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资本论》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建设
【作者简介】 吴宣恭，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曾担任一些全国学术机构的理事，国家和省、市多种学术评议机构的成员。现为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经济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以及一些政府机构的顾问。
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5部，其中2部为全国统编教材，并获国家级优秀高等院校教材奖，1部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出版专著和文集4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多数刊登于全国权威和核心报刊上。在产权与所有制理论、企业制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经济学建设等方面提出许多有创意和有影响的观点。曾十几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和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以及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论文奖。
建设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当前迫切的重大任务。《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及以前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光辉典范，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 明确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关于这句话，我国经济学界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理解，并由此引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争论。因此，正确解释它对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至关重要。归纳各种分歧观点，我认为纠葛集中在两处，即马克思这句话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指的是什么。
马克思经常使用“生产方式”一词，仅在《资本论》中就出现560多次。由于它是在不同的时期和语境中使用的，其含义有许多不同之处，确实没有统一或一致的定义。理论界见仁见智，对它的解释不下十几种。在近期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一是认为它就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二是认为它就是劳动过程或劳动方式；而持这些观点的专家有些还主张生产方式是介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间环节，由生产力决定而又决定着生产关系。根据这些解释，他们主张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而非生产关系。我怀疑这些观点的正确性。
首先，马克思在许多地方就直接讲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定要通过生产方式去间接决定。例如，他说：“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可见，主张生产力一定要通过生产方式去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论据是片面的。其次，将生产方式解释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缺乏必要的论据。我查阅了《资本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特点、规律、历史进程、产生条件和所有制基础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几十处含义比较明白和直接的表述，进而辨析判断，领会到他说的“生产方式”，最大量使用的含义是生产关系。不过，那些地方所用的“生产关系”多数是指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人们相互关系的广义生产关系，亦即马克思有时说过的“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再次，只要深入分析“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劳动过程、劳动方式”，便可领会它们根本不是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的关系。从社会关系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实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或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不一样。例如，在奴隶主所有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都是奴隶主的所有物，两者是在奴隶主的支配下直接结合的；个体生产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独立从事生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没有分离，也是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下与生产资料间接地结合。从再生产过程看，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劳动生产的前提条件，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前；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在明确所有者、占有者以后才由他们决定的，发生在后。可见，结合方式是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的关系，更不是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环节。至于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它一方面体现着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从社会关系看，即使物质生产条件相同，只要所有制发生变化，劳动过程中各种主体的地位和关系就不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劳动者在资本家的监督指挥下，根据资本家的意志进行劳动；二是劳动产品作为资本家支配、使用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成果，全部归资本家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体现着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总之，无论把生产方式解释为结合方式或者是劳动过程、劳动方式，都无法说明它是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同生产力对应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最后，从《资本论》这句话的文字结构看，它提到“生产关系”时是同“交换关系”并列的，说明它仅仅是指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狭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多领域、多层次关系的广义的生产关系。它只是广义生产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总和”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而已。因此，将这句话的“生产方式”理解为广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将“生产关系”理解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经济关系，许多人认为前后两个概念同义反复的责难便不复存在了。
总之，如果根据马克思最多场合使用的含义正确理解“生产方式”，同时又科学区分了广义的和狭义的生产关系范畴，《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那段话便不难理解了。它可以解释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关系（狭义生产关系）和交换过程的关系。根据这种理解，比较完整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框架下，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根据《资本论》的启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该是，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分析支配、影响它们变化的经济制度、运行机制、调控体系、实现方式，探寻和把握其中的规律，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二 学习《资本论》的科学方法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必须学习《资本论》的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逻辑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基本规律的进一步阐述，也是《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或方法论基础。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其要点是：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根本原因；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的前提条件，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制约着相关个体的经济行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导致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人类社会关系各种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一时的转换。关于《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想联系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状况强调四个方面。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作为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它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中探寻经济运行的规律，用于指导经济建设，并通过实践检验不断提高和发展。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许多经济理论却没有践行这一基本思想路线。它们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视若无睹，老是沿袭在几十年前形成的一些观念，不敢承认我国当前存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连“私有经济”的实质也尽力为之掩盖），避而不谈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我国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对资源、生态的严重破坏，讳言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强烈腐蚀，对明显可见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讳莫如深，等等。由于这些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无法说明真实的经济关系，对实践也失去指导意义，遂被视为空谈，难以被大众接受。因此，端正思想路线，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的规律，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解决大众的疑虑和困惑，是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第二，坚持从所有制分析经济关系的方法。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时，大量应用了基于他的所有制理论的分析方法。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各个再生产领域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生产力的发展首先会引起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进而决定所有制的基本存在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了变化，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也会或早或迟随之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反作用于所有制，影响所有制的演变。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生产关系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要从本质上认识一切经济关系以及它们变化发展的规律就离不开对所有制的分析。马克思就是从不同所有制主体互相比较和交换劳动的关系开始，论述商品关系的存在基础，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和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铺展开《资本论》的鸿篇巨制。在此之后剖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资本积累及其发展趋势等等，无一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特点得出结论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的精髓。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也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去分析问题。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方法，即通过揭露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分析它们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发现反映这些经济关系的范畴之间的本质联系，形成政治经济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这一点对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更为需要。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多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各自存在一系列矛盾，两类生产关系之间也存在种种矛盾，而且两类社会矛盾还会互相影响，由此在社会上形成日益复杂、纵横交错的巨大矛盾网络，产生众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党中央也多次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时期。我们必须勇于面对矛盾，分析矛盾，认清主要矛盾和一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特别要探寻矛盾产生的根源，找出规律性和本质性的联系，才能有效解决矛盾，并从中总结经验，建立起学科的理论体系。
第四，重视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是正确认识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方法。《资本论》充分体现着理论的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在研究资本主义和以前社会的生产关系时，始终贯彻和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阐明阶级产生的基础，深刻地揭示了在这些基础上人们相互关系的实质，精辟地论述这些关系的发展规律。只要是存在阶级的地方，阶级分析仍然是研究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有效方法。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在其内部和社会上大量存在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过去一度被消灭的资产阶级重新出现，分配不公严重，财富悬殊加剧，阶级分化明显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市场出现大量混乱现象，投机、欺诈、蒙骗活动丛生，各个领域大量出现假冒伪劣，甚至有害、有毒产品，巨额游资冲击各种市场，操纵生活必需品物价，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掠夺广大群众，凡此等等都是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带来的恶果。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对阶级存在的众多现实视若无睹或者回避、掩盖，否则将会造成理论脱离实际，失去应有的说服力，也不利于正确处理不同阶级的关系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 掌握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体现其基本内容和理论核心，贯穿于理论始终，支配理论体系其他方面的逻辑中心路线。它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意愿，随着政策转变或理论热点更迭，由某些理论范畴任意组成，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决定的。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的相互关系的有机整体。由于直接生产过程是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过程，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支配和决定了其他过程的一系列关系，成为整个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掌握了这个关系的基本特征，便可清楚地认识生产关系其他方面的特征。而对于生产过程，生产资料所有制则是人们之间发生一切关系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它决定了生产过程的特点以及该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并进而影响了再生产的其他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雇佣劳动的基础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揭穿劳动力市场自由、平等交易的虚伪口号，分析资本家和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后实际地位的变化和相互关系的特点，揭露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展示资本主义关系的实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和剥削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始终，成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线。可见，通过对所有制及其作用和后果的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探索一定的所有制在什么经济条件形成和演变，如何制约、影响社会生产关系的其他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后者又如何反作用于所有制，便成为研究和阐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也就是经济学的主线。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也要像马克思那样，运用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人们的相互关系—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关系依次展开的方法，探寻理论体系的主线。
我国不少人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主张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主张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线。这是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和区分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制度导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经济关系本身存在着层次性，除了最基本的、起基础作用的层次以外，还存在“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经济制度，但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比，它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层次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最根本的制度，决定着其他经济制度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制度，各种经济制度都会随着所有制的变革而变革。一个社会存在商品与否，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广度和深度，都要受所有制的制约。就我国的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内部产权高度集中在国家，企业无权、无利也无责，产品在不同国有企业之间流转不发生权利的转移，经营好坏不影响企业的局部利益，市场信息基本上不影响企业的行为，因此，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实质上的商品关系，也谈不上在全社会通行的市场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不仅重新出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国有经济内部的产权配置格局也逐步发生变化。国有企业开始享有不同内涵的法人财产权，具有不同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和自身的经济利益。它们之间需要对方产品时，再也不能采取以前实行多年的调拨的方式，而是要计较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得到补偿，争取更多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变革了的所有制的基础上，包括国家所有制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根据市场信息去安排自身的各种活动。这样，市场机制就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场经济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水到渠成地代替了计划经济。可见，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改造所有制，恰恰相反，只能从所有制的变化去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原因和基础。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就是说，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法和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它们的交替不仅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反而是由根本制度的变化决定的。这就说明，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最基本的、起基础作用的层次以外的“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东西”，是“派生”的经济关系。以它作为经济学的主线或者要按照它的要求去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就会离开本质关系而偏重于表层的现象，就不能找到决定生产关系发展的根本的规律，是不利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
四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创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
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深入分析人们在再生产的各个过程中建立的关系，还要从各个过程的联系，分析各种经济关系的互相关系，探索各个过程的局部的规律以及整个再生产的整体规律，通过这些关系和规律构建理论体系。在这一部分，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点安排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二元化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经济规律、社会主要矛盾的二元化。这个特点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离开这个特点，当前发生的所有经济现象和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的解释和处理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及其规律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一定要分析这个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构建自身的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二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剧变：一是从原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几乎笼罩着全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二是已经被消灭的资产阶级重新生长，他们掌握的经济力量比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前成百倍地增长；三是原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全面支配社会经济运动的状态被打破，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的局面，而且两类规律作用的大小会随着其所依据的经济力量的强弱而变化；四是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巨大变化，除了生产发展满足不了劳动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之外，还存在社会生产迅速发展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相对不足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到经济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二元化，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二元经济”，它们客观存在，表现明显而且突出，比起备受关注的城乡“二元经济”更加广泛和有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所以我将它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我国当前阶段出现大量改革开放前没有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都应该从这种二元化去寻找根源和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得出过正确的结论。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却出现片面性，迟滞于现实的发展。许多人忽视了或者不敢正视所有制二元化这一剧变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依旧只用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期形成的理论去阐述当前的复杂社会生产关系，对随着所有制变化已经大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不敢置评，对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的差异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基本上不加研究和论述，甚至讳莫如深。这就无法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当前出现的众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容易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产生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错误地栽在社会主义头上，从而失去对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模糊了社会发展的前途，也消淡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适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在体系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
首先，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关系二元化的实际出发，创新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一，要改变政治经济学在主体部分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分开阐述的模式。以往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多数分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近20年来体系结构有了改变，多数分列为导论、一般经济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的再加上国际经济关系；有些版本只有一般经济理论，有的只讲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是，无论这些教材设立的篇章有何差别，在主体部分都是各自单独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彼此分割，互不联系。这种体系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互相矛盾、互相影响的特点，应该改变。据我的初步设想，似乎可以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方法，先讲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紧紧围绕我国实际国情，集中分析和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具体地说，大致上可安排如下的篇章结构：第一部分作为绪论，先阐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特点、方法，简述社会再生产各个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运行规律及其体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第二部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要的基本的方面，如商品与货币、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生产和流通的竞争和盲目状态、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关系、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危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被替代的必然性。第三部分阐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和基本方面，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特征、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平等协作、共享劳动成果的崭新关系和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思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按劳分配、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共产主义两阶段原理。第四部分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主要的所有制以及在它们基础上建立的各方面经济关系综合地进行研究。首先，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在改革开放后在地位和作用上的变化，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出现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在我国的种种表现进行科学的辨析。其次，要研究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如何互相影响。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性质不同，运行规律和运动方式不同，但它们毕竟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社会，在同一个市场中交错联系，而不是彼此分开、完全独立，互不来往，有些活动甚至是交融在一起的；在两种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规律也会互相影响，使各自的作用方式和力度上出现某些特点。因此，必须研究分析它们既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又彼此竞争、对立的关系，进行比较和综合评述。最后，必须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两种所有制的变化动态，阐明它们成长的条件和将来发展的前景，探寻其可能变化的方向和规律，为正确处理两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充实明确的坚实的内容。
第二，要承认和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作用，将所有制分析作为基本的方法，真正做到全面而不是片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分析再生产各个过程的经济关系。在研究各种经济关系、经济现象时，都必须先了解它们是在什么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弄清它们的产生过程及其与所有制的联系。例如，关于不同性质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行为、作用和相互关系、市场秩序和市场发展前景、国家经济规划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劳动所得在企业新增价值的占比、不同性质经济的分配关系，等等，都要根据它们所由产生的所有制基础展开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第三，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规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建立完整的科学的话语体系。
经济范畴是对经济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上升为理性认识，抽象概括而成的理论性概念，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必不可少的元件。马克思运用高超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探索纷纭复杂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建立了科学的范畴体系，是建设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继承的宝贵资源。
随着我国大举引进西方经济学，它所惯用的经济范畴也充斥经济学界。这些范畴当中，有些反映的是各种经济关系的共同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抽象的价值，在经济理论建设中可以适当地汲取和应用。但是，其中也有许多范畴只是经济现象或关系的形式表现，甚至是歪曲的表现，不能反映本质的规定。例如，歪曲所有权性质的“剩余控制权”，掩盖企业资本主义实质的“民营企业”，掩饰企业内部关系的“团队生产”，美化资本积累的“间接所有制”，掩盖剩余价值来源的“组织租金”、“风险收入”、“管理报酬”、“剩余索取权”，混淆资本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不分经济关系的本质滥用“租金”、“红利”、“公平”、“经济自由”，等等；此外，还有因翻译者误植产生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对此，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加以批判和澄清，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严格使用科学反映客观关系的规范化范畴，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还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创建一批新的经济理论范畴，不断丰富、完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