界的深刻影响不言而喻。文帝、景帝用老子思想治国四十年，人民休养生息，生产技术长足发展，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亲内和外，海内殷富，史称“文景之治”。

唐太宗尊崇老子，认李耳为先祖。丞相魏征运用老子哲学辅政，在“贞观之治”中起了重要作用。魏征曾为道士，著有《老子治要》，深得老子要旨。他于唐太宗即位之初上书二百余，言事切当，得到唐太宗李世民重用。贞观年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193），同等看待汉族与非汉族，百姓安居，远方宾服，“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贞观政要·论诚信第十七》）。《老子》广泛流传于上层社会，深深植根于民众厚土，对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多有影响。

历史上，有四位皇帝亲自为《老子》作注。他们分别是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祖福临。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的注释就有了特殊的意义。然而，由于他们个人所处的时代及修养不同，对同一《老子》便有不同的解释。如，对《老子》第3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矣”唐玄宗解释说：“于为无为，人得其性，则淳化有孚矣。”意思是说：坚持无所作为，符合人的本性，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实现道德淳化就有了希望。这种解释显然与通常的解释相去甚大。宋徽宗则认为：“圣人之治，岂弃人绝物，而恝然自立于无事之地哉？为出于无为而已。万物之变，在形而下。圣人体道，立乎万物之上，总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顺之以观其复；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岂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则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则鸟兽草遂其性。”意思是说：圣人治国，并不是悠然自得地无所事事，而是要以无为的态度实现有所作为。万物的变化是外在的、个别的，圣人则要把握总体原则。顺从事物的本性，就能治理一切。宋徽宗虽然是一失国皇帝，然而，这里的解释却是颇为得体。明太祖朱元璋则写道：“诸事先有勤劳，而合理尽为之矣。既已措安，乃无为矣。”意思是说：处理事务，先要勤劳，合乎原则地努力完成。一切都已安排停当，也就无所作为了。这种解释有点不伦不类，有点脱离老子的本意，把“无为”解释为“有为”。清世祖福临则认为：“夫为治而至于无为，则天下无不治矣。”意思是说：治国能达到无所作为，天下就都可以得到治理。这也不尽恰当。

（三）中国道教文化之源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道教与道家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及老子本人对道教教义、修炼方法、神仙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教以“得道成仙”为最高追求，其中，“成仙”或“长生”是终极目标，这是道教与佛教的重要区别，佛教以生为苦，道教以生为乐，且以长生为乐。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修炼以“得道”。《老子》关于长生的思想，如“……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59章》）。《逍遥游》关于神仙的记载“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餐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些都给人以无限的期待和向往。道教对世界的解释正是源于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正如南朝梁刘勰在《灭惑论》中所说，道教“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说：“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早期道教的五斗米道所宗的秘典《老子想尔注》说：“一者道也。……一在天地外，人在天地间，但往来人身中耳，都皮裹悉是，非独一处。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使道教理论体系化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也着意宣扬“道”，并以“玄”去释“道”。“道”、“玄”同构，是葛洪论道的特色，其手法实与老子无异。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此“玄”，此“道”，深远高旷，无所不至，无所不能，“高则冠盖乎九霄”, “旷则笼罩乎八隅”, “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辔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匮，與之不荣，夺之不瘁”。《隶释》卷3有延熹八年的《老子铭》，文人边韶就谈到了当时信道者附会老子“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不自生，故能长生”和“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的话，说好道者“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升降斗星，随时九变，与时消息，规矩三光，四象在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度世。自羲农以来，世为圣者作师”。

汉明帝、章帝之际，王阜撰《老子圣母碑》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把老子说成了“道”的化身。对此，王充在《论衡·道虚》中指出：“世或以老子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老子行之，踰百，度世为真人矣。”道教徒认为，追求长生不老的途径是体道和修道，那么如何体道、修道呢？道教徒认为天地间只有道是永恒的，因此要想长生，就要与道合一。“守一法”是道教修炼的一种形式，《太平经圣君秘旨》说，此法“可以度世，可以消灾，可以事君，可以不死，可以理家，可以事神明，可以不穷困，可以理病，可以长生，可以久视”。“守一法”中的“一”即指道，道教徒认为守持道，就能长生，精神就可以长存。

道教认为，道是可以知道、体悟到的，但不能用认识一般事物的常规方法来体悟道。道教吸收了老子和庄子清净无为的思想，提出修道有两种具体的方法：一是斋醮，二是炼养。斋醮，即通常所说的“做道场”，包括清静身心、祭祀神灵等方面；炼养，即炼丹与养生，包括炼外丹、炼内丹、以柔克刚等方面。其中，清净身心、以柔克刚等修炼方法皆源于老子的养生思想。道教与佛教虽然都讲究清静，但具体的修炼方式是不同的，佛教是参禅打坐，道教则吸收了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强调修身养性，认为“真静”、 “真寂”是“常清静”。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神与道合，谓之得道。”道教还认为修炼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祛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避免外界事物对人的眼、耳、鼻、舌、身等器官的刺激，在心性修炼中做到“收心习静”。这与老子强调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以及“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等思想是一致的。

道教炼内丹的养生方法也与老子的“专气致柔”、“贵柔处弱”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炼丹分为炼外丹和炼内丹，炼外丹就是用铅、汞等矿物质为原料，以化学的方法炼出丹丸，道教徒认为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炼内丹是指以人体内的精、气、神为“原料”，将身体当作“炼丹炉”，即通过调节呼吸，用气功的方法在体内形成丹气，靠丹气的运行变化养生，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气”的概念在《老子》中多次提到，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强调结聚精气以致柔顺，就像婴儿一样的状态。婴儿的骨头嫩弱，筋脉柔软，但拳头却能攥得紧紧的，虽然还不懂得男女交合之事，而生殖器却会勃起，这是由于精气非常旺盛的原因，整日哭喊但嗓子不会哑，这是由于元气非常淳厚。精气、元气的淳厚乃是自然之道，掌握了这一点才是明智的，过分贪图享受就是灾祸。老子以及后来庄子对气的论述，加上先秦其他思想家关于气的阐述，共同构成道教炼内丹的理论依据。《悟真篇》云：“劝君究取生身处，返本还源是药王。”要人求取精、气、神等生命之源，强调爱精保气。《养生延命录》还说：“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道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道教养生法强调，凡会引起精、气、神消耗的事情，都应少做。这与老子的“去甚、去奢、去泰”的思想是一致的。

由于道教在教义和修炼方法上都吸收了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思想，因此《老子》一书必然被道教奉为经典，老子本人被道教奉为祖师甚至神灵。根据1997年考古工作者对鹿邑太清宫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从东汉一直到元、明时期，历朝历代都有皇帝到太清宫来祭祀老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可见，早在西汉时期，老子已成为人们迷信的长寿之星，这进一步促使后来的道教徒将老子奉为地位越来越高的神灵。汉桓帝开始为老子立祠，并以郊天乐祀之。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影响下，民间开始将老子当作神来崇拜，老子由此与天神有了同等的地位。东汉后期，信奉《太平经》的太平道和信奉老子《道德经》的五斗米道先后兴起，五斗米道教派的首领张陵写了《老子想尔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玄妙的《道德经》，向百姓传道。《云笈七籖》又说：“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佛教传入中国后，地位比道教低，道教徒也极力压制佛教徒，襄楷还向汉桓帝编造了一个谣言，说老子入夷犹为浮屠。佛教徒为了保持其发展，不得不依附于黄老道，并默认佛教始祖为老子门徒。

西晋时期，佛教、道教斗争较为激烈，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编造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贬低佛教，以抬高道教的地位。东晋时期，著名道士葛洪学得炼丹术，还研读了大量道教经典，并撰写了《抱朴子内外篇》。他继承老子“道为宇宙之本原”的思想，并对道进行神化，建立了基本完备的道教神学体系。葛洪还继东汉刘向《列仙传》而作《神仙传》，叙述了古代传说中94位神仙的故事，用极其夸张的笔法描写老子的形象，将老子奉为神仙，并指出其能“度人成仙”。北齐时魏收在《魏书·释老志》记载道士寇谦之遇“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老君”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对老子的主要尊称。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尊老子为唐王室祖先，并以神仙老子的后裔自居，还大力制造“君权神授”的舆论。唐太宗李世民规定，宫中举行仪式时，道士在前，僧人在后。干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下诏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在亳州老子的故居建立了祠堂。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高宗又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作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列于《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唐玄宗更加崇尚道教，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唐玄宗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将其尊为祖庙，并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尊老子之父为“先天太上皇”，尊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玄宗亲谒太清宫，重新封老子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唐玄宗还亲自为《老子》作注解，要求天下庶士皆需家藏一本《老子》，并下令编纂道藏，这是历史上道教经典第一次被编集成“藏”。唐朝末年，道士杜光庭对历史上道教的斋醮科仪、思想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并编纂了《道德真经广圣义》，详细地总结了历代研究老子的情况，尤其是此前60余种《老子》注疏的情况，将其概括为“明治国之道、明治身之道、明事理因果之道、明重玄之道、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等几派，因此被认为是一本《老子》研究简史。

宋真宗、宋徽宗也极其崇信道教，道教因而备受尊崇，成为国教。此时出现了茅山、阁皂等派别，天师道也重新兴起。在理论方面，陈抟、张伯端等人阐述的内丹学说极为盛行。金朝时，在北方出现了王重阳创导的全真道。后来，王重阳的弟子丘处机为蒙古成吉思汗讲道，颇受信赖，并被元朝统治者授予主管天下道教的权力。而同时，为应对全真道的迅速崛起，原龙虎山天师道、茅山上清派、阁皂山灵宝派合并为正一道，尊张天师为正一教主，从而正式形成了道教北有全真、南有正一两大派别的格局。明代时，永乐帝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而对祭祀真武的张三丰及其武当派大力扶持。此时，道教依然在中国的各种宗教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自清代开始，满族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并压制主要为汉族人信仰的道教。道教从此走向了衰落。

三 老子主体间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

老子秉持自然主义的逻辑，重新审视现实社会，对人性的异化展开无情的批判，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治国理政、人生修养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常注常新，至今仍然闪现着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一）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

老子认为，春秋之际，人与人互不相爱，诸国混战，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异化。为此，老子从大道出发，谴责现实社会的不公，否定圣贤崇拜，否定对金钱的膜拜，否定对情欲的骄纵，要求人们设身处地加强道德修养，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邦，修之于天下，善于救人，善于救物，甘于奉献，利而不争，处下谦让，复归于婴儿，建立一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绝对平等社会，从而化解矛盾，消除社会混乱。

今天，人性的异化并未完全消除。在当今中国，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种崇拜。一是崇拜“权力”，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为此，人们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向权力的巅峰钻挤。一旦掌握了某方面的权力，便立刻寻求回报，出现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等多种腐败现象。二是崇拜“资本”，认为“金钱能让鬼推磨”。有钱就可以买到享受一切的权力。为此，人们抛开良心，互相欺骗，通过各种狡诈的手法获取暴利，甚至以牺牲他人的生命作代价。三是崇拜“关系”，认为有了某种“关系”，便可升官发财，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此，人们挖空心思拉关系，搞关系网。从老子的视角看，这些思想行为无疑是违背常道的。而事实上，正是对“权力”、“资本”、“关系”的崇拜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它让人们处心积虑、烦躁不安、见利忘义、冷漠无情。反思老子的论述，对于消除各种异化现象，做一个诚实的人，建设质朴自然的人际关系，尊重他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诚实善良、平实质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在质朴善良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中国革命才得以成功。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冀鲁豫4个地区共有543万支前民工，88万多大小车辆，1.4万多船只，从陆路到河湖，船装车载，昼夜不停地在无数条通往战场的大小路上为我军运送武器弹药、柴草粮禾和伤员。陈毅元帅高兴地说：我们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更涌现出如雷锋一样诚实质朴、做了好事不留姓名的好战士，如铁人王进喜一样为人民为国家而忘我工作、牺牲自我的好工人，如焦裕禄一样一心想着群众、为群众谋利的好干部。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也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把几十万爱国知识分子打成所谓“右派”，人们因此而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1958年的“大跃进”，更使假话、大话、空话满天飞，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很多人放弃了独立思考精神，“放卫星”、为“大跃进”唱赞歌成为一种潮流。“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大兴“文字狱”，要求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同志之间、这一人群与那一人群之间划清阶级界限，无端“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制造了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文革”给普通人的教训是：老实人吃亏，说真话吃亏，做好事吃亏。以致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全面整顿时，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号召向大庆学习。这个教训告诉我们：要让普通百姓不说假话，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而这种好环境归根结底要由积极的价值观来引导。老子自然主义的价值观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

（二）治国理政的深谋大略

老子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还是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当时的统治者无一不遵循了“无为而治”的古训。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 ‘一切统一口径’。”其结果严重损害群众积极性，生产不发展，长期徘徊不前。改革开放以来，正由于简政放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表明，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必然造成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干扰，反而遏制群众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视群众作为管理客体，没有把群众作为主体来看待。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是当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其目的就是要把群众作为交往主体来看待，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减少和防止不必要的作为。这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无疑是一致的。老子还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论断。用今天的话来讲，政府要谨慎地制定和推行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让百姓无所适从。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难以推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怕“变”。当时民间有句传言：“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20世纪80年代，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 “傻子”年广久靠卖“傻子瓜子”挣了一百万，当时很多人主张要动他。邓小平坚决不同意。他说，一旦动了，群众就会以为我们党的政策又变了。邓小平主张依法治国，依靠市场调节生产，其目的就在于尊重价值规律，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然而，在现今的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弄出“政绩”，从而达到被迅速提升的目的，架空决策程序，随意立项、撤项，视群众的呼声于不顾。这同样是对百姓主体性的践踏和侵犯。

老子强调个人身心的修炼，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无私利他”、“贵柔守弱”。实践表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主体的身心修养，减少过多的物质欲望，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现有人口13.7亿。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1400万—1500万人，到204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6亿。虽然以GDP总量来看，我国已处于世界第2位，但这种发展是以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得来的。我国矿产资源总量虽然较大，约占世界的12%，居世界第3位，但从人均资源拥有量来看，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58%，居世界第53位。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200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4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天然气可采储量、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 2003年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0%、5%和57%。我国目前原油进口依存度约为50%，铁矿石为70%，铜精矿为80%以上。我国的环境已恶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80%的江河湖泊断流，2/3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100%的土壤板结。中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2/3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而且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显然，不节制对物质占有的欲望，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当放慢发展速度，继续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无异于走向死亡。老子所讲的“少私寡欲”、“恬淡自然”的价值观，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择方向。

（三）世界和平的必然之道

老子之道，强调人人平等，反对以武力强迫他人。老子讲：“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还明确指出：天下有“道”之时，自然是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天下无道之时，就会人人贪得无厌，战乱时时发生。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核武器库中已贮存50000个核弹头，其总威力相当于100万个广岛原子弹，地球上的每个人平均3.5吨TNT当量。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海盗、毒品、艾滋病、突发性传染病、粮食安全、金融危机等，依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安全。

由于人类的贪婪，人类共同生存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大气污染。全球每年释放二氧化碳达220亿吨，世界城市人口中的一半（约9亿）呼吸着不健康的空气。二是温室效应加剧。由于温室效应引起温度和雨量变化，使干旱和洪水频繁发生，使世界产生1000多万环境难民。据计算，两极气温提高5℃—10℃就会导致格陵兰和南极洲的冰帽融化，海平面逐渐上升，世界上的许多沿海城市将会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三是地球臭氧层减少。这使紫外线对人类的危害加剧，患皮肤癌和白内障等疾病的人数不断增加。四是土地退化和沙漠化。20世纪中期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为1/4，到80年代已不到1/5。热带雨林正以每年1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减少，按照这个速度，热带雨林将在85年内全部消失。由于滥垦滥伐，过度放牧造成土地贫瘠和沙漠化。如果按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世界1/3的耕地将在短短的20年内消失，沙漠化正以每年几乎6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有2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沙漠化的边缘。五是水源短缺、污染严重。全世界每年有2.5万人由于饮用被污染了的水而致病死亡，12亿人缺少安全饮用水。六是海洋环境恶化。全球每天往海里倾倒的垃圾和污染物多达数万吨，使沿海居民中患肝炎、霍乱等病例增多，使鱼虾和其他海洋生物减少。七是“绿色屏障”锐减。每年热带雨林面积减少1700万公顷，约占总面积的0.9%。八是生物种类不断减少。目前，地球上每天有100多种生物灭绝。大约有3.4万种植物处于灭绝边缘。未来50年中，1/4的物种将遭受灭顶之灾。九是垃圾成灾。全球年产垃圾100多亿吨，绝大多数得不到有效处理。十是人口增长过快。到2011年，世界人口已超过70亿。对地球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日益严重。

世界还很不安定，世界还不和谐，人性的异化远未消除。大国、强国只有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不恃强欺弱，不以武力相威胁，不仅考虑自身的发展，而且考虑他人他国的发展，才可能实现对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世界和谐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