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张车伟

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收入分配问题，它既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一般性，也有中国体制机制所产生的特殊性。观察和理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需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入手，更需要从中国特殊体制和机制入手，不这样做就难以清楚刻画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首先会出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后随着制度和规则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会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形成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严格说来，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既缺乏严格经济学理论证明，也没有完全得到经验研究的证实，到现在仍然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的理论。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似乎正在部分地诠释库兹涅茨曲线，展现出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而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相信库兹涅茨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很自然地就可以认为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最终会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自动缩小，收入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发展自动得以解决。然而，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演变表明，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过程并不完全是自动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制度规则不断完善而得以改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库兹涅茨曲线并不仅仅是随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曲线，而是在更大程度上随制度和规则变化的曲线。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证明，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会仅仅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自动缩小。因此，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既要有发展的视角，以研究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需要有制度的视角，以研究制度规则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决定了在市场化进程中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因此，从分配制度来看，中国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其中，按要素分配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律，而按劳分配方式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分配特点。不同的分配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分配问题与之相对应，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仅会产生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更有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相关联的特殊问题。这两类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决定了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

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分配制度也从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制度下形成的比较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机制逐渐形成，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

应该说，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深深根植于中国体制机制变革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之中。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生产关系在分配领域的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几次所有制结构变革。每一次变革不仅带来了生产领域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分配领域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56年，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的财产为人民政府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归农民所有，形成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样的所有制结构迸发出巨大的生产活力，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195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增加了一倍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可惜这样的快速发展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所有制结构开始了又一次变革。

1956年后，随着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单一的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目的是想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但结果却是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困难。譬如，1957—1978年的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仅增加了7元（由637元增加到644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 22年间减少了14.8%（赵德馨，2000）。与经济增长停滞不同的是，由于取消了私有制，形成单一公有制，并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形成了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格局。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必须指出的是，这样一种贫穷但均等化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公平分配的社会，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体现着不公平，因为平均分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是用贡献大的人补贴贡献小的人来扭曲要素配置换来的结果。

平均分配的贫穷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这次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并且呈现多层次性，客观上要求除公有制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鼓励并扶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社会逐步消除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过去高度平均化的收入分配状况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基尼系数仍高达0.47左右，从世界上收入最平均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应该说，目前出现的收入分配问题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全不相称，更不相适应。理论上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成长性和强竞争力。就此而言，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确实体现了“制度红利”，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成分通过参与市场获得的收益按理说是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天然屏障，但制度的这一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应该说，探究其中的原因是理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表现为微观层面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均等程度增加，而且表现为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基本格局失衡：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问题表现虽不同，但二者之间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均等程度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宏观分配格局的失衡。

在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资本收入快速增长，其结果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快速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1992—2008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4.56%下降到47.6%，而企业经营留存（利润）则从22.58%上升到27.78%，全部资本要素收入从30.93%上升到36.4%。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资本要素收入份额的上升在不同制度社会中对个人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完全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下，私有资本个人占有的差异程度大大高于劳动要素差异，资本收益的增加将会起到加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取得的资本收益并不属于个人，所以，其收益增加并不会直接加大个体间收入差距；相反，其收益如果能得到公平分配，则会起到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经济成分似乎并没有充分发挥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呢？这里恐怕有这样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比例不断下降，“国退民进”导致资本收益越来越多地被个人拥有，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扶持和鼓励，虽然从功能上来看，公有制经济似乎仍然支配并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命脉，但从结构上来看，国有经济成分占据支配地位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国有经济成分不断下降。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国有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9%，非公有制经济仅占1%。到2000年，中国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和使用的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有资本已经超过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之和还要大。研究显示，在2000年中国28.7万亿元的资本总额中，国家占34%，集体占12%，居民个人占43%，港澳台及外资占11%（樊纲、姚枝仲，2002）。近些年，中国经济结构的“国退民进”趋势进一步加快，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进一步下降。有关研究表明，2008年全国资本性资产共144.078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占10.50%，集体资本占2.76%，个人资本占79.92%，外商资本占6.82%（李济广，2011）。资本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使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国民收入资本所得中，非国有的私人资本所得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本占有的巨大差异就成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

第二，中国国有经济成分的收益分配并没有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而是被部分人群所独享，而作为权益所有人的全体国民没有得到应有收益，国有经济成分收益不但没有起到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反而还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员工尤其国有垄断企业员工工资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企业高管更是拿着惊人的高年薪，加剧了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国有企业利润主要在企业内部循环，没有体现出国有经济所有人的权益。国有企业过去长期不向国家上缴红利，虽然自2007年开始上缴，但比重仍然很低，只占企业利润的5%—15%，近九成的税后利润仍留在企业。三是国有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像石油、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银行、保险、电信、烟草等行业，利润率比一般竞争性行业高一倍到数倍，大部分属于资源性或垄断性收益，应纳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公益，但长期以来这些行业的利润基本上归企业所有。资源税改革虽然出台，但覆盖范围有限，力度不够，不足以解决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既有市场机制自身的影响，更有制度和规则方面的原因，还有经济发展阶段本身的特殊影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因而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一般特征，体现了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收入是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律，也是市场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中国经济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决定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不断加大，由于拥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市场主体取得收入存在差异也就具有必然性。从初次分配来看，居民间拥有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差异程度的加大是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基础和基本动力。从劳动要素来看，简单劳动供大于求，而高技能劳动者供给不足，其结果是低技能劳动者劳动报酬收入增长缓慢，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者收入快速增加。尤其是同人力资本有关的技术和管理要素等还存在着资本化趋势，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薪酬更多地由其稀缺程度决定，造就了一批打工“皇帝”和高薪阶层，加大了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从资本要素来看，中国经济成分构成中的“国退民进”使社会资产和财富向私人部门集中，而私人部门资本又向少数人集中，这就使得全社会资本收入中流入私人资本的收入更多地向少数人集中，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从再分配来看，中国的税收体系以间接税为主，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直接税所占比例较小，税收制度无法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税负水平，而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却相对较轻。因此，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和税收制度的基本结构及特点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更低，社会保障也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国转移支付所占比重不仅小，而且有些转移支付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再分配效应。所以，中国再分配制度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初次分配更多地注重了效率，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再分配应该更加注重公平，但再分配的结果并没有起到弥补初次分配收入差距的作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更多地照顾了效率，而没有兼顾到公平。

二是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相关联，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体现为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突出。具体来看，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收益没有体现出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多地被部分人群所占有。同时，国有财富流失严重，本应属于全民的财富和资产通过不正当和不合法手段被少数人攫取变成私人财产，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问题。

三是中国收入分配具有发展阶段的特征。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决定了收入分配方式，以投资增长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较高的资本收益具有阶段性特征，同时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无限劳动供给开始转向有限劳动供给，劳动者报酬水平低、增长缓慢也具有阶段性特征。中国也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领域既存在市场力量，也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收入分配的规则不完善，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中国收入分配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从发展的角度着眼，任何急于求成的做法都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伤害。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成果。这一项目源于2011年春节中央领导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提出的需要重点研究的四个重大问题，其中有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任务就落在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团队，且是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按照当时的研究设想，项目虽然主要由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担，但要注意吸收社科院其他研究所专家以及社科院外其他机构的知名专家参与，时任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亲自主持了多次课题研讨会，与会专家除了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成员外，还包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朱玲教授和魏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等。通过讨论，课题组厘清了不少问题，也为如何推进课题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建议。本书内容是研究团队在过去几年中围绕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的研究，有些内容已经公开发表，一些政策建议作为内部报告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批示。我们关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发挥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最后，值此成果付梓之际，对为此研究提供过帮助和支持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尤其是曾经参加过课题讨论的李扬教授、朱玲教授、李实教授、魏众教授等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