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关于“海权”

海权观念的出现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区域，与海洋关系密切。西方战略思想中也始终包括海权（sea power）的因素，尤其是大战略往往与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相关。这一倾向从希腊时代开始即已显现。

古代并不乏海军名将，但并未有人尝试发现和建立系统的海洋战略思想。系统的海战理论到了17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较早提出制海权思想和海战理论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1616年，英国的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就曾阐述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财富，进而控制世界。

法国的何斯特（Father Paul Hoste, 1652—1700）曾著有《海军演进论》（Traite des Evolutions Navales, 1691）和《海军艺术》（L, Art des Armées Navales, 1697），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佳的海军战术著作。何斯特是第一位在帆船时代对海军战术作有系统研究的学者。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 P. G. von）及其《战争论》虽然影响巨大，但他未曾谈到战争的海洋方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和观念不能够运用于陆地以外的战争范围。事实上，他的基本观念，例如机会与摩擦，攻守双方的互动，战争为政策工具等都具有普遍意义，而不受时空因素的限制。直到法国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 1779—1869）在他的几部著作中谈到海权的重要性。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给后人以灵感，特别是触发了20世纪初期的两位海洋战略大师——美国的马汉和英国的柯白——建立他们的海洋战略思想体系。

马汉及其海权思想

说到“海权”，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可以说是无人不晓。马汉和克劳塞维茨分别是海军和陆军的军事战略思想的代表。

马汉的第一本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出版于1890年，两年之后又出版了其姊妹篇《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从此，马汉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其相关著作发表百余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普遍将英文“sea power”（海上力量）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

海洋和陆地都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出现“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权利需要力量来捍卫，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引申出“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这里，“海上力量”是一个作为维护海洋权利即海权的手段。确切地说，英文中的“sea power”一词表示的是“海洋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

马汉的主要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海权的层面，包括他的“海权哲学”以及其作为“海权先知者”的角色，而这又是以历史为基础的。第二个层面是比较狭义的战略层面，也就是他的海军战争理论。就学术价值和影响效力而言，第一层面更为重要。

19世纪末期的社会的背景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快速发展，蒸汽机和电力正在使陆海交通转型，达尔文主义延伸到社会领域激发国际竞争，欧洲强国都采取扩张政策，纷纷向海外开拓殖民地，帝国主义风气正盛。1890年的世界是欧洲主导，美国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内战之后的美国人眼光聚焦国内，以西部开发为焦点，而忽视其外交关系和海外利益。

马汉的海权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他的最大贡献是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与海洋权力（maritime power）彼此密切相关。其最突出的成就是阐明了海权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意义。马汉虽极端强调海权，但他对这个名词又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其著作中这个名词经常呈现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经由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二是生产、航运、海外市场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即海权。

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章中列举出“海权要素”（Elements of Sea Power）。他认为有六种基本因素足以影响海权的发展：（1）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2）自然形态（physical conformation）；（3）领土范围（extent of territory）；（4）人口（population）；（5）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6）政府制度（governmental institution）。这是马汉首创的海权理论体系。

格罗夫（Eric Grove）在《海权的未来》（The Future of Sea Power）一书中指出马汉的思想大致都是以19世纪末期的世界环境为背景，在21世纪的今天，已有许多不合时宜之处，该书提出了一套新的影响国家海权的主要条件：

（1）经济实力（economic strength）；

（2）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prowess）；

（3）社会政治文化（social—political culture）；

（4）地理位置（geographical position）；

（5）海洋依赖程度（sea dependence）；

（6）政府政策与认知（government policy and perception）。

在现代人来看，马汉所列举的主要因素有一些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现在被认为最重要的（经济和技术）则又正是马汉所不曾列举的。

马汉海权思想的影响

马汉海权思想的复杂性体现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政策的相互重叠交织。尤其是他的各种观念散布在其著作中，缺乏系统地整合，所以更令人难有全面的了解。

受马汉影响最大的国家首推英国。当时，英国的海洋优势正受到俄法两国联合所构成的威胁，并着手扩建其海军。马汉的著作成为英国政府强化其政策主张的依据之一。以至于后来有英国政界人士直言不讳地说应该感谢马汉将军。

马汉对德国的影响甚至于比对英国还要大。1894年德皇威廉二世致力于大海军建设。他曾写信给《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毕吉罗（Poultney Blgelow）：

我现在不是正在阅读而是正在吞噬马汉将军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那是一本第一流的书，而且在所有各点上都具有经典的价值。我的军舰上都有这本书，而且也常为我的舰长和军官们所引述。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则认为德国未必需要与英国相抗衡的大海军，只要对英国来说构成一种危险的存在就足够了。他认为：“原因在于敌人守卫的海域非常广大，无法集中全部力量应对我们，敌方即使打败了我们的海军，自身也会受到重创，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只要德国海军足够强大，敌人与德国战斗的概率就会降低。”因此，德国一度控制舰艇制造，后来虽然又重新开始了大规模建造舰艇的计划，但是在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和发展到预定目标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因此被称为“风险理论”的提尔皮茨的论断虽然受到批判，但拥有一定程度强大的海军，确实能够抑制英国海军的攻击，所以有人称其为“抑制论”的典型。

冷战时期苏联的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戈尔什科夫1956年任海军总司令，1973年著有《平时和战时的海军》一书。虽然他在书中对俄罗斯海军、苏联海军的历史的叙述被认为做了很多加工，但他也论述了军事力量是国家的政治手段之一，海军在支援外交上和国家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在军力方面，要在重视核武器、核潜艇、飞机的同时，从维持平衡角度注重海军的发展。

马汉扬名海外之后，才开始在其国内受到重视。先任美国海军部次长后又当选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不仅是马汉的热烈崇拜者，而且也是其密友。他于1897年就任海军次官，1901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极力强化海军建设，造就了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海军力量。美国的海军主义者都奉马汉为宗师，因为他的书使他们获得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在实务层面，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的远东政策都深受马汉海权论影响。百年前列强瓜分中国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发表外交通牒主张门户开放（1899），马汉也立即写了四篇文章为之声援。

至于马汉对日本的影响，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讨论。据马汉本人所说，他的书被译成日文的版本比译成其他语言的版本都多。日本海军学校以马汉著作为教科书，所有学校图书馆中也都有收藏。

列强和大国从马汉的著作中得到的最大的启示是：为了具备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这成为各国海军力量竞争和扩张的契机和理论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但在海军界，马汉仍然受到尊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在1993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其主题为“马汉还不够”（Mahan is not enough），这代表一种新的觉悟，马汉固然不愧为海权的先知，但他的著作并不等于海权思想的全部。同时，包括中国学界也出现对马汉的理论再认识再评价的声音，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海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