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误国

回放

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想吞并旁边的中山国，就派一个叫李疵的人前去察看。

李疵回来报告：“可以攻打中山国。不过请您及早动手，要不就会被齐国和燕国占了先。”

赵武灵王问：“你凭什么说我们可以讨伐中山国呢？”

李疵说：“中山国的国君喜欢亲近高士，还推重读书人。为了表达他的敬意，彰显风气，他竟然亲自驱车前往破旧的巷子里拜见他们，还邀请他们和自己同乘一辆车子，得到这种待遇的儒生数以十计；被以平等礼节对待的儒生那就更多了，数以百计。”

赵武灵王摇摇头，说：“照这么看，中山国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贤君当政，怎么可以攻打呢？”

李疵说：“不是这么回事。喜欢高士，抬高读书人的地位，并与他们共商国是，战士就不会舍命作战；敬重学者，把地位不高的人请到朝廷里来，农人就不会卖力种田。战士打仗不拼命，军队的战斗力一定不强；农人种田不出力，国家一定不富裕。兵力不如敌国，国库又空虚，这样的国家不灭亡的，还从来不曾有过。所以我说可以攻打中山国。”

于是，赵武灵王出兵讨伐中山国，吞并了它。

原文摘要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简议

高士和读书人是所谓的贤士，代表道德，中山国的尊贤其实意味着崇尚以德治国的方略，其结果是亡国。赵国不同，它的统治者原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个卿大夫，后来与韩、魏两个卿大夫合伙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而晋国一向推行以法治国，所以赵国追求实力扩张是有传统的。

这个故事出自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所著《韩非子》，类似的故事在这部书中还有不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楚泓（hónɡ）水之战。当时宋军已经列好了阵势，而楚军正在渡河，有人建议宋国国君宋襄公趁势出击，宋襄公认为这样做不仁义，断然拒绝。等楚军完全准备就绪，宋襄公才下达攻击令，结果大败，自己也受伤死去。在韩非看来，仁义道德可以用来做游戏，但绝不能用在政治上，用它来治国，一定造成混乱和衰落，最后灭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之所以说仁政误国，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统治者自身看，它有两个害处。一是没有可操作性。德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最高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带动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然而最高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吗？韩非认为不能够，他说：“一定要依靠君主先去亲身行动而后民众才去遵从，岂不等于要让君主成为种田能手，农人才肯耕种，要让君主成为排头兵，将士才肯打仗吗？这不是把君主置于太危险的境地吗？不是使臣民太安逸了吗？”一个君主可能在某个方面出类拔萃，但不可能在每个行当上都是状元。二是削弱君主意志。君主应该以国事为重，只讲原则不讲人情，但仁义道德却使他狠不下心来，变得像溺爱孩子的母亲，而百姓也会成为被惯坏的孩子，这样的国家是强盛不起来的，所以有为的君主绝不上仁义的当。秦国的国君秦昭王患病，百姓宰牛祭神为他祈祷，他却下令罚他们每人上交两副铠甲，他这样说：“百姓自发祈祷是爱我，然而却使我也要以同样的爱心去回报他们，这样就会造成法令的改变，而法制一旦被动摇，国家就会败亡，所以必须惩罚他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其次，从德治的作用看，它照顾到了民众，但却损害了国家。韩非说过这样一件事：鲁国有一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上了三次战场，逃跑了三次。孔子问他为什么当逃兵，他说自己的父亲已经老了，要是他战死，老父就没人养活了。孔子称赞他是孝子，推举他做了官。但这样一来，鲁国就不再有勇敢的士兵了，上战场的人都琢磨怎样才能保住性命，动不动就逃跑甚至投降，这样的军队还能保卫国家吗？（《韩非子·五蠹（dù）》）

再次，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看，倡导仁义一定会削弱法治。这一点后面还要专门谈，不赘述。

由于以上原因，法家认为儒家依靠道德力量来治理国家的“王道”在现实政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说：“以仁政进行治理，国家定然被削弱。”

法家也不是一概反对王道，而是强调这种治国方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韩非曾这样总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意思是说，上古时期，竞争是在道义上展开的；中古时期，换成在智谋上进行角逐；而到了他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是在力量上进行比拼了。时代变了，治国方略也必须跟着变。韩非举例说，商朝末年时的周族领袖以仁政收服人心，得到天下，后来有一个国家叫徐国，曾强盛一时，但由于实行仁政，被楚国灭掉了。这表明仁政只适于古代而不适于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