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白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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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教的理想

刘大白的母亲李氏去世以后,他父亲金佩卿因生活无人照料,便从绍兴城里的朱姓大户人家买了一个丫头来服侍他。这个丫头姓陈,人称“美姑娘”。后来,她就成了金佩卿的妾。她给金佩卿生了三女一男。第一个为女儿,但很小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儿子,叫金叔平;第三个是女儿,叫诒君;第四个是女儿,叫谨君。在中国的封建大家族中,自古以来就普遍地存在着嫡庶矛盾,这种普遍性的矛盾在刘大白家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陈氏成为妾之后,尽管没有使刘大白的家里产生什么大的矛盾,但毕竟因为没有血缘关系,与刘大白等姐弟的感情并不深,关系不亲密。陈觉民说:“大白生母死得很早,后母待他也薄。弟弟仲丹是个纨绔子弟,嗜好甚多,挥金如土,兄弟间感情也不融洽。”陈觉民:《刘大白生平》,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文史集粹·第6辑·文化艺术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这种家庭关系,使刘大白对这个家庭没有多少好感,因而时时想离开这个家庭,想走出平水,过自己的独立生活。一些文章中说,刘大白1895年考取拔贡,入京谒选时,因丧父,遂罢。“以举业素非所愿,从此即弃绝功名”。见萧斌如《刘大白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 《刘大白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如前所述,刘大白的父亲1910年还健在,也没有“从此弃绝功名”。

1907—1913年的绍兴府中学堂

人生需要机遇,也会碰到很多机遇,但什么机遇会降临,还要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主体的条件,是否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情境的要求。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变革呼声初起,新与旧交织着。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日盛,许多地方都开办新学,后来清政府也通令将书院改为中西学兼习的学堂。因此,旧式科举与新式教育并存,是当时教育上的主要特点。绍兴府学堂和山会小学堂就是在这种潮流下创建起来的。这为刘大白创造了人生机会。

在一个科举制度盛行了几百年的封建时代创办新式学堂,最大的问题是师资。新式学堂虽然刚刚开办,还不很正规,但创办者所持的宗旨是要“新”,以期与从前纯粹的科举教育相区别。然而,当时新式的师资很紧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堂通常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从出国留学归来的人员中选择教师,担任新式课程的教学工作;二是从一些优秀的秀才、贡生、举人、进士和翰林中遴选教师,让他们任教国文等课程。正如刘大白所说,他们“戴起维新党的面具,接受洋学堂底聘书,摇身一变,都做起国文教员来”刘大白:《对付鬼话文的态度》, 《白屋文话》,世界书局出版社1929年版,第118—119页。。绍兴新式学堂的创办,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为刘大白走出平水,独立生活创造了机遇。因为,刘大白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思想又比较新锐,符合基本要求。在封建时代,秀才教书,既是解决现实生活压力的基本途径,又是进一步夺取科举功名的准备。因此,刘大白到绍兴教书,金佩卿自然也很支持。

1897年,刘大白来到绍郡中西学堂任教。这是1896年由山阴乡绅、维新人士徐树兰捐资和筹款创办的新式学堂。办学的规制,仿照天津中西学堂,以二等学堂 (相当于中学) 建设,开设了“中学课程”、“英文馆课程”、“法学馆课程”和“算学馆课程”。参见《绍郡中西学堂规约》,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汤志钧、陈祖恩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1901年,清政府通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在省城的改设为大学堂,在府、厅及直隶州的改设为中学堂,在州、县的改设小学堂。因此,从1901年起,绍郡中西学堂遵令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此处几个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据《浙江巡抚任道鎔为请奖捐资绍兴府中学堂及藏书楼绅士事片——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载:“以故郡绅一品封盐运使衔补用道候选知府徐树兰,前于二十一年捐款倡设绍郡中西学堂,至上年遵旨改设中学堂,因即归并办理,事半功倍,士论翕然。”光绪1875年登基,光绪二十一年应该是1896年。“上年遵旨改设中学堂”即1901年改为绍兴府中学堂,这里的“上年”为光绪二十七年。见《光宣年间浙江兴办新式学堂史料》(上), 《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另有资料说,绍郡中西学堂是光绪三十一年 (1906) 改为绍兴府中学堂的,见1935年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编《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二十册,绍兴图书馆整理。这种说法,与上述说法存在出入,显然前者准确,后者因回忆有出入,这里取前者。又见《绍兴白话报》第12号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出报)就刊登了《山阴县学堂试读院规则》,显然表明它是1904年之前改为学堂的,《绍兴白话报》第21号 (光绪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 载新闻《学堂添定》报道:“绍兴学堂,今年各处添立。东浦有热诚学堂。峡山有雙山学堂,诸暨有明诚小学堂,都是今年新办的。”由此可见,绍兴府中学堂应该在1904年之前改名了。1898年冬天,蔡元培弃官回乡,担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即校长),按学生年龄和国学程度分级授课,力排守旧势力的阻挠,积极推进新式教育。由于蔡元培的锐意革新,绍兴府学堂很快成为国内新式学堂的佼佼者。

当刘大白作出到绍兴去教书这一决定时,心里非常兴奋,充满着理想期待。于是诗兴大发:

 

晓梦阑干卷幔迟,二分春意蝶先知。

一番风信一番雨,开到梨花第几枝。刘大白:《春意》, 《白屋遗诗·亸云剩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这是迄今见到的刘大白第一首完整的诗,名为《春意》。它不仅仅在于“惜春”田子馥:《刘大白诗词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更是以象征和暗示寄寓着自己的理想情怀。在中华民族濒临险境的19世纪,中国终于在9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变革浪潮,一些维新派人士提出了改革政治、改革教育的主张,这无疑是春天的到来。但这只是“乍暖还寒时”的初春,许多人还在睡梦中,并没有感到春天的来临,迟迟不肯醒悟,只有勤快的“粉蝶”最早感应着这种社会变革的春风春雨。它感应着春天的脚步,将这信息传递给梨花,传递给万物,让它们早早地感应着这春意,处处开放,那么谁还能数得清梨花开到了第几枝呢!作者以蝶自喻,表现了他要像粉蝶一样,将这社会变革的春潮送到人间,以催醒沉睡着的人们。这样,一个奋发进取的主人公形象,一个致力于对社会有所作为的青年,就有了非凡的第一次亮相。从此,唤醒民众,引导他们与时俱进,响应时代变革潮流,成为刘大白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目的。

根据通令,1902年绍兴的蕺山书院和稽山书院分别改办为山阴县学堂和会稽县学堂,这都是小学堂又据《浙江巡抚任道鎔为报全省书院遵旨改设学堂办理情形事奏折——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载:“窃照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小学堂。”见《光宣年间浙江兴办新式学堂史料》(上),《历史档案》2004年第2期。光绪二十七年是1901年。可见,绍兴1902年才有新式小学堂。。刘大白便又在山阴县小学堂任教。当时他在学校的情形,朱少卿有回忆:“他是我的母校山阴县学学堂里的教员,大家都知道名姓的,所以一见如故,侃侃而谈某先生的学问如何渊博,某先生的道德如何高尚。在那时,我感觉到他是一位温恭谦让的白面书生。”朱少卿:《忆大白先生》,1933年2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刘大白先生周年祭专号”。当时,刘大白青春年少,加上自幼受传统教育,自然是对事对人都“温恭谦让”的。

1898年,刘大白的手书扇面。张乐平摄

刘大白住在龙山山麓,因为山上大都是南方习见的杉树,所以就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绿杉野屋”。1898年,他在手书扇面诗《菊花赋》时,用了这个名称:

 

昨夜西风酿小寒,扶持秋色上栏杆。卷帘人比黄花瘦,肠断西风李易安。昔偕帝女游,今伴先生隐。梅瓣懒上妆,荷香留剩粉。四壁虫吟一枕多,连天雁语重易近。盈盈兮无赖,落落兮有神。凉月沉阁,傲霜绝尘。高还似我,淡如其人。玉宇琼楼旧约,青娥素女前身。和雨和烟,不衫不履。碧玉楼前,仙韶院里。稳重同山,轻柔比水。餐秀如香,迷金醉纸。缸凝夜其不眠,影扶痕而欲起。清尊满杯酌,插得满头多。满头势欲落,落矣奈君何!长笛一声银汉沽,可怜往事休重说。年年岁岁此花开,此花开时人凄绝!

菊花赋。首行西风二字系霜华二字之误,戊戌孟夏金兢灌佛日书于绿杉野屋 伯贞

 

刘大白在这里书录《花月痕》作者魏秀仁借笔下人物韦痴珠名义所写的《菊花赋》这里所引的《菊花赋》及后面所引的《菊花诗》,均为晚清小说家魏秀仁创作的小说《花月痕》(原署名为眠鹤主人撰) 中的文学人物韦痴珠所写的。真正的作者应该是魏秀仁。魏秀仁 (1891—1874),字子安,号眠鹤主人,福建侯官人。,以显自己初到绍兴时的心境;这里的“绿杉野屋”,是刘大白当时的住所。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绿杉野屋”,显示了刘大白的名士情结:性情自然真率,追求自由和人格,但又向往被器重。这种心态反映了刘大白的浪漫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