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海洋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各国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海洋成为直接的、现实可能的能源资源宝库。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海洋越来越重视，主要涉海国家都已经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其海洋战略规划，力图在海洋竞争中抢占优势，并以此来支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以控制全球海洋为目标，全面实施“全球海洋战略”，重点借助其科技和军事优势来维持超强地位，推进海空一体化战略；日本确立了“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积极扩大海洋战略空间，加快向“海洋大国”迈进的步伐；韩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推进“蓝色革命”，努力跻身世界海洋强国之列；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手段，试图实现其对南沙岛礁从占领向占有的转变；印度出台“海洋新战略构想”，意图控制印度洋，染指南中国海，挺进太平洋；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甚至菲律宾也都在制定和推进各自的海洋战略。“海洋世纪”的基调在进入21世纪以来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十八大”提出了“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任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的总要求；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积极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坚持陆海统筹，壮大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各沿海地区按照中央精神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中国的海洋事业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制定中国的海洋战略和海洋政策，发展中国的海洋事业，需要了解世界的情况和动向，尤其是中国最重要的海上邻国日本。最近一个时期，中日两国围绕海洋的斗争和博弈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尖锐，研究和把握日本海洋战略，妥善处理中日海洋关系，就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战略”的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内涵，战略的定义也有多种，它是理念、原则、目标、手段、方案、步骤、策略等的综合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战略理论的发展，战略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和深化。当代的战略概念，已扩大延伸到军事领域以外，被引申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海洋、太空等领域，泛指对全局性重大的、高层次决策的谋略、规划、方案和对策。其特性表现在全局性、方向性、对抗性、预见性、谋略性。构成战略的要素主要有战略目的、战略方针、战略力量、战略措施。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政策，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关于战略在海洋领域的体现，早期显然更多地被运用到海军，以及与“海权”相关的方面。所谓海洋战略，一般是指国家把海洋的开发、利用、保护等纳入整体发展规划而制定的关于海洋的全局规划和政策。但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海洋战略的指向更加广泛。对于海洋战略，应该从“纵”“横”两个维度理解。从纵向来说，它包括海洋战略思想、海洋战略方针、海洋战略目标、海洋战略体制机制、海洋战略规划、海洋战略手段和步骤，海洋政策和策略等；从横向来说，它包括海洋法律体系、海洋安全战略、海洋经济与产业战略、海洋能源资源战略、海洋调查与科学研究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外交战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战略、海岛与海岸带战略、海洋运输战略、海洋文化与海洋教育战略等。这些要素和领域相互衔接，构成完整统一的战略体系。本书基于对战略概念、战略思想、海洋战略的理解，来重点考察日本海洋战略的一些相关问题。观察近年来日本的海洋战略，我们能够发现它强调的核心内容包括：第一，海洋安全保障，即确保日本的海洋安全，维持海洋和平与安定；第二，促进海洋经济的繁荣，即扩大和开发海洋能源资源，包括以此为前提确保海洋贸易航线安全、保障海洋能源安全及保护海洋环境等；第三，提倡亲近海洋、认识海洋，强化海洋价值观的地位，并努力向世界推广。

日本是典型的岛屿国家和海洋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来说，海洋为其带来了恩惠、安全、财富和文化。但是，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日本国家战略和海洋战略呈现出冒险、贪婪、侵略的特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对外扩张和军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无论是大陆政策还是海上推进，实际上都是把海洋当作跳板，侵略他国领土、掠夺资源、控制战略通道，并试图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主宰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国际格局下，日本依靠美国的安全庇佑，走和平发展之路，以海洋贸易立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战略以经济为中心，但是冷战以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和世界海洋形势的发展，日本对自己的国家战略重新调整，把成为“普通国家”“政治大国”作为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并与之相呼应提出“新的海洋立国战略”。日本的海洋战略与国家战略密不可分，是在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与传统、地区及世界形势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形成、发展的。实际上，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对海洋战略理论的思考和学术争论也时断时续，就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而言，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有三个方面：由传统海权观发展而来的新的综合海权观；“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论；“民生大国”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海洋战略构想的主题和方向，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环太平洋发展战略论”阶段；二是“海洋国家论”阶段。其中高坂正尧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海洋国家论”成为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论”热潮的先声。冷战后，日本对海洋的关注和对海洋战略的研究逐步升温，这主要源于后冷战背景下日本战略家对应该确立怎样的国家战略的思考。对日本的国家特征，他们形成的共识是：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列岛，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基本事实构成日本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并且由此决定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即“岛国式”或是“海洋国家式”。在日本战略家的眼里，“岛国”被赋予封闭、内向的特征，而“海洋国家”则具有进取、外向的特征，因此，日本必须走出“岛国”的局限，迈向“海洋国家”，海洋国家之路是日本的必然选择。在这里，“海洋国家”包含了一种积极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并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的志向。这种对“海洋国家”的理解和走向“海洋国家”的呼吁，成为日本制定海洋战略的认识论基础。实际上，“海”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闭锁、隔离、防卫；另一方面是开放、沟通、开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前者的功能在不断减弱，后者的作用在日益扩大。正是因为对海这种双重性的不同侧面的倚重，才呈现所谓“岛国”和“海洋国家”的不同特点。所以对“海”的新阐释和走向“海洋国家”的呼吁，也就自然成为日本探讨和制定海洋战略的话语前提。

“海洋国家论”在日本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随着冷战的终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未来的国家战略。日本一些学者主张，日本应该重新审视和适时调整自己的大战略，明确提出把海洋战略作为主要的国家战略，以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一些研究战略问题的学者把国际政治构造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系统，认为这种对立是由于历史和传统带来的国家战略的差异造成，尤其是战略视野的不同所致。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洋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各沿海国家纷纷建立和加强了海洋综合管理机构和海洋战略研究机构，开始制定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日本政府也多次制定了国家海洋开发的中长期规划，学术界连续数年进行海洋战略和国家战略关系问题的研究，政府的海洋科技开发经费投入逐年增加，海洋开发和宇宙开发共同被确立为维系日本国家生存基盘的优先开拓领域，“海洋国家日本”，“海上生命线”等字句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中。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界、学界、媒体乃至全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化倾向日益加剧，日本着眼于突破战后体制制约，以“普通国家”为战略目标，谋求和巩固在东亚乃至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的战略意图更加明显。“海洋国家”这个以地理名词为外在形态的概念背后，蕴含着日本参与主导地区事务、介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构、引领国际战略关系发展的强烈意愿。

多年来，日本的海洋战略一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有直接的现实需要，又有深刻的理论根源；既体现了日本的政治意愿，又反映了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日本海洋战略既是日本开发海洋资源、拓展海洋利益的政策指针，又是推进“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的实际步骤。日本的海洋战略承袭了由“政治大国”战略、“国际国家”战略演变而来的“普通国家”战略的基本理念，服务于摆脱战后体制、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海洋战略不仅是日本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中日关系的走向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海洋权益息息相关。日本海洋战略的调整将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海洋战略和海洋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总体来看，日本的海洋战略呈现出海洋意识更加强烈，海洋认识更加多元，海洋观念更加外向，海洋战略思路日益清晰，海洋法律逐步健全，海洋管理体制更趋完备，海洋涉外活动更加积极，海洋战略规划更加具体，海洋权益争夺更趋强势的基本趋向。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海洋战略进一步出现了：通过重塑日美同盟关系来强化同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互补性、扩大管辖海域来巩固海洋大国地位并拓展国家发展的空间、调整防范对象并构建与其大国战略相适应的海上武装力量、通过强化海洋的能源资源开发来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等这样的一些新动向。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的海洋战略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日本一些势力将中国视为和“海洋国家”相对的“大陆国家”的代表，推定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必然要与中国产生战略对抗，并极力渲染中国的海洋威胁，夸大中国的海军发展、海洋能源开发、海洋调查活动。日本一些人主张联合美国并拉拢其他亚太国家，推进所谓“价值观外交”“海洋国家联盟”，来联手围堵和遏制中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日本在包括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海洋问题上对华强硬和挑衅。

日本“新的海洋立国”战略始于2005年。当年11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的建议》，并于2006年1月公开发表。该建议共分4个部分，它提出了日本海洋立国的总体目标，阐述了制定海洋政策大纲、《海洋基本法》的紧迫性以及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的必要性，提出了海洋管理的具体措施，强调了树立海洋立国的“三大理念”，即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注重国际协调引领海洋国际秩序、实施海洋综合管理。2006年12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和日本海洋法研究会同时发表了《日本海洋政策大纲：以新的海洋立国为目标》和《日本海洋基本法草案纲要》，明确提出新的海洋立国的口号，主张日本应从“岛国”转向“海洋国家”。

当代日本的海洋战略往往是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法律、政策、规划来体现的。其海洋规划和政策是遵循“新的海洋立国”战略，在《海洋基本法》的指导下，以《海洋基本计划》为主轴制定和展开的。这其中，《海洋基本法》是日本全面确立新的海洋立国战略的重要标志。该法律规定了日本发展海洋事业的基本原则、纲领、目标、任务、组织框架等。目前，日本的涉海法律法规已达近百部，而《海洋基本法》成为所有涉海法律的“母法”，是指导日本海洋发展的总纲。根据《海洋基本法》，日本政府设立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来负责组织制定日本海洋战略规划，它也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的最高决策和综合管理机构，由首相担任本部长，国土交通大臣兼任海洋政策担当大臣。本部设有总会负责决策重大事项，届时政府各有关部门（府、省）的负责人参加。日本有关省厅内部的涉海部门分别侧重政策、规划、科技、法律、外交、安全等方面的涉海问题的政策制定。

日本海洋战略及其规划是一个整体，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除了海洋经济问题，海洋安全问题和海洋能源资源问题常常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领域也是中日之间海洋竞争和矛盾的焦点，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实际上，日本的海洋战略和政策的指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在谈到海洋问题时，日本的海洋界人士往往将中国置于敌人的念头，对中国的海洋发展尤为关注和警惕。

研究日本海洋战略，有几点特别需要我们特别予以重视。第一，日本重视并突出其海洋国家属性，提出把建立海洋国家作为日本国家的大战略，其海洋战略的目标，是为日本力图摆脱战败国的束缚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的国家战略服务的。在日本看来，威胁来自海上，国家发展的空间也在海上。第二，日本在资源方面对外依赖严重，正因为对能源资源的渴望，以及沿海国家间竞争的激烈，使得日本的海洋意识异常强烈，也正因此，它总是在国际海洋法的模糊地带做文章，积极占岛圈海，变礁为岛，扩大海洋国土面积。日本海洋能源资源战略规划在日本的涉海发展规划中往往最为具体、严密，在日本的海洋规划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第三，日本经济严重依赖海外贸易，为此，它异常重视战略要道，全力确保海上生命线，近年来已经突破海外派兵限制，配合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并强化在日本周边岛屿、海域、海峡的军事控制以及监控力度，宣称维护航行与自由、和平共同利用海洋，并以此为借口介入南海等争端。第四，日本主张并积极联合所谓“海洋国家”，共同应对“陆地国家”的挑战。这些年来，日本出现了把日美同盟这一“海洋同盟”体制扩大到多国之间，试图建立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海洋国家联盟”的新动向。日本积极联合东南亚国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岛屿国家链条，形成大陆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包围网。第五，日美同盟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将依然是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轴。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具有标志性意义，它使日美安保适用范围扩大、支援能力增强，是日美加强长期防卫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开始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及一系列新调整、新部署，强化其西南诸岛方向战力，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海洋安全带来更大压力。第六，日本海洋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显而易见。日本一些人疑虑中国未来走向，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带来威胁，渲染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海洋发展的威胁，以此来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企图牵制、遏制中国的海洋发展。

基于对日本海洋战略的考察，本书认为现阶段在处理中日海洋关系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牢牢把握中日海洋关系发展大方向。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长远目标，树立大局意识，充分把握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制定和完善海洋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海洋事业发展，使我国的海洋战略、海洋规划、海洋政策、海洋外交都能与国家战略相协调。二是清醒认知中日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洋事业发展迅速，捍卫海洋国土和维护海洋权利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在许多领域与日本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总体上仍处于追赶阶段。在海洋综合实力上我们还不具备质量优势。坚持不懈地推进海洋发展始终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三是积极推进中日两国在海洋领域的合作。中日两国在海洋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和竞争，但同时也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虽然目前中日海洋合作面临极大困难，但是仍然要积极探索对话合作的途径，着眼于长远，建立海上危机管控机制，并逐步开展海洋环境联合调查与合作，共同维护航道安全，加强在抗震救灾、海上搜救、打击海盗和走私等方面加强合作，从易到难逐步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重建战略互信。四是妥善处理中日岛屿和海洋争端。中日岛屿争端和海洋争端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中日围绕海洋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甚至还会出现更加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处理中日海洋关系时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合作要有前提和氛围，要追求利益和效果；斗争需要把握原则和底线，要注意节奏和方式。做到坚守国家主权原则与维护国家和地区和平发展大局相统一。

当前，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其内涵和特征也正在发生新变化。我国海洋战略和外交战略也应强化创新思维，创造战略主动，改善内外形象，努力营造良好的海洋发展环境。中日两国海洋发展的整体水平正在逐渐接近，中国应强化对日本海洋战略的深度研究，妥善处理中日海洋关系，加快建立我国对日本的海洋战略优势，力争通过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在海洋综合实力上赶超日本。我们确立和推进国家战略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尽可能使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相统一，并由此建立更加健全的人类社会整体的存在方式。对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来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