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外有关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海外中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法国创立的，在18世纪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巴黎被誉为西方中国学之都。从康熙年间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算起，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创立阶段（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末）。1685年，白晋、李明等6个荣获“国王数学家”头衔的法国传教士受法国国王派遣，远赴中国，拉开了法国中国学创立的序幕。第二个阶段是法国中国学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决定开设中国学讲座，使中国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把中文列入学习课目，法国的这一做法后来为西方其他国家所效仿。法国中国学这一时期拓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耶稣会士在鸦片战争后恢复了在中国的活动，随之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学著作。第三个阶段是法国中国学的繁荣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法国的中国学在多个方面得到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相当完备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创立；二是法国出现了众多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大师，如沙畹、考狄、马伯乐、葛兰言、伯希和等；三是研究领域从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拓展到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宗教等；四是专业性的中国学研究报纸杂志相继出现。第四个阶段是法国中国学的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造成了中西之间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中断，对资料的获取和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造成困难，法国中国学研究日渐式微。第五个阶段是法国中国学的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承认了新中国，中法关系的改善刺激了法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问题的研究，表现在：中国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进一步增多，新设立的巴黎第五大学、巴黎高师、马赛大学等诸多学校设立了中国学的教学机构；从事中国学研究的专家和喜爱中国文化的学者日渐增多；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学者，如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巴斯蒂夫人的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白吉尔夫人的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等。

作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德国也有着悠久的汉学传统，皮古腊在《早期德语区汉学的历史学研究》一文中认为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加工和欧洲对中国的想象是欧洲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比如《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知识，利玛窦、门多萨等书中的中国知识以及卫匡国等传教士介绍的中国知识和门泽尔等的研究可以算是德国汉学的初始时期。在启蒙时期，与法国的伏尔泰等同时，德国也有一批热诚的中国文化鼓吹者，他们从法语和英语作品中翻译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新编世界通史》中添上了中国一章。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中，有许多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如赫尔德（1744—1803）、黑格尔（1770—1831）、马克思（1818—1883）等。19世纪熟悉中国的欧洲人和汉学家中也有不少德国人，如长期旅居法国的汉学家克拉普若特、柏林大学教授硕特、学者帕拉特、传教士郭士腊、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等。从1887年柏林东方语言研究所成立并讲授汉语，到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1912年柏林大学成立汉学系，德国汉学专业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使20世纪20—30年代曾经辉煌一时的德国汉学元气大伤。

战后的几十年是世界政治动荡的年代，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众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此时学究式的中国研究已经满足不了政治上和新闻界的需要，一些大学之外的与中国相关的机构、团体应运而生。1956年由联邦德国外交部和汉堡市牵头，成立了亚洲学研究所（IFA），专门从事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但与美国等国家比较，当代德国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队伍要小得多。在高校，各相关研究所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员仅10人左右，而专门从事当代中国史、中共党史研究的人更是屈指可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初和50年代中期恢复了汉学专业。60年代，洪堡大学费路主持当代中国研究，撰有《关于中国当代的“历史考察”问题》；柏林自由大学的郭恒钰、罗梅君先后主持中国现代政治和政党、中国社会问题和德中关系研究；海德堡大学的魏格林主持研究中国现代、当代史；瓦格纳教授著有《从陈独秀到江泽民——回国留学生在国内的影响》。目前，在德国，研究中国问题按研究时段可分成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含中共党史研究）和现实中国研究（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为主，也研究文化、军事、法律等方面）。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与汉学界有较多的往来，而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则形成另一个群体。

美国是海外研究中国学的重要阵地，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源自费正清先生以及他创建和领导的“费正清中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已发展成为人员齐备、学科广泛、著作丰硕、理论体系庞大的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郝平教授通过自己的分析，结合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教授的分类，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四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

第一个时期：困难时期（1949—1959）。是美国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的困难时期。1954年担任参议员的麦卡锡，操纵参议院设立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包括同情新中国在内的进步人士的有关材料，对这些人士进行非法审讯，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那些同情新中国、客观反映中国情况、主张中美友好的学者、政府官员被扣上政治帽子。这个时期的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是由美国的政治决策机构领导，为美国的战略需要服务的，如为朝鲜战争和冷战服务，等等。屈指可数的几个研究项目是：哈佛大学由费正清主持的“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和毛泽东思想起源”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由罗斯特（W. W. Rostow）指导的中国经济研究项目；在拉克兰空军基地（Lackland）由空军组织的中国研究项目；耶鲁大学由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主持的经济研究课题项目等。这个时期出版了一些围绕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管理、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的著作。如托马斯（S. B. Thomas）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府与管理》；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阿瑟·斯迪纳（H. Arthur Steiner）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鲍大可（A. Doak Barnett）的《共产主义中国与亚洲：对美国的挑战》和阿兰·怀特（Allen S. Whitingg）的《跨过鸭绿江的中国》。

第二个时期：发展时期（1959—1969）。1956年苏联卫星上天，1958年中国“大跃进”，都刺激了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美国开始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并投入大量资金研究亚洲、太平洋，特别是中国问题。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从中央预算中拨款支持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1959年由美国学习型社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福特基金会也从1959年开始通过这个联合会支持研究生培训、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在海外，美国出资建立了至今对当代中国研究依然有影响的三个机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杂志，在英国编辑出版，是目前世界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杂志；台北大学合作机构（The Inter University Program in Tai-Pei），它是美国在海外中文学习的主要基地；香港大学服务中心（The Hongkong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其专门从事中国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负责采访那些从中国大陆逃跑、探亲不归的人，并制成缩微胶片，发给全美研究机构。

第三个时期：成熟时期（1969—1979）。这个时期的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由对新中国一般性描述，转向个别具体的描述。如从过去对整个共产党的描述，转向对毛泽东、刘少奇、林彪个人的研究。此时出版了一批传记著作，如罗维尔·迪特姆（Lowell Dittmer）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洛克森·维特克（Roxane Witke）的《江青同志》（1977）、白鲁恂（Lucian Pye）的《毛泽东》（1976）、夏威夷大学尤黑里教授的《毛泽东传》等；另一个特点是研究的非聚集性（Disaggregation），即通过部分认识全部，通过一个农村认识全部农业，通过一个工厂认识全部工业，如：李鸿永（Hong Yung Lee）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个个案研究》（1978）、倪伟德（Victor Nee）的《北大文革史》、骆思典（Stanley Rosen）的《广州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派别》；再一个特点是从纯政治学研究转向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开始了对中国的婚姻、家庭、福利、民族、方言的研究，主要通过中国香港获得各种类型的资料，如：理查德·麦迪森（Richard Madsen）的《中国农村的道德与权力》（1984）、赵安塔（Anita Chan）等人的《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村历史》（1984）。

第四个时期：学术化时期（1979—1989）。以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即学术化时期。它和成熟时期的不同在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到金融、股票、心理、保险等方面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年轻而成熟的当代中国学的研究队伍，他们把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建立了在他们看来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种理论对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

与欧洲汉学相比，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进入了学术化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美国学术界较以往更注重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年轻而成熟的当代中国学研究队伍。当代美国中国学学者把各种不同学科研究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问题研究中，既关注研究模式的变化，又注重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研究，并且将中国学研究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使不同时期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征。2000年以来美国的中国学现实性和政策性更为鲜明，其研究重点明显集中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攸关的方面，主要包括：第一，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国际社会可能扮演的角色。崛起的中国今后战略走向如何？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这些问题成为美国学者极为关注的课题。第二，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对于美国来说，它需要中国在地区问题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和支持，但同时它又担心崛起的中国会威胁到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存在。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台海问题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走向？这些也都成为学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第三，中国的军事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中国的军事和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学者研究的重点。目前在华盛顿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同时也是中国军事问题专家。中国军费的增长、军事透明度等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猜测。第四，经济问题。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同时中国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也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第五，能源问题。对于能源的争夺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也极为关注中国在国外获取能源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能源利益。第六，中国国内问题。中国自身的发展变迁和近年来涌现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兴趣，如城市建设和管理、民主法制建设、乡村选举、国有企业的发展及海外投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