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概略

把法家称为学派有欠全面，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对办学、授徒、传播思想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衷于角逐政治权力，以改革变法为己任，走的是一条政治实践的道路。他们的产品是强大的国家，思想理论上的收获是附带的。

我们不妨看看法家的几个人物。管仲长期担任春秋时期齐国的卿（丞相），在他的主持下，齐国迅速繁荣强盛起来，使国君齐桓公得以替代衰微的周天子，数次汇合桀骜不驯的各国诸侯，发号施令，为天下立规矩。战国时期的吴起先是经营魏国河西地区，后到楚国推动改革，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崛起和楚国的复兴，为当时各国的新政树立了标杆。商鞅的名气更大，他是变法的代名词，他在秦国的作为造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而变法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则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掀起层层波澜，促成了中国向封建形态转型的大势。还有李斯，他的名字是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诞生的助产士。不夸张地说，他们个个都是创造历史的俊杰。

一次，子路与孔子谈起了一百多年前的管仲。孔子说，要是没有管仲，你我之辈八成早就沦为夷人和狄人了，我们将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服（《论语·宪问》）。那时地处中原的周王朝已经没落，而北边的狄族和南边的夷族却相对强大，如果中原地区没有一个能够号召各诸侯国的领袖，那么华夏就有被灭族的危险。一旦野蛮的夷狄入主中原，习俗就会随之改变：华夏族本来束发，衣衫从右侧开口，而那时将会像蛮族一样，头发随便披散着，衣衫从左边开口。这是一个形象说法，表示文明的倒退。孔子对管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说直到他那个时代，百姓还承受着管仲的恩惠。

作为实践者，法家鄙视空谈，强调现实。他们非常实际，思想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理想痕迹。他们不像儒家那样，以理想人格来改造现实的人，引领社会的进步；也不像道家那样，用自然标准来批判现实，呼唤质朴和真实的回归。法家没有理想，只有目标。目标不是理想。理想永远高出现实，其作用在于导向，为人们的不断追求输送前行的动力；目标则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完全可以争取到手。

法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强兵。在管仲那里，这个目标实现了，在吴起、商鞅、李斯那里，这个目标也实现了。有人说法家是君主至上者，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没有触到实质。其实，法家是真正的国家主义者，在他们那里，国家才是至高无上的，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国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做到了这一点才算做到了“公”。君主无疑是国家的代表，但他绝不等于国家，所以君主也有一个“去私”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是富国强兵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谈不上什么尊严。对于君主，法家谈的是势，也就是权位和威力——令人害怕的东西，怕一个人不等于这个人有尊严，只能说明他有力量。法家并不要求臣子发自内心地敬重、忠于君主，因为臣子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个个有自己的小算盘，诡诈多变，所以君主只能用带有阴谋意味的术来对付他们。至于民众，更谈不上人的尊严了，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天生就是做坏事的坯子，只配享用强制性的法和严酷的惩罚。

法家对人的评价不高。关于人性，他们用的是这样的字眼儿：“欲生而恶死”（《管子·形势解》），说白了就是贪生怕死；“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同上），意思是见到利益就争，遇到祸害就躲；“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说的是饿了就要吃，累了就要睡，苦了就要寻求欢乐，屈辱了就要追求荣耀；“非名之，则利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意思是，人的作为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等等。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就是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后人把这种见解概括为人性恶，将其列为儒家人性善的观点的对立面。

也有儒家弟子承认人性中具有恶的一面。如韩非的老师荀子、西汉大儒董仲舒、理学大师朱熹，可见人性恶并不是法家的专利。法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恶视为人的本性（本质），而上面几位儒家学者则把恶看成是次生的东西。所谓本性，就是永恒不变的性质。这就是说，在法家那里，人的自私自利不可能被克服，如果这个性质被改变了，人就不是人了。以此为依据，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重罚轻赏”，用强力抑制恶的人性，从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由于人性是恶的，法家对儒家以德治国的主张嗤之以鼻。道德作为善，只能鼓励善良的人做善事，对于恶人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他们反对实施仁政，韩非甚至说，什么时候君主不讲仁爱，臣民不讲尽忠，国家强大的日子就到来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围绕利益这个主轴来运转，而每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就会形成促进国家强盛的合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法家讲人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紧紧扣住富国强兵这个主题；换句话说，法家是从政治角度来观测人性的。处理利益关系本来就是政治的最重要内容，因此法家把人性看成自私自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道德与利益哪个力量更大？这是一个问题。对此孔子是分开讲的。对于以理想人格来要求自己的人，道德胜过利益；对不打算这样做的人，利益胜过道德。所谓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德是德行，刑是规范，属于君子的追求；土是产业，惠是利益，属于小人的追求。按照韩非的说法，全天下只能找出孔子这一个君子，其他人都是名利之徒，所谓的人性恶。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道德敌不过利益。

法家只是反对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主体，并不排斥道德。把礼、义、廉、耻作为“四维”就是管仲首先提出的（《管子·牧民》），四维是系在车篷四角的绳索，缺少了它们，车篷就张不开；如果缺失礼、义、廉、耻，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商鞅、韩非也强调道德的作用，譬如守信、勇敢、爱民，等等。但他们理解的道德与儒家不同，儒家的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而在法家那里，道德早就被剥去了高尚的外衣，下降为一种手段，失去了人性的热度。

吴起在魏国做将军，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痛得要命，吴起近前跪下，伏在士兵身上用嘴吸吮疮中的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当即就落泪了，哭得非常伤心。有人问她，大将军如此仁爱地对待您的儿子，您干吗这样难过呢？母亲说，大将军曾经为我儿子的父亲吸吮创口，没多久他便战死了；如今大将军又为我的儿子吸吮创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吴起对士兵的恩泽是要他们用生命来回报的。这是具体事例，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如此。韩非曾把实行严刑峻法说成是对民众真正的爱，因为只有这样，民众才会因为极度恐惧而不敢做坏事，从而免于遭受刑罚（《韩非子·心度》）。这样的爱让人不寒而栗。

正因为法家缺少道德敬畏意识，其代表人物的人品经常遭到非议。管仲当过逃兵，而且不止一次，所谓的贪生怕死；吴起休妻又杀妻，所谓的无情无义；商鞅设计诱捕昔日的恩人，所谓的卖友求荣；李斯谋害了狱中的同窗韩非，所谓的无毒不丈夫。再加上法家过于醉心阴谋性质的术，名声一直不佳。可以用三个词组概括他们：做事的巨人，做人的侏儒，人生悲剧的制造者。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法家的实践。法家的最大成果是秦帝国，在这个完全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中，统治手段野蛮而残忍，在李斯的策划下，竟然出现了焚书坑儒。百家典籍被付之一炬，仅一次就活埋了460多个持不同政见者。从此秦王朝以及法家就跟天下读书人结了仇，秦国政治备遭诋毁，法家一落千丈。这也就是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为什么在先秦以后默默无闻的原因。

然而，法家并没有断了香火。其传承有三个脉络。一个是帝王，他们公开的一面奉行的是“王道”，而暗地里却实行法家主张，人们称之为“外儒内法”。另一个是像王安石一类的改革家，每个朝代都有一些，法家思想完全可以用在变法事业上。再有一个是吏。吏虽然为官府做事，但不是官员，官员有定制、有品级，吏不在国家编制内，也没有品级，是各级职官的雇员，幕僚、师爷就属于这个群体。吏的主要职能是出主意、办事情，这正是法家的长处，所以吏大多精通法家典籍。

法家主要典籍基本上流传了下来。早期法家的代表作是托名管仲的《管子》，主张礼、法并举，以法为主。中期法家的代表作是商鞅的《商君书》，强调农耕和兵战，主张法治。晚期法家的代表作是韩非的《韩非子》，全面提出了法、术、势三合一的思想理论。韩非在法家代表人物中，是唯一没有主持过政务的人，这使得他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为法家思想的发展画上了句号。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离道家思想最近。老子的无为、阴柔、至公等思想都极大地影响了法家。《韩非子》中有两篇专门论述老子，一篇叫“解老”，从理论上解释老子；另一篇叫“喻老”，用故事阐述老子。道家中还有一个叫慎到的人，把无为与法治相结合，被后人视为道家向法家的过渡。由于法家与道家的这种微妙关系，司马迁作《史记》，将道家与法家列为一卷，题为“老子韩非列传”。

法家最大的成功是造就了强大的秦国，最大的失败是造就了强暴的秦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常常这样跟人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