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史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长期紧闭的中国国门，对这个战败的古老国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大力实施政治压迫。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文化的狂飙，也越洋渡海吹进神州大地。这一切不但动摇了大清王朝的立国根本，也震撼了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作为一种强势的工业文化，西方文化挑战着传统深厚的中国农耕文化，一场大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势在必行。中国社会和文化，由此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这次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与中国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同步进行，非常需要，并且急切呼唤着推动其发展的文化巨人。进入民国时期，执政者大多是武人，他们忙着攻城陷野、争夺地盘和权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相对放松。再加上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待遇优厚，生活也比较安定，可以潜心搞学问。客观环境与条件，有利于大师们的成长与成熟。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陈垣、钱穆、吕思勉等学术文化大师，鲁迅、郭沫若、徐志摩、沈从文、巴金等文学巨子，宛如灿烂的星斗，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天空中，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陈寅恪虽然出生于19世纪末，但却成长于20世纪，他的学术事业也开始并完成于20世纪。因此，他属于20世纪的学人。

和其他几个文化昆仑不同，陈氏的祖父和父亲，与曾国藩、郭嵩焘、黄遵宪、张之洞、谭嗣同等洋务派和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关系密切，并认同他们的主张。同时，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往，对骎骎而来的西学，持欢迎态度。此时的中国，不仅放眼看世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西方的科学文化，也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一时成为晚清社会时髦的流行语。

陈寅恪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接受了最初的教育。一方面，他苦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从小就与传统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祖父和父亲及其朋友，对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成长，有助于他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而对传统文化的苦恋，则使其确立了终生不渝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基本立场。陈氏在20世纪30年代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足见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的思想，和曾国藩、张之洞的主张，对其浸润之深。

在20世纪初所出现的第一次留学热潮中，陈寅恪走出国门，到国外接受教育。从1902年至1926年，他去国五次，留学十四五年，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等地的世界名校。他虽然主攻的是梵文、巴利文等文字学，但兴趣广泛，无书不读，涉猎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文化学、文字学、东西方史学等领域的书籍，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他接触过多种西方文化理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给他的文化思想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底色。在治学方法上，他接受了德国史学兰克学派和西方比较语言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将其与中国宋代以来，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创造性地加以熔铸，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在20世纪的中国，就博学和识见而言，罕有出其右者；就方法而言，很难找出比他更会用材料的学者；就成就而言，他独辟蹊径，屡屡发前人之未覆；就影响而言，他不仅在国内学界独树一帜，而且其多项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和采用。可以说，“陈寅恪”三个字，是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张熠熠生辉的名片。

学校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据点，20世纪的中国学人，往往兼有教师和学者两重身份。陈寅恪回国后，一生远离政治，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甘当人梯，精心培养和扶持了徐中舒、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刘节、刘盼遂、吴其昌、姚明达、蒋天枢、罗根泽、陈守实、谢国桢、于道泉、向达、罗香林、季羡林、劳干、周一良、夏鼐、吴晗、邓广铭、陈述、王永兴、石泉等学术精英。以前的研究者们大多把目光投向陈氏的学术事业，而较少探讨其教育理念及其对现代教育事业的贡献，本书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

陈氏与伯希和、庄士敦、钢和泰、叶慈、戴密微等著名国外东方学家及日本的一些汉学家，在学术上有所交往。中国学者与外国专家切磋学问、共同研究中国文化，是20世纪前期中国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学术文化走向世界，而且对中国学术文化研究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惜乎以前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相关资料有待深入发掘、梳理。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大家对陈氏对世界学术文化的影响，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地位所作出的评价，就未免草率和不准确。本书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陈氏与国内的陈垣、杨树达、吴宓、余嘉锡、汤用彤、傅斯年、叶企荪、顾毓琇、顾颉刚、竺可桢、冯友兰、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等第一流学者和科学家，过从甚密。尽管这些学者的家世、个人经历、性格、文化个性、所关注的学术领域、治学门径与方法等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佩服陈氏的学问与学术成就，敬重其不阿世媚俗的学人风骨。

作为“学院派”学人的卓越代表，陈氏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写出了充满真知灼见的论著和极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守望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之魂。试想，没有灵魂的学术文化，肯定不是真的学术文化；缺乏自由精神的思想，何来学术的创新？何来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今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论者众矣，下笔阐释其精义者亦众矣。但真正摆脱“俗谛”的束缚，践行到底者却不多见。可见，要转移积弊已深的浮躁、功利的学风，何其难哉！治学者唯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能摆脱“俗谛”——对权势和名利的依附与羁绊，才会在学术文化的天空中驰骋自如，真正有所创新和发展。陈氏一向把自己当作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力图通过自己对此始终不渝的守望，在新旧社会嬗替之际，建立新的文化人格机制，树立一种新的学术风范。陈氏以精卫填海的决心，身体力行，自甘冷落，守望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使无数的后学看到了树立一种健康的新学风的希望。毋庸讳言，晚年的陈氏是很孤独、寂寞的。所幸的是，如今他当年的守望，得到越来越多的后学的理解与钦佩；他的主张，亦为无数后来人所认同与继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氏是20世纪少有的几个具有人格魅力的学术大师之一。

当然，要真正认识陈寅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陈氏生前做人低调，淡泊名利，好多事情并不为世人所知。身后，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真假混杂，不胫而走。因此，本书从大量有关陈氏的档案文献、私人日记、书信、笔记、回忆、口述史料中，钩稽沉隐、辨析考证、纠谬存真、澄清事实、增补缺失，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力图将一个真实的陈寅恪，呈现在读者眼前。其次，学术是陈氏的生命。只有进入他的学术领域，反复钻研其著作，方能领会其真髓，发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其治学中所起的作用，也才能对其学术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所呈现出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陈寅恪。再者，陈氏是一个感情明敏丰富，又行事理性、冷静的学人。唯有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在世道沧桑中揭示其心路历程，才能准确地阐释陈寅恪的真精神；才能明白他守望的价值。因此，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走近陈寅恪，理解陈寅恪。

陈氏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教育也在向现代化嬗变，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和教育，经过萌生、确立、彳亍学步阶段，艰难曲折地向现代文化、现代教育嬗变。陈氏与同时代的朋友，以及下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生活、思想乃至研究，都带着或浓或淡的历史印记。因此，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守望者、中国教育改革的探索者和“学院派”的领军学人，陈氏的学术生涯和教学生涯、陈氏的遭遇和命运，更能反映出社会嬗变时期四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而言，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史和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