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工资水平变化的观察和分析

由于国家统计局仅公布占全部雇员劳动者1/3左右的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数据，中国至今尚缺乏包括全体雇员劳动者的工资数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张车伟，2012a），通过估算中国雇员劳动者总量和劳动报酬总额，测算了包括所有雇员劳动者在内的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结果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雇员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走势。使用名义货币工资与名义人均GDP之比这一指标进行观察，平均工资水平最高出现在2002年前后，这一比率为1.37，之后一路下降，到2012年降为0.91。如果把全部雇员劳动者区分为城镇单位雇员（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其他雇员（主要为私营企业就业和乡镇企业就业者）来看，城镇单位雇员工资增长基本上保持了和GDP同步增长的趋势，2012年与人均GDP的比率为1.24；而其他雇员工资增长则大大滞后于人均GDP增长，名义人均工资与人均GDP之比从2002年最高的1.39，下降到2012年的0.72（见图4-1）。

（一）部分行业工资水平变动

在城镇单位雇员内部，不同行业劳动者工资水平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呢？在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中，行业之间工资水平的差距，特别是部分垄断行业的高工资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的焦点。一些观点认为，垄断是造成行业间、企业间工资差距的重要原因。垄断行业依靠对资源的占有和行政特权，采取非市场化手段，获得超额利润。由于这些垄断利润或垄断租金能够以不同方式变为职工收入或者福利，所以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往往会大大超过竞争性行业，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在《中国统计年鉴》的就业统计中，按19个行业公布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图4-2显示了工资水平最高的5个行业。2003—2012年，金融业和采矿业的工资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工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92∶1.72∶1.48∶1.24∶1.22∶1。

总的来看，在这5个收入最高的行业中，工资水平大都保持了和GDP增长相适应的速度。从名义工资与人均GDP之比来看，金融业工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其工资增长超过了GDP增长；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工资则出现从过去高水平上明显下降的趋势，与其他行业工资水平趋同；另外几个高工资行业则基本上保持了和GDP增长相适应的增长速度。

图4-3显示了工资水平最低的5个行业。这5个行业的工资水平自2003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都是低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非常接近，行业之间人员的流动性也比较大。2012年，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0.49∶0.67∶0.69∶0.75∶0.78∶1。总的来看，工资水平最低的行业，工资水平增长都滞后于GDP增长速度，应该说，其实际工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从更长时间来看，行业之间的差距变化较大（见图4-4）。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之间的工资几乎没有差别，绝对水平也几乎等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水平。之后，金融业工资迅速上涨，2012年平均工资为89743元；与之相反，制造业工资缓慢下降，2012年平均工资为41650元。而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其他行业享受不到的待遇，如住房、工资外收入等，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在一定程度上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财税体制中缺乏资源税、垄断利润调节税等。国有企业的收益并没有合理的分配体系和透明预算机制，土地流转收益也有同样的问题。当资源型商品价格上涨时，绝大部分收益都转化为企业收益或者地方政府收益。相关企业不仅得到了经营收益，而且得到了应该纳入整个国家分配体系的资源收益。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健全的财税体制，把资源收益纳入国家财政，惠及全体国民。

当然，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提高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行业间人力资本的差距也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人力资本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在上升。动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占到工资基尼系数指标增加的44.4%（陈玉宇等，2004），教育和收入的相关性以及教育回报率的增加导致了教育的可解释程度的增加，从而造成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改革开放后，分配方式转为通过市场调节，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表4-1显示了中国按行业分的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行业之间人力资本水平相差较大。在工业化过程中，新技术革命推动了劳动阶层内部出现分化，就业出现技能偏向，职业和工资呈现两极化，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就业增长和工资上涨速度更快，而低技能、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增长缓慢，尤其服务业内部分化更为突出。在行业之间，由于人力资本的密集程度不同，客观上也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部分群体工资水平的变动

1．公务员群体工资水平变动

目前，社会对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的问题争论比较大。一方面“国考”热度持续提高，似乎映射出公务员有高工资，另一方面有关基层公务员生活拮据的呼声不断。关于国民收入中大量灰色收入的讨论，以及公务员队伍中不断被揪出的腐败分子，加深了社会对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的想象空间。回答公务员是否应该涨工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公务员实际工资水平，进而比较公务员和其他具有类似人力资本就业群体的工资水平，例如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或者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这部分人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按照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数据，我们梳理了公务员工资状况。在1998年之前，公务员工资与国有单位、城镇单位平均工资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有些时候还略低。当时，外资单位、港澳台投资单位的工资水平是公务员的1.5倍左右，其结果，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知识分子和公务员的下海潮。公务员流失直接导致了政府人员缺少，工作效能紧张，这实际上是工资过低的结果。针对这一情况，1999年政府果断为公务员提高了工资，并在2002年达到高点，之后持续下降，2010年后下降有所加速（见图4-5）, 2012年公务员平均工资为46207元。

就目前的工资水平来看，公务员工资已经略低于城镇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图4-6显示了城镇单位就业中，公务员工资与其他行业工资的对比情况。与公务员人力资本水平类似的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组织等行业中，公务员工资属于偏下水平，远远低于金融业、信息业，在国有单位中，也远远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据统计，2012年公务员平均接受教育年限为13.4年，与这一水平接近的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2.25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0.45年），金融业（13.20年），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13.72年），教育（14.01年），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3.46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2.42年）。总体来看，与同等人力资本水平的其他人群比较，公务员工资处于较低水平。

2．农民工群体工资水平变动

农民工是规模迅速扩大的就业群体。根据《中国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 1996年全国共有农民工1.3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0.72亿人，本地农民工0.67亿人。到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3亿人，比1996年增加了1.24亿人，年均增长4.1%。其中，外出农民工1.63亿人，增加0.91亿人，年均增长5.3%。本地农民工0.99亿人，增加0.32亿人，年均增长2.5%。

在全部雇员就业中，农民工是乡镇企业和城乡私营企业就业主体，也是雇员化就业的重要部分。在全部雇员化就业人员中，除了城镇单位雇员就业外，剩下的“其他雇员”其实主要就是农民工群体。从工资水平来看，城镇单位雇员和其他雇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差距并不大，二者显著差异出现在2003年后。如图4-7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1—2007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年均增长8.7%，这一时期的增速明显慢于城镇单位雇员工资增速。由于调查方法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外出农民工工资偏低，我们引用相关研究（赵文、张展新，2013）给出的调整过的农民工工资，可以看出这一数据与我们计算的“其他雇员”的工资数据很接近，说明我们对农民工群体工资的判断具有可靠性。农民工工资增速提高始于2008年，2007—2012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年均增长16.7%，增速比前一时期提高了将近一倍。从2011年开始，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与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已经没有明显差距。即便如此，2012年城镇单位雇员的平均工资与外出农民工平均工资之比仍然达到1.74∶1。

总体上看，目前全国雇员总体工资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分行业来看，金融业、电信业等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差距继续拉大，制造业、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工资相对下降；公务员工资相对下降，2012年已经低于城镇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略有提高，但仍与其他群体相差很大。有研究认为，农民工之间工资差距较小（冯毅、李实，2013）。由此可见，在劳动力市场上，越是相对弱势的低收入劳动者，其工资越难以增长，而高收入劳动者工资增长相对较快，劳动者工薪收入出现了“两极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