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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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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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国君齐桓公问管仲:“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足?”

管仲伸出手掌,说:“对民众中精通农业生产的人——”他看一眼齐桓公,按下一根手指,“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民众中擅长饲养牲畜的人——”他又按下一根手指,“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精通园艺的人,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擅长种植瓜果蔬菜的人,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对那些能够医治疾病的人、懂得天时变化能够预测收成的人、精通种桑养蚕能够防治蚕病的人,一律按照以上待遇,赏给黄金一斤,相当于八石粮食。”管仲每说到一种人就按下一根手指,总共按下了七根手指。

管仲接着说:“除了奖励外,还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记录在档,同时免除他们的兵役。”顿了顿,他加重语气强调:“这件事应该作为国策的一个重大内容定下来。只要去实行,就可以充分满足国家各项开支,保证国库充实。”

“还有呢?”齐桓公问。他奇怪管仲为什么没有谈到商人,齐国的商业很发达,齐商的足迹遍及各国。

管仲说:“对了,还要给流通划定一个界限,运用政令来进行干预,控制各种物资的流通。”

齐桓公点了点头,接着问:“还有呢?”

管仲说:“要分别设立专门的职官进行管理,至于谁来管理这些职官——”管仲抬眼望着齐桓公说,“当然是国君您。”

原文摘要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蕃育六畜者……民之能树艺者……民之能树瓜瓠(hù)荤菜百果使蕃裕者……民之能已民疾病者……民之知时……民之通于桑蚕……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大者也。”

——《管子·山权数》

简议

管仲主张给予优待的七种人,除医生外,都属于农业范围中的行业,他们不仅可以从国家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当时的一石相当于30公斤左右,八石粮食足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年——而且社会地位也很高,有发言权,还能享受免服兵役的特权。管仲之所以提出这个主张,目的是扶持农耕。他特别强调,这是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推行这一国策,他提出由国家管理生产,并由最高统治者亲自负责。

管仲的这个主张反映了法家以农耕富国的政治理念。在法家看来,农业、商业、手工业等诸种产业,唯有农业能够使国家走向富强。对此商鞅说得很明白:“从前的圣王抛弃空谈,立足于农耕和兵战。所以说:如果全国人口中,一百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干别的,这个国家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全国人口中,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干别的,这个国家还可以进入强国的行列;如果全国人口中,一半人从事农耕,一半人干别的,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因此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尽量多的人务农,国家不重视农耕,在与其他诸侯国的竞争中就没有可以依持的东西,处处捉襟见肘。别的国家就会因为它的衰弱乘虚而入,割占它的国土使其一蹶不振,到了这一步,要想再振作就晚了。”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商君书·农战第三》)商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专心致力于农耕和兵战一年,这个国家就会强大十年;如果能够专心致力于农耕和兵战十年,这个国家就会强大一百年;如果能够专心致力于农耕和兵战一百年,这个国家就会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的国家其实就是称王天下的国家(《商君书·农战第三》)。

发展农耕不仅是富国的必由之路,也是铸造优良的国民性格的有效途径。决定国家实力的因素除了农耕提供的物资外,还包括人。在实行君主统治的条件下,要把人力调动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民众的服从性。在法家看来,商业是一个尔虞我诈的行业,手工业是一个机巧的行业,它们会使从业者变得奸诈善变,热衷于谎言和空话;而农耕则不同,种地的人凭着踏踏实实的劳动吃饭,用不着与他人打交道,所以性格质朴诚恳,老实听话。商鞅这样说:“圣明的人知道治国的要领,故而能够使民众把心思集中在农耕上面。民众专心务农,性格就归于朴实而容易管理了。人们不抱团才便于驱使,诚实守信才适于用来参加守城和攻战。民众专心务农,一可以少出奸诈之徒和流民,二可以发挥国家赏罚的作用,三可以提供对外作战的优秀兵源。民众专心务农,有利于加强他们与君主的亲近,培养他们的献身精神,从而更加勤恳地在农田里从早忙到晚。”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商君书·农战第三》)

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农耕,为了培育质朴的民风,法家主张抑制农耕之外的产业,也就是商业和手工业。由于经商收益大,手工业劳动强度小,这两个行业时时诱惑着农民放弃土地,加入商人和手艺人的行列中去。从上面的故事我们看到,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对流通严加管理、限制商业经营范围的政策。到了战国时期,抑商的力度更大。韩非说:“英明君王治理国家的方针是,使工商业者以及游手好闲之辈尽量减少,并且使他们的名声和地位卑微,以改变民众趋向工商业而轻视农耕的本末倒置的现象。”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韩非子·五蠹》)

总之,农耕是国家强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