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进入社会发展新阶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这样一些重大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强社会治理，是适应这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一 经济体制变革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最基础的是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变动。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二是经济所有制成分的多样化，这两个特征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关于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的水平，学术界有不同的估计，低的估计是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50%—60%，高的估计认为已经达到70%—80%。无论怎样估计总体的市场化程度，目前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程度估计超过80%应当是符合实际的。在经济所有制构成变化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33.4%，集体资本占3.0%，法人资本占25.5%，个人资本占22.9%，港澳台资本占6.1%，外商资本占9.1%。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制构成中，非公有制经济（含个体经济）所占比重也已经超过60%。这些变化从根本上瓦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单位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市场化时代的“社会人”，粗略估计目前大约有7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在“单位制”组织之外就业。这就意味着，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通过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现在必须由国家与社会共同承担。

二 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对社会体制产生深刻影响

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有四个大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体制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1．城乡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两亿多世世代代的农民离开了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人，农业劳动者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0年的38%左右，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在社会体制上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城市化是工业化之后，我国发展新的推动力，但也是一种新的压力。

2．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在国际比较中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的0.2左右上升到0.5左右。收入差距的扩大、分配不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腐败问题，成为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发挥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

3．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我国采取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使我国人口的再生产模式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型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人口净增长量的大规模减少，为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加速了老龄化过程。2008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3%，一些大城市（如上海）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20%。与此同时，城市和农村的家庭结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已经开始转变为4—2—1倒金字塔结构，长期以来传统的代际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迅速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成为当务之急。养老保障的费用将形成未来财政的巨大压力，依靠延长工龄减缓压力的可能选择与就业的要求发生冲突，而依靠土地财政补贴又不是长远之计。

三 经济增长支持因素的变化迫使我国转变发展方式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到现阶段，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迫使我国转变发展方式。

1．改革动力发生的变化

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领域的改革主要是进一步深化以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些触动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革方面，较难形成建立在普惠原则上的改革共识。所以，改革的深化，要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延伸，要通过共享发展成果和提供新的发展机会的社会改革，进一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2．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的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所谓“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人口条件。据测算，过去30多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7%左右。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逐步减低，预计在2015—2020年期间将会转变为负增长。中国未来可能会在失业率仍然较高的情况下，更加频繁地出现“民工荒”。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产业大军的主体，农民工对工资水平和劳动权益保护的要求及预期会快速提升，如何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消化增加的劳动成本，以及如何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3．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因素的变化

在投资、出口和国内消费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不断增强，而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却在不断降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危机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强化，非常明确地表明，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扩大国内消费，使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

4．资源、能源和环境条件的变化

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高消耗，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土地、矿产、能源和水等资源的快速开发利用，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使今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日益巨大的约束，并且还引发和累积起种种社会矛盾——近几年不断爆发的与土地和环境问题相关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严峻的警示。国际社会对碳排放量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以及我国越来越紧张的资源紧缺局面（如水资源），都逼迫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开辟新的发展前景。

四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

“新成长阶段”最突出的含义是，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推动力，与过去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将更加依赖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和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

1．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

根据国际经验，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到5%以下、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重大转型时期的到来。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已下降到10%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6%左右；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2010年已下降到38%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33%左右；在人口的城乡构成中，2010年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达到48%左右，2012年已超过50%的结构转换临界点，2015年将达到53%左右。这些指标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城市化将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

1978—2000年，我国用了20多年的时间，使人均GDP从不到300美元增加到800多美元，但人均GDP在2003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2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美元，2012年更是突破了6000美元。这表明我国人均产出和收入进入倍增时期，居民消费升级将成为常态。从现实情况看，住房和汽车等大额家庭消费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教育、医疗、通信、旅游、文化等消费支出的比例迅速增加。这些特征都表明，中国总体上开始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如果大众的实际消费能力能够水涨船高，那么，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

3．国民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

中国已经实现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9年达到24%左右，迈入大众化阶段，整个国民的素质显著提高，1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从1982年的22.81%下降到2008年的7.77%。总的来说，中国正从人口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已经到来，教育消费增长势头强劲，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小。

4．社会保障进入构建全民安全网的新成长阶段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扩大覆盖面的工作进展快速，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干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快速推进，到2020年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支柱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基本形成。全民安全网的建立，将对保障人民生活、稳定未来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能力，都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5．改革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进入到以社会改革为主的全面改革新阶段

30多年来，中国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而言最为全面彻底，由此释放出了巨大的市场力量，显著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要求进一步深化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要求改革从经济改革扩展为全面改革。当前比较突出的改革任务是，要进行涵盖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乡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事业单位运行、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的社会改革。

在“新成长阶段”，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深化社会体制的改革，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途径，这种理念和途径的提出，是为了适应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为了应对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重大挑战，为了把握新成长阶段的发展机遇，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开辟新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