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

太平天国史研究至今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该研究在国内达到一个高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成果最丰、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分支，被国内史学界誉为“五朵金花”之一。与此同时，海外学术界也相继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太平天国社会史亦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可以说，这些成果涉及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但是与这些丰硕的成果相比，学界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方面的研究要薄弱得多。

一 对清代人口制度的研究和人口资料的整理

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前提是了解清代的人口统计制度及拥有系统、准确的人口统计资料。但是学界对人口统计制度的研究和人口资料的整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比较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学界有重大影响的仅有美国学者何炳棣。1959年，他出版了其力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该书对明清以来6个世纪的人口发展脉络做了初步梳理，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影响及战后的移民问题，但没有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损失问题做出具体研究。该书更为显著的贡献是对人丁做出了正确的解释：从顺治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的“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纳税单位”。

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人口史专著。在近代人口统计制度和人口资料整理两方面所获丰硕的成果中首推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这本书以清代初年为近代人口研究起点，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空白。姜涛除了对清初、中期的人口统计制度做出了出色的解释外，还对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做了大量的十分烦琐的基础性工作，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主要成果是：一、整理人口资料。不管是研究近代的人口还是研究与之相关的问题，均需要可靠的人口数据。因咸丰年间的人口数据已极不可靠，后人多利用《嘉庆一统志》中的人口数据。那么《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是否可靠呢？经过仔细研究，姜涛指出，《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质量不高，除时点差异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外，各省原载人口往往与按府州厅的合计数不符，有些地区的数据存在很大的错误。并且他根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和有关府志，尽可能地对有关数据做了校正处理。此外，他还对清代户部历年的《汇造各省民数谷数清册》做了整理，对每年所缺报的省份、缺报州县的省份一一标出，这为后人利用户部《清册》提供了诸多便利。二、提出了判断数据是否准确的方法。即上一级的人口数字是否准确有赖于下一级的人口数字是否准确。三、发现江苏省有两个人口统计体系。与其他省份不同，江苏有江宁布政使司和江苏布政使司两个布政使司，这两个人口统计体系最大的差异是公布的资料不一致。在《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布政使司提供的是全体民数（人口）的状况，江宁布政使司提供的则是人丁（男丁）的状况。而在战后的人口统计中，“苏南地区，即江苏布政使所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4府1州，在太平天国战后就一直未将所属人口上报”。在姜涛的发现之前，一些学者对太平天国战争在江苏造成人口死亡数的估计达2400万人，虽然其他学者对这种过高的估计表示怀疑，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其错误。如果说何炳棣对“丁”在制度层面的诠释对明清人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话，姜涛的发现则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功不可没。

对晚清人口史研究有所发展的还有曹树基。1997年，他在《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一文中，提出了研究近代人口的方法，即采用区域比较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平滑移动的方法重新描述。2001年，在《中国人口史》中他又进一步完善了此方法。

除了上述专著外，一些论文对清代的人口制度也做出了具体研究。

王跃生在《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变动研究》一文中，利用1741年以后部分省份奏折中的统计数字得出18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丁口比为1∶2.35的结论。曹树基认为“在江宁布政使司辖区中，每一个‘男丁’对应着2.09—2.25个人口”。

学者对清代人口制度的探索研究为研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提供了基础。

二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死亡和人口损失的研究

最早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死亡情况做出量化估计的是当时长期在华的外国人。美国传教士S. Ells Williams（1857—1876年任美国公使馆的书记官）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在所达到的15省之内，经过18年的屠杀，大约杀死了2000万人。1880年，美国长老会的医生传教士Andrew Patton Happer（哈巴安德）在《中国纪事》发表了关于中国人口的论文，他认为：Williams对近四十年来因战事、灾荒、瘟疫而死亡的人数估计太低，应为6100万人，其中太平天国造成的人口死亡至少为4000万人。1883年，他又修正了自己原有的看法，认为人口死亡达8300万人，其中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为5000万人。同样的战争，两人的结论却相差很大。原因在于两人的推论是建立在旅行者于沿路上所见荒地的情况、当地士绅意见的基础上的，既缺乏实际的人口调查，也没有进行考证研究。此外，还有一些传教士或地理学家，他们虽没有直接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造成的人口死亡情况加以估计或研究，但从他们在试着对战后中国的人口总数进行估计的论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结论中包含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死亡的情况，只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而已。比如，1872年来华的英格兰传教士John Ross认为：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和各地的灾荒，中国在1880年的人口较1853年大不了许多。类似这样的估计还有德国地理学家Ernest Bethm与Hermann Wagner。与Happe和Priwilliams相比，后几个人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死亡情况并没有明确的估计数字。

除了外国人，国人也逐渐对此问题关注起来。如章炳麟、孙中山等，但他们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损失并没有太多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学界加强了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人口问题遂进入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野。他们在重点研究当时人口状况的同时，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死亡情况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胡焕庸将《东华录》中同治三年（1864年）的25674万人与咸丰元年（1851年）的43189万人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十四年中剧减40%”（即减少17515万）“中国人口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的结论。其中江苏在1874年的人口为1982万人，只有1851年的45%。他忽略了同治年间因若干省区缺报而导致的不完整人口统计数字与动乱前咸丰元年（1851年）完整的人口数字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这一事实；具体到江苏，他把江苏一个布政使司上报的人口数作为整个江苏的人口数，结果夸大了人口损耗的程度。陈恭禄则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中，首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之说，但他的结论缺乏实证研究。

台湾学者王业键、王树槐，利用《嘉庆一统志》、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户部《清册》及民国元年（1912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对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南人口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按照王业键的估计，江苏人口在太平天国之乱期间达1900余万人。王树槐在王业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江苏人口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减少了55.3%（即2400余万人）的结论。姜涛指出了他们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他们所利用的《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各属人口分布的比例是不正确的，战后的有关统计，不仅单位（人口、人丁）不统一，时点也很不一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而他们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比如，他们所估计的1850年江苏各属人口中，小小太仓州竟与江宁府同为308万人。据此推算的苏南地区人口总损失竟高达1700—1800万人，以致王树槐也觉得过高而硬行削减为1400万人左右。

实际上，王树槐在校正过程中采用的数据也是有问题的。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人口数字，户部《清册》记载为39274000人，比《嘉庆一统志》多1289000人。这主要是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造成的。《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布政使司提供的是人口状况，但江宁布政使司提供的则是人丁状况；《清册》中两个布政使司提供的均是人口状况。王树槐并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最后他采取折中方式，以《嘉庆一统志》中江苏的人口数和清册中江苏的人口数之和（江苏布政使司和江宁布政使司提供的均是人口状况）的平均数估计出咸丰二年（1852年）江苏人口为3500万人，由此计算出江苏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减少了1400余万人。

1978年之后，大陆学者开始涉足人口史领域，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首推赵文林、谢淑君。1988年，他们出版了《中国人口史》，但是该书因对人丁的错误理解致使结论谬之千里。具体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的人口死亡情况，该书认为损耗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其采取的计算方法是1852年的人口册报数字（4449万人）减去根据1874年的人口上报数字，推断出1868年的人口数据为1931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后，具有人口普查意义的登记制度重新建立，因而该书不存在因对丁的误解而产生的错误，问题是赵文林、谢淑君把1874年江宁布政使司上报的一个系统的人口，作为了整个江苏的人口，因而其得出的结论亦是不正确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中国近代人口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受到学者们审视。1995年，王育民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对学术界认为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损失逾亿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分析了导致这种结论的原因，并收集了苏、浙、皖三省有关县份战争前后的数据，归纳出各区域人口死亡的百分比，得出了各区战后人口的死亡数。该书关于江苏人口死亡的结论为：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4430.3万人，倘以同样比例（按照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江苏之府、厅、州人口分布的比例）推算，则苏南、苏北分别为3269.6万人、1160.7万人，前者减少1863.7万人，后者增加208.9万人。通计之，全省实际减耗1654.8万人。这一做法，避免了战后户部清册中不实的人口数据。但其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苏南与苏北人口的比重，系据《嘉庆一统志》的错误信息，因而结论是不准确的。

曹树基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问题的研究也有所进展。除《简明中国移民史》外，1997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移民史》（清代卷）。该书对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中省略证明过程的江苏两个布政使司有不同人口统计口径的发现进行了检验，并且进一步发现了江宁布政使司除了存在人丁的统计口径外，在《嘉庆会典》和嘉庆二十五年的户部清册中也存在另外一个统计口径——人口。根据姜涛的研究成果，他对以前的结论给予了订正：苏州府、松江府、太仓直隶州、镇江府、常州府、江宁府、扬州府等苏南地区的人口死亡数分别为425万人、33.0万人、52万人、195.5万人、260.5万人、344.2万人、173.8万人，合计1484万人。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史》一书中，他以府为基础，经过比较分析得出：江宁、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六府和太仓直隶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共死亡人口1679万人；同一时期，苏北地区人口净增加了49万人，这是按照战前苏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所做出的估计；死亡人口与增加人口相互抵消，人口仍减少了1630万人，战后人口约为战前人口的63.6%。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99年出版的《江苏省志·人口志》一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江苏政区为准求得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苏人口损失数几达1700万（不包括原松江府人口数，再扣除崇明、嘉定、金山三县人口数，扣除划归安徽的萧县、砀山二县人口数，加上从安徽划进的盱眙、泗洪县人口数）。

此外，杨子慧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葛庆华的《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葛剑雄等著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9年），段纪宪的《中国人口造势新论——中国历代人口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路遇、滕泽之合著的《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一些资料汇编和专题研究成果的一些章节，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状况也有概括性阐述。

至于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死亡情况有所论述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周源和的《清代人口研究》一文统计出了1851年至1868年人口变化不大的12个省和人口变化剧烈的9个省，其中“尤以浙江、江苏、河北酷烈，人口亡失竟多在二千万以上”。王育民认为江苏全省减耗1622万人。曹树基则认为江苏人口减少了1413万人，战后人口约为战前人口的63%。谢世诚等论述了太平天国统治下苏福省各县的人口损失的原因及其情况，认为当时人口损失达7057348人，占战前人口的70%。行龙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和人口迁移状况也进行了探讨。李楠、林矗用历史自然试验的方法对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战争区人口死亡数最多不会超过1亿人的结论。

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其丰富的社会史内容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就人口史的研究而言，热点主要集中于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死亡因素的探讨。葛剑雄等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认为：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但江苏、安徽、浙江的死亡人口中，只有30%是直接死于战争本身，其余70%则是死于另一种烈性传染病——霍乱。

作者对造成人口损失的原因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当时战争基本上仍然是冷兵器与原始的火器混合性的战争，很难想象双方军队运用如此落后的武器能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战争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再兼双方军队掠夺了平民的食物，造成了大饥荒；而救灾系统已被战争彻底破坏，战争又持续不断，因此人口处于一种长期的饥饿状态，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严重下降；此时由于战争死亡人口的尸体无法得到及时的掩埋，空气、水源与食物必然遭受污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其原理也正在于此。

路遇、滕泽之在《中国人口通史》中认为清军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残酷镇压和官军的蹂躏破坏是中国人口损失的重要原因。李文海等编纂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于1990年出版，该书首次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疫灾的史料进行了较全面的汇录。1996年，谢高潮发表了研究性论文《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认为咸丰年间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同治初年瘟疫盛行的前奏，而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战争则是瘟疫加重的重要因素，结果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但该文主要是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论证出疫灾导致人口死亡的数量。之后，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一书中也对咸丰、同治初年的疫情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近年来，余新忠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南瘟疫的种类、爆发的原因从医学角度进行了研究，对瘟疫与人口的关系也有初步的探讨：因瘟疫死亡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8%—15%，一般不会超过20%，疫死人数江南多达320万—600万人。与上述观点不同，李中清、王丰在其著作中，对马尔萨斯的非西方社会以现实性抑制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赞成，认为死亡对人口的特殊影响不是通过饥荒或流行病而是通过个人的积极干预实现的，委婉表达了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灾荒瘟疫对人口影响的看法。雷伟力和王国斌也否认太平天国战争和光绪大灾导致了死亡率的大量上升和人口的下降，但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口在1850年至1900年增长相对缓慢，并指出要审慎对待危机死亡率对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而不应夸大19世纪中国灾荒危机死亡率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继续研究的空间还非常广阔。本书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江苏为视角，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把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的研究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