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波拉·甘·艾伦诗歌中的“母系宇宙”

拉古纳—普韦布洛（Laguna Pueblo）女作家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 1939—2008）是美国当代印第安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位功不可没的人物。她兼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学者于一身，是“把土著美国文学放在地图上的关键人物”。在长达30余年的文学创作中，她先后出版17部作品，创作领域涉及诗歌、小说、文评等，十分广泛。她的《圣环：重审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一书成为土著美国文学和土著女权主义研究的拓荒之作。她编写的土著美国文学教材《土著研究：美国土著文学研究——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Native Studies: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Curriculum and Course Designs）对美国印第安文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90年，艾伦编辑的《蜘蛛女的孙女们：美国印第安作家的短篇故事》（Spider Woman's Granddaughters: Short Stories by American Indian Writers）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2003年的传记作品《宝嘉康蒂：女医生、间谍、企业家、外交家》（Pocahontas: Medicine Woman, Spy, Entrepreneur, Diplomat）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和普利策奖提名。艾伦于2000年获得了现代语言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颁奖委员会认为，“说波拉·甘·艾伦有多方面的才华，或者宣称她是美国文学界影响重大的［人物］是两个普遍过于简化并贬低了她的地位和重要性的说法”，艾伦更像是一座桥梁，“使得她的族群之外的人们可以进入美国土著文本并与之相关”。2001年，她又获得了美洲原住民作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可见，艾伦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力非同一般。2008年，当她离开这个她眷恋的世界的时候，《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阿布奎基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派翠西亚·斯密斯（Patricia Clark Smith）、莱缇歇·玛奎兹（Letisia Marquez）、乔瑟里恩·斯图亚特（Jocelyn Y. Stewart）等知名作家、学者均在第一时间撰文悼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印第安女作家。

艾伦所倡导的土著美国文学独立的声音和印第安女性的独特文化身份等理念已经成为研究美国土著文学的基点。然而，与她在文学评论界所受到的重视相比，她本人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事实上，艾伦一直不倦地书写着优美的诗歌，可以说，她的诗歌创作贯穿了她的一生。从1974年第一部诗集《盲狮子》（The Blind Lion）开始，到2009年她辞世之后才出版的《美丽的美国：最后的诗歌》（America the Beautiful: Last Poems），艾伦先后出版诗集九部。艾伦是土著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她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她缜密的土著女权主义理论的全面的文本实践。本章将从波拉·艾伦的土著女权主义理念出发，审视在艾伦的诗歌世界中女人与女神共同充当着土著文化符号的丰富的文本含义，从而考察艾伦诗歌中独特的“母系宇宙”和女性身份的构建策略。

一 艾伦的“母系宇宙”

艾伦指出，印第安部落的宇宙观由四个基本元素交织共舞，分别是：“女人、神奇、部落和土地。”可见，在艾伦的宇宙观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女人。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艾伦把“cosmogony”（宇宙生成）一词改写成“cosmogyny”（母系宇宙）。从词源上看，“cosmogyny”由两个希腊文组成：“kosmos”和“gyné”，前者的意思是“宇宙”，而后者的意思就是“女人”。从含义上看，艾伦的“母系宇宙”是“一种关于宇宙、太阳系，或者地球，或者地球—月亮系起源和发展的理论或者故事”，是与“母系价值和谐相伴的精神体系”。这一改写强化了女神和女人在宇宙中的力量，突出了土著美国人宇宙观中母系的核心价值。这样看来，对于艾伦而言，女神与其说是具体的神祇，不如说是某种来自传统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和塑造自然和人的力量，具体表现为两种：一种是治愈人们疾病的神奇力量；另一种是哺育万物的丰饶和更新万物的再生力量。简言之，“母系宇宙”是艾伦的“妇女政治”的一种神话式和具象化表达方式。

从艾伦构建的这个“母系宇宙”来看，她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权主义者，然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与西方女权主义者有着天壤之别，其理念和主张与白人女权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艾伦的“母系宇宙”观是神话女权主义；其二，艾伦的“母系宇宙”观是母性的，而非女性的。此两个特点均深植于印第安女性中心的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上。

“美国印第安女性在印第安文化中是强有力的人物，在拉科塔族（Lakota）和许多其他部落的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艾伦在《圣环：重审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中所言，“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往往是母系的，它们从来就不是父系的”。在印第安传统中，女人居于族群的中心地位。克瑞格·塞瑞斯（Greg Sarris）是这样描绘印第安女性对于族群生存的重要意义的：

在我的部落中，许多药医，或者如你们所称呼的，印第安医生都是女性。强壮的女性，对她们来说，时常出现的可怕的压迫和迷失的历史的乌云从来没有遮蔽她们视野的光线也没有消减她们视野的力量。正是她们的视野支撑着我们一直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这样的现实传统在神话中生动地再现出来。在印第安传说中，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创世故事，而它们往往有一个共同元素：一位创世之母。例如，在易洛魁部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母阿塔思特西克（阿温哈伊），从动物所栖居的上界跌落，借一些动物（海狸、麝鼠、水獭、乌龟）之力，置身于瀛海之上；其中麝鼠潜至水底，捞起一团泥土，放在龟背上；泥团越来越大，是为陆地之由来”。可见，对印第安人来说，大地是他们的母亲。同样在易洛魁和休伦神话中，“下界神力中最重要的是大地，易洛魁人称之为艾西诺哈（Eithimoha），即我们的母亲”。在阿尔衮琴部落的神话中，“云之下是地母，从地母化出生命之水，生命之水在地母的胸部哺育植物、动物和人。阿尔衮琴人称她为诺科米斯（Nokomis），即祖母”。艾伦在对印第安女性传统和神话的研究中发现，在很多印第安神话中，女性神祇原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克里克人信奉的“思想女”或“蜘蛛女”用自己的歌咏创造了世界；“黄女人”和“太阳子”的结合，表现了繁衍的主题，女性养育后代，大地孕育生机；“白水牛女”的魔法和教诲，使拉科他人明白了如何谦卑地与其他生物共存，这种信条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的核心是母性，而非女性，因为对于身处种族屠戮的绝境，风云飘零的族群而言，母性才是使得族群得以延续的力量之源。正如当代最富盛誉的印第安女作家厄德里克所言，“母亲和婴孩之间那红色的纽带是我们民族的希望”。而这形成了艾伦“母系宇宙”的第二个特征。在艾伦的土著女权中心的是母性，这一点使她既区别于把性别解放放在第一位的白人女权主义者，也有别于致力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完整的黑人“妇女主义者”。如果说白人女权主义和黑人女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只是如紫色和淡紫色一样的色差，那么艾伦的母系宇宙则是棕色的，是色谱中的不同色系，差别是巨大的。

“母系宇宙”的建构对于美国当代印第安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母系宇宙”成为解构白人女权主义的文化力量；其次，“母系宇宙”是对抗白人的土著女性刻板形象生产的利器；再次，“母系宇宙”是建构独特的美国土著女性文学的基点。

西方女权主义视野中的少数族裔女性往往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形象，一个抽象的、生硬的概念，是被去除了活生生的生存特征的影子，是她们试图构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具有概括性的理论的工具和材料。白人女权主义者没有能够认识到种族、阶级等差异的重要性。然而，对于有着完全不同文化传统的印第安女性而言，西方女权主义有着谬之千里的误解。解构西方女权主义几乎成为艾伦构建印第安女性身份和印第安文学美学特征的出发点，这一点与贝尔·胡克斯、安德勒·罗德等美国族裔女性作家和女权主义者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与其他族裔女权主义者诉求政治的策略不同，艾伦是从印第安族裔文化传统中汲取到解构西方女权主义的力量的。如前文所言，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女性享有崇高的地位，往往处于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宰地位。这与西方女权主义者把所有少数族裔女性都一概归结为男权主义的可怜的牺牲品的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可以说，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的异质性给了野心勃勃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当头一棒，却成为艾伦解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制胜法宝。“母系宇宙”观的建构观照出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致命缺陷，同时以“对美国印第安生活的女性中心，‘女人政治平等主义（gynarchical, egalitarian）神圣传统’的回归解构了西方女权主义的一元声音”。

众所周知，美国主流媒体一直热衷于把印第安人作为“正在消失的美国人”（vanishing American）、“将死的文化”（dying culture）而不断进行刻板形象的生产，而这一流行文化的建构又在人类学家的学术研究和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一再得到佐证和支持。这一刻板形象的疯狂生产的后果是严重的，这将意味着以保护的名义对印第安文化的同化。对于印第安女性而言，情况更为严重，她们一贯遭到“刻板化、琐碎化和矫情化”的类型化生产。作为评论家和学者的艾伦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对于西方女权主义的“霸权式的再现”，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对印第安女性刻板形象的生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主流文学便制造出一系列将印第安女性模式化的文学作品，主要体现在地位低下、放荡野蛮的“妖女”与没有自我，以拯救白人男性为使命的印第安“公主”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艾伦的“母系宇宙”观通过检视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神祇，女同性恋身份、母亲和祖母身份等印第安女性的多元身份，对抗了白人建构的土著女性的刻板印象。

艾伦系统而专业的文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以及独特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使得她对西方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保持了审慎而合理的距离。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派普：一个文化视角》（Sipapu: A Cultural Perspective）就是以印第安文学为研究对象，而这篇论文成为她的印第安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圣环：重审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的基础。这部作品不但成为印第安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更为美国印第安女权主义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清醒认识和对印第安文学和文化传统的深厚功力使得艾伦在破与立之间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艾伦对西方女权主义的修正和改写对印第安文学和印第安女性形象的构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艾伦编辑的《土著印第安文学》的“序言”中，她执着地认为，印第安文学具有独立的文学美学特征，具有与西方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学体验和文学视野：“最为重要的是，传统的美国印第安文学与西方文学没有相似之处，因为关于宇宙的基本观念不同，因此，部落族群和西方民族所经历的基本现实也不相同。”描绘母系宇宙的失落和重构，在某种程度上说形成了印第安女性文学的基本范式。“母系宇宙”赋予了印第安女性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自我地位的衰落的根源，以神话的力量重构女儿国的策略，以母性的力量再续族群繁衍的希望。

二 失落的“母系宇宙”

白人殖民者的入侵所带来的父权制思想彻底改变了印第安女性在部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用艾伦的话说就是：“现代世界将神话和母亲双双摈弃了。”而印第安女性也开始了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苦难经历。“性别斗争源于白人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政治摧毁了传统的印第安部落中人人平等的制度。”“清教、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分支以及他们的信仰者一样，都不会容许一个社会中女性占据重要的位置，并具有决断能力。”印第安女诗人乔·白马·考克闰（Jo Whitehorse Cochran）的诗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变化：“第一次沟通和设想就是/改变在土著社群中存在四百余年的/土著女人的角色和地位。/这将导致土著女性/作为政策和政治的领导者/的完全消失。”的确，印第安族群的殖民化过程给女性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不但直接导致了印第安女性中心地位的瓦解，而且使得她们成为“隐形”的族群中的“不存在的”人。在艾伦的《拉古纳夫人午餐》（“Laguna Ladies Luncheon”）中，艾伦借祖母之口，道出了殖民化进程中的印第安女性角色的边缘化和暗弱化：

祖母说是如此令人沮丧

所有的印第安女人

她们出生的孩子

她们不知道

她们已经被剥夺了生育的能力。

在《印第安妇女研究》（“Studying Indian Woman”）中，艾伦进一步审视了印第安女性母性角色的缺失，沉迷于酗酒和赌博恶习的印第安男人对女人的漠视，都加剧了印第安女性向深渊的滑落：

你如何能够逃离

粗暴的醉鬼父亲的纽带

长舌姐妹们/姨妈们

整天骂人的叔父们/兄弟们

他们想让你采买

烹饪他们的食物

你自己吃得很少

你说。为什么

你必须以你明眸皓齿的美丽

无助地缩躲在一角

嘲笑你自己可怕的

痛。为什么你的事情那么糟烂不堪

以至于你看不见围绕着你的

另一个世界

像烛光

温柔而慰藉

围绕着这个房间？

在《自杀/正在自杀（自杀了）印第安女人》（“Suicid/ing（ed）Indian Woman”）中，艾伦把族裔传说与印第安女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现实生活中的印第安女人“玛丽”与谷物女“艾耶蒂考”（Iyetiko）联系起来，勾画了一幅印第安女性在传统断裂和失衡的当代美国社会中艰难的生存图景：

……我们在我们的基因中

携带了一丝风儿？

一丝消失的恐惧？

一丝话语在唇边

萦绕，

永远欲言又止？

印第安女人生来就是自然的精灵，是风儿的使者，本应当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飘飞、翱翔，然而现实世界的困顿让她们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命运，一种看似不可逆转的“消失”的宿命，一种不可言说，却不得不说的恐慌和无奈笼罩着她们。在“双重文化羁绊”（bicultural bind）中，印第安女性不得不面对艰难的处境：“不安地栖息在/保留地的边缘。”“殖民的蹂躏”成为印第安女性现实困境的“历史的原因”。印第安女人曾经拥有的创造自然和人类的伟大力量不复存在了，甚至连她们的名字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放弃了你（土著美国女人）

蔑视女人

赌博堕落

他们说不清楚

他们如何让女人

不再牺牲

除了以你的符号

而死亡和

毁灭

一直与她们如影相随

人们在狂暴的战争金子中

失去了

美丽的老家

他们已经攫取了你的名字

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艾伦等印第安女性诗人也不时声讨印第安男性，但却很少把印第安女性的悲惨命运归结为男权制，换言之，很少归结为性别歧视。印第安男性在她们的诗歌中常常是可怜的角色，酗酒和暴力也往往是殖民压迫的爆发的后果。艾伦更倾向于把印第安女性中心地位的丧失归结为殖民化进程和种族歧视。白人作家作品中对印第安男性暴力形象的生产强化的是印第安父权主义的特征，而这种创作源于一种内在的种族灭绝的妄想，是有利于合理化白人种族灭绝的书写策略。女性失落的中心地位唤起了艾伦对印第安传统的渴望。她赋予自我的使命就是在文本中重构印第安母系宇宙，复原印第安女性的“创世女”的神奇力量，并在神话和现实两个世界中发挥印第安女性的伟大的母性和女性光辉。

三 千面女神重构的“母系宇宙”

那么，艾伦又是如何在诗歌中建构印第安女权主义并解构西方女权主义的呢？艾瑞克·垂费兹（Eric Cheyfitz）曾经说，艾伦“母系宇宙”的创造把她毕生致力于的三项事业：“土著文学、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说来，艾伦在她的诗歌世界中构建了一个女神和女人共舞的诗性空间，这恰恰是最能体现土著文学特质的文学和文化空间。艾伦对神话倾注了几乎全部的族群情感和文学思考。她认为，构成印第安文学的最基本的两种形式是神话和典仪：“典仪是宇宙关系的精神化观念的仪式设定，而神话是那种关系的文字的记录。”对于土著美国人来说，神话和现实永远相互以一种善意的方式互相侵入着对方的界限。正如艾伦所言：“在白人世界中被称为 ‘神话’的东西，被认为是表达心理现实的原始的精神故事，在土著的世界中是真实的交换的记录。”伊莲娜·加耐（Elaine Jahner）认为，神话是印第安社群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神话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印第安人平凡甚至乏味的现实生活以意义。加耐还说：“一种鲜活而有活力的神话运用最直接可见的结果就是个人的意识与他/她的社会和文化和谐意识的再创造和重新建立。”

艾伦的“母系宇宙”是由风姿多彩的众多女神构成的，因为她认为，“父权制与一神论携手而行”，因此与此相对的“母系宇宙”当与多元神论相生相伴。艾伦的结论是建立在印第安独特的多元女性神祇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艾伦的文学作品堪称多元母神的文本世界。艾伦的小说《新的褶皱》（A New Wrinkle）中的蜘蛛祖母，《出乎意料》（Out of the Blue）中的天空女（Sky Woman）, 《这里不是伊甸园》（This Was Not Eden）中的女巨人（the giantess）, 《光之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Light）中的玛雅时间女神（Xmucane）, 《就是那条路》（Be That Way Then）中的蜘蛛姐妹、沉思女（Thinking Woman）、谷物女（Corn Woman）, 《创造神圣，创造真实》（Making Sacred, Making True）中的变化女（Changing Woman）、白壳女（White Shell Woman）, 《奇怪的燃烧》（Strange Burning）中的蛇女（Cihuacoatl/Serpent Woman）等，均是这一多元女神世界的代表。此多元女神世界在她的诗歌中得到了延伸和强化。在《祖母》（“Grand mother”）一诗中，艾伦构想了一个蜘蛛女——土著部落的祖母创世的情形：

从她自己的身体她吐出

银线，光，空气

并小心地带它到黑暗之地，飘飞

在一切都静止之地。

从她的身体她挤出

闪光的线，生命，并编织着光

在虚无之地。

从时间之外，

橡树之外那里清清亮亮的水流淌

她承担着用身体

编织丝线的工作，她的痛苦，她的视野

编织到创造之中，已经创造的礼物

消失。

在她身后，

女人和男人编织毛毯进入生命的传说，

光和阶梯的记忆，

无垠—眼睛，和雨。

在她身后我坐在我脱线的防水毯子上

用线绳缝补裂口。

据说在印第安部落神话中，蜘蛛女是在开天辟地的创世过程中最早出现的精灵之一。蜘蛛祖母赋予了普韦布洛神话中的战神双胞胎兄弟以精湛的狩猎技艺：“在克雷桑（Keresan）神话中，Sussistinnako是宇宙之母，而Sussistinnako也是蜘蛛［的意思］。战神兄弟一直有一位祖母，而通常她是一位蜘蛛女。”“仪式上，蜘蛛女与战争相连，但在所有她出现的普韦布洛神话中，她都是一位仁慈和乐于助人的老妇，她照顾迷路的女孩（甚至大地母亲）或者失魂落魄的丈夫或者任何一个身陷困境的人，为所有羽化之物提供思想或者医药。”

在艾伦的诗歌世界中，印第安女神不仅仅具有神的特质，还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之中入世扮演着很多重要的社会角色：

有些制作陶器

有些编织和纺织

记住

女人/庆祝

蛛网并从自己的肉体创造出

土地

对于生活于干旱少雨地区的拉古纳族来说，陶罐是储存雨水的重要器皿，对于族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棕色的手塑造着

黏土成为土地

食物奉献给身体

水奉献给田野

她们用

古老的罐子

打破成碎片

扔掉

碎片。

制造新的

与陶土混合在一起

它使得碗碟

结实，罐子

崭新

她带来了

光

我们记得这个

因为我们做了

水碗

艾伦的女神闯进了印第安女人的生活之中，以一种并不遥远的、亲切可人的方式与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发生着关系。在艾伦的母系宇宙之中，印第安女人与女神从来就没有清晰的界限，女神已经融入了女人们日常的生活，在她们的灶台之间、在她们制陶的双手之中，在她们的纺织和编织的日常活动之中与平凡的女人合二为一。

四 千面女人重构的“母系宇宙”

艾伦的“母系宇宙”中不仅有印第安女神，还有印第安女人。相比之下，活生生的女人似乎更具特色。她们经历了磨难和艰辛，却最终顽强地存活下来，并负载着族群繁衍生息的使命。在《歌唱的美丽女人》（“The Beautiful Woman Who Sings”）中，诗人如数家珍地列举着拉古纳女人独特的美和优秀品质，塑造出了与西方审美传统有着巨大反差的印第安女人的美丽：

她的手的

力量。尽管，不轻柔，

当然温柔，但有力量。

这些女人庞大。高大。

丰满。微笑。严肃。

知足。内敛。

不停劳作。用她们本来的

样子。劳作。美丽。

单词的罗列仿佛在诉说着印第安女人简单而扎实的生活，朴素而实在的美。然而，正如艾伦的女神是多元的，她的女人也是风姿各异的，不仅如此，回归到现实层面的艾伦对女性身份的操演明显带有了历史和政治特点，因此她的“母系宇宙”中女人的复杂性又是女神所不可比拟的了。

在艾伦的“母系宇宙”中，印第安女人的身份是多元的、动态的、历史的。印第安历史上的传奇女性，如玛琳娜（Malinal）、宝嘉康蒂（Pocahontas）、茉莉·布兰特（Molly Brant）和莎卡嘉薇亚（Sacagawea）等，均在艾伦的“母系宇宙”中以历史性的动态身份得以复活。从西方的视角讲述关于印第安女人的故事在艾伦看来只能是对印第安女性的扭曲。在《圣环：重审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中，艾伦明确指出：“我意识到一种关于印第安女人的流行的观念，把［她们］作为负载的动物、印第安婆娘、叛徒，或者最好也就是一个久已失落的原野的消失的住民。”这一点从玛丽·丘吉尔（Mary Churchill）的话中可以得到证实：“当波拉写作这些时，我们所有的对土著女性的描写要么是驯服的婆娘，要么是野蛮的女人，作为这种性的牺牲者。”总之，印第安女性是美国主流文化边缘的边境荒野，是主流文化幻想中的可驾驭之地，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在他者镜像的审视中，印第安女性或者被固化并贬低为彪悍高大的野蛮女，或者被浪漫化和物化为充满异域风情和挑逗性的印第安公主。无论是荒野蛮女还是印第安公主，事实上都是对印第安女性真实性与人性的剥夺和抹杀。荒野蛮女把印第安女性固化在历史的化石之中，让她们永远游荡在蛮荒的原野，失去了与时代同进的契机，成为化石人；印第安公主代表了白人理想构建中的屈从和驯服的印第安女性形象，是日后美国急欲和昔日切割的首要象征，反映了白人社会对印第安女性一厢情愿的期待。

艾伦认为，在“任何一个单一的故事流行的、简单化的版本背后”，都有着人类的想象力难以企及的复杂的现实，基于此，土著女作家的使命就是恢复那些在单一的刻板形象生产中变得面目模糊，失去了鲜活的生命的印第安女性的多元身份。在献给莎卡嘉薇亚的诗歌《画猫的人》（“The One Who Skins Cats”）中，艾伦对这位印第安历史上的传奇女子的定位就很有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的大家风范：

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一点：

莎卡嘉薇亚的故事，印第安姑娘，

可以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讲述。

我可能是向导，首领。

我可能是叛徒，毒蛇。

我可能是风中的羽毛。

画猫不是容易的事

当你已是死去的女人。

一只棕色的小鸟。

艾伦诗歌中的女性的多元身份与她本人的多元自我身份的界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汇聚之点”（a confluence），是一个多元元素和情感交杂、冲突、磨合之所：

我的生活，在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墨西哥—美国人、女同性恋—美国人、德裔美国人的意义上，在任何一个异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的意义上，与其说有序不如说混乱。无论如何圈起篱笆，都不可避免地要把某些东西圈在外面。

艾伦对本人和印第安女性身份的多元化理解和阐释在她的一首影响深远的诗歌《环形舞者》（“Hoop Dancer”）中得到了非常形象的诗性表达：

很难进入

顺时针旋转和反

时针运转

不考虑时间，韵律

与这种舞蹈无关

那里痛苦是质数

轻柔的进阶韵脚

歌颂来自天空之水：

我看到胜利的面庞

蜿蜒的线条亵渎地盯住所有的

移动：内脏不是从手臂割下，

手指连接到头脑，

与天与水一起

一个人跳舞 一个

圈有上千的旋转的线条

超越齿轮的运行—

不合拍，不合

拍，不

合拍。

印第安女性的身份在呼啦圈的旋转中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身份变得游弋而模糊，但是充满动感和无限的可能性。在这有形与无形之间，印第安女性穿凿历史和空间，实现了身份的多元互动，在飞速的旋转中，印第安女性的身份逐渐与主流社会和文化的刻板形象生产变得“不合拍”和错位，而这正是印第安女性新的身份自我生产的契机。

在如呼啦圈一样的飞速旋转之中，印第安女性自我生产的文化身份摆脱了传统的轨迹，甚至连性别的界限都变得捉摸不定了。艾伦一直认为，性别角色是可以选择的，并通过研究提出在不少于90个印第安部落中都存在着同性恋传统或者至少同性恋是可以被接受的。在《可敬的女人》（“Beloved Woman”）中，艾伦描写了一位印第安女战士的形象，并明确地提出了女同性恋的概念：

那些人在平原上作战狩猎

在坡上吟唱念咒

在山上占卜治病

潜入深海畅游

我们不知道她们是否是同性恋

不知道她们中是否有同性恋

她们在风拂的月光下畅饮着鲜血

与有着闪亮头发的密友相拥入眠

带着微笑，在伴侣的怀抱中蜷曲

跟随她进入密林中

又开始做起另一番梦

印第安女同性恋的角色定位与印第安女性在部落中往往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哈里埃特·瓦特亥德所观察的那样：“在适当的情况下或受到一定的鼓励后，有些女性从小就开始不停地磨炼男性技艺……如果她们在战场上表现甚佳，就会像男子一样受到社区的贵待。”

五 小结

艾伦于2008年1月，即她辞世前不久创作的《爱诗》（“Love Poem”）再次把同性之爱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含蓄而真挚。在该诗的结尾处，艾伦把这种同性之间神秘而甜美的爱恋之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谁是我的至爱，我用我所有的存在需要着，一个我不能

忘却的人，一个不能消失在视线之外的人——为了我所有的哀怨，叹息和玩笑？

什么是那闪烁不定的小小的蓝光的惊异从

那打碎了我的心的深黑色幕布穿刺而出？

有人叫它上帝，但是我知道不是，

他不是你，你也不是他……倒不是一个惊天的秘密，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

对印第安女同性恋传统的前景化彻底地从人的最本质的意义上构建了印第安女性宇宙，并把男人一劳永逸地排除在这个宇宙之外，从而从真正现实的意义上构建了一个生动的“女儿国”。在艾伦的小说《拥有影子的女人》（The Woman Who Owned the Shadows）中，艾伦借女主人公艾芬妮（Ephanie）的梦境呈现了这个女儿国：

这个梦她做了很多年。做了她的一生。那个她自己和Elena, amiga的梦，小女孩们绕着祖母的房子转着圈尖叫着疯跑。被郊狼和狼、熊和鹿、羚羊和杰克兔、山羊和蜥蜴、蛇，这一长串动物追赶着。一直跑着，无路可逃，而其他人，母亲和姨妈、姐妹和祖母站在那，瞧着，彼此亲密地懒洋洋地站着，笑着指指点点。

同性恋女主人公艾芬妮的梦境也正是艾伦理想的“女儿国”。这是一个由同性伙伴和代表着印第安生活的动物共同构成的图景，在这个场景中，同性恋女人们共同追逐着自己的理想和未来。然而，艾伦也清楚地知道，这个女儿国与其说是在现实中，不如说在梦境里，正如那些漠然地指指点点的女人们一样，女同性恋者更像如风的影子，距离人们的真正承认和认知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正如艾伦所言：“女同性恋者对土著美国人就像土著对美国人一样——是隐身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向女同性恋的极端的“母系宇宙”与其说是艾伦的性别取向倒不如说是一剂抵御殖民策略和女权主义霸权的猛药更为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