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周才庶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年之前，这个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这两年，她对所论问题又有一些新的思考，于论文原稿做了一些修改和完善。她嘱我写一序言，我觉得本书极有出版价值，很高兴在此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自己的感想。

此书名为《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文化资本研究》，这个书名是这本书的内容，作为学术著作而言则提示了本书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电影产业的书。应该说，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当代电影的论著不少，而把中国当代电影作为产业来研究的论著不是很多。电影产业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在目前的相关研究论著中多数都聚焦于营销、市场等问题，而关注电影产业作为现代产业存在和发展的资本运行这个问题的论著极少，即使有这方面的论著也是从经济学角度介入问题，进行讨论的。本书在选题上的新颖之处和重要性在于，它专门研究电影产业中的文化资本这个人们基本上还没有触及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确实是当代中国电影产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问题。

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来自法国理论家布尔迪厄。本书指出，“马克思从商品流通的关系中界定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超出了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将资本与经济利益的观念主动扩大到符号、文化以及各种非物质性的活动领域。资本除了能直接转换成金钱的经济形式之外，资本还以文化的形式存在”。布尔迪厄提出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文化资本，是不是不科学，是不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呢？我认为，布尔迪厄是在马克思没有见到的20世纪文化生产的社会实践中，创新性地运用马克思理论，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和理论的。从政治身份而言，布尔迪厄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延伸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20世纪新出现的文化产业的思考和分析。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步入又一轮高速发展的轨道，使西方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同时又集聚了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扩军备战、暴力冲突等乱世怪象。国际性未来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环境中世界人口增长、资本投资扩张及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这五大要素的趋势性发展状况，进行计算机模型模拟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一时候达到极限。”这个推断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意识凸显，西方各国政要、经济界人士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模式不可能触及资本运行的根本利益。资本不会抑制和放弃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能冲动，但又不得不进行投资去向的调整，进行新的增值领域的寻找和选择。最后找到了一个既可实现资本增值而又不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是大力兴办和发展不直接利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文化产业。于是，在资本控制下出于经济发展调整的需要，把文学艺术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领域。而且，单纯进行物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一定周期经常会出现产能过剩、需求萎缩、资本严重缩水的经济危机，而人们对文化艺术生产的精神需求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不断生成和扩展的，文化艺术的消费有着经久不衰的市场潜力。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和资本主义几乎是浑然一体了，这确实是我们说的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由电影演员做总统，充斥着色情引诱商品、政治闹剧、几十亿美元的文化产业所构成的世界里，文化、经济生产、政治优势、意识形态宣传似乎都汇成了一个没有特色的单一整体。”在当代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成为从20世纪后期开始至今一直长盛不衰的支柱产业。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布局就是把单一的文化事业改造为与文化市场连接的文化产业和突出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文化事业两个部分。中国当代电影在改革中率先产业化。在这种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当代各种新老文化产业的整体格局中，电影是当代世界文化产业的重要品牌。在全球电影贸易中，美国影片占据了国际电影市场的支配地位，近年来产量居全球电影总产量的6.7%，而放映时间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中国当代电影特别是在2002年文化生产逐渐成形以后，也在产量和放映时间上大大超越以往，成为中国文化生产中的一个亮点。

现代生产无论是物质生产或者是文化生产，都必须遵从生产的规律。其中，资本运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资本的循环运动中，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形式。生产的前提是用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生产者；购买完成以后货币资本转换为生产资本，进入生产环节；生产结果是商品，最后实际的商品成为可供市场买卖的商品资本。在一般物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运行是生产的活的灵魂，其中的生产者虽然有人的血肉之躯，但一直都是被动的生产工具。因此，一直以来，研究物质生产的经济学中，生产资本的控制者始终是货币资本拥有者。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物质生产经济学的视角。文化生产初起之时，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抨击其把艺术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有单一化、模式化的弊端，应该是言之有理的。而后来在文化生产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生产逐步向创意化方向前进，逐步开拓人们精神心理领域的想象空间和最新可能性。这时，在文化生产中，生产者的文化素养、文化积累、文化资质、文化技能、文化创意能力等成为文化生产的活的灵魂，这是资本货币不能一次性购买的生产要素。它在创意性文化生产中自然就成为备齐生产要素的必需的一种无货币的虚拟资本。没有它，创意性的文化生产不可能进行。马克思没有看到当代文化生产成为国民生产的一种支柱产业的现实，他没有看到先前并不拥有货币的文化人自身的文化素养成为资本的事实，因此它的伟大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只把货币拥有者作为资本的化身。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资本占据支配地位并以物质生产作为生产唯一支柱的情况，马克思认为，“一个作家在编一部多人的共同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是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就是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者，工匠或专家，为共同的商人资本即书商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而20世纪的社会生产现实是，资本自身向两个方面进行扩张性发展，一是它从原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地欧美，向全球各地扩张，不断扩大资本的覆盖面积；二是把过去主要生产文化产品、着眼于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为目的的生产部门，如文学艺术等职业，改造成为着眼于交换价值、主要生产文化商品的基地。第一个扩张的结果是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出现许多跨国资本公司，构造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景观。现代科技更新了通信工具，媒介资讯空前发达，使全球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推动了全球化文化产业的形成。第二个扩张的结果是审美逐渐商品化，商品逐渐审美化，经济变成文化，文化变成经济，文化艺术的生产机制全面纳入商品生产的流程。这个事实告诉人们，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全面进入资本生产方式。精神文化成为商品资本，这是文化生产的末端形态。这个显性事实大家都能看见。但是，这个末端形态的来源必然产生于生产阶段。而在生产要素阶段，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购买艺术家劳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其中必然存在精神文化不受货币资本简单购买与控制的情况，这就必然使货币资本持有者与精神文化创意生产者协商、博弈而产生不可购买方式的独立的文化资本。

而这并不是说《资本论》已经过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基本论断，特别是关于货币是资本最初的形式，资本是抽象的货币等论述对分析当代文化生产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指出：“任何想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尝试，必须与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分析联系起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当代关于文化资本的研究是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新形态的一种切实探讨。

本书具体运用文化资本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来研究中国当代电影产业问题，毫无疑问具有新颖之处。作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得当的。她不像有些论者那样，从现有的文化资本理论的观点出发，做单纯的概念、理论的演绎和阐释，而是首先对2002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资本运作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电影票房、国内生产总值、观众评分等数据进行分析，并讨论票房与诸多因素的复杂关系。同时使用统计软件SPSS来分析数据。这种从采集和分析数据出发的研究是回到事实本身的客观的研究。

在2015年Polity出版社新出的巴迪欧和彼得·英格尔曼的对话录《哲学与共产主义观念》中，巴迪欧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重视对事物的形式研究，而对形式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符号的一般分析上，应当对事实的数量形态进行研究。他说：“我认为形式化的概念——对经验的形式化，赋予经验以形式——或许就是最主要的运算，因为形式化就是在分析与辩证之间悬疑不决的东西。辩证类型的形式化是可以想象的，分析类型的形式化亦是如此。形式化并不做出决断，它对于哪一方是支配因素这样的问题保持开放，从而避免了在分析与辨证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的冲突。这就是我的哲学之中真正重要的目标。”“对我的哲学目标最清晰的界定就是说明，在一个真正的运动中出现了主体，而真正的运动是在某种类型的结构，某种类型的分析计算的裂缝所导致的。为了解释这个过程，为了对之形式化，辩证分析（从否定、批判和矛盾的角度出发）和分析性要素（从结构、结构决定因子等出发）都可以拿来使用，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形式化来分别使用这些范畴。”巴迪欧的观点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马克思对辩证法的一个贡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量变的质量互变规律。恩格斯说，“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对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这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可以提供一个从事实的量来对质进行把握的科学维度。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把握事实本身。而事实本身是以自身的客观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是用理论家自以为是的一些理性的逻辑框架来阐释事实，便以为真正地把握了事实。这种理论分析在口若悬河、大发议论，逞一时之快之后，往往成为明日黄花。现象学在回到事实本身的认知环节上做了许多探索，但是始终无法剥离前理解对事实的主观控制。在哲学上，事实可以从质与量两个维度进行考察。质是内敛的，而量在可测量维度上是外显的。因此黑格尔说：“量是具有规定性或一般限制的量——他在具有完全的规定性时是数。”诚如巴迪欧所言，事实的数也就体现了量，可以成为研究者把握的事实的形式。从数的量进一步分析其质，是从可靠形式深入事实的内在特质。这是一个相对而言比之无论什么理论逻辑或者现象认知都较为可靠的对事实本身的一种把握方式。在大数据时代，现代科技提供了对事实更为精准的统计，对电影产业进行研究时，要把握电影产业这个主体的较为可靠方式就是从数据研究出发。本书在数据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周才庶作为人文学者有这方面的兴趣和能力是很好的事，希望她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能够开拓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本书以电影产业的票房等数据出发，用数字解读电影产业现状，从这个坚实基础再上升到人文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进而对文化资本的生成与积累、文化资本的深化与拓展、文化资本的生成结构以及电影产业的艺术自主与资本转换等重要问题，逐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言之成理，卓有建树。我想，对于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开卷有益之作。

本书对电影文化产业中文化资本的种种说法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是学术著作应有的特色，标示出作者本人的创新性思考。但这些说法越是有独特性，也就越是有个人的局限性。有些一家之言可能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研究、拓展，甚至修正，这是作者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