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视觉下的档案学
“本原”是一个哲学范畴，在希腊文中的原义是开始，又译为始基。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存在物都由本原构成，一切存在物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为它。[1]近年来，随着档案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已有一些学者从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上来探索档案学的本原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或以档案作为逻辑起点，或以文件作为逻辑起点进行论述，从不同角度给我们以启迪。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本文将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以期对档案学研究中的“正本清源”问题有所裨益。
一 档案学本原的定位
要认识档案学的本原，首先要对其进行合理定位。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有学者以档案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档案为本原，如天津师范大学的冯湘君和刘新安教授认为，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即文件实体集合与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是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2]；还有学者以档案的前身——文件为本原，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鸿杰教授认为，档案学是以“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科学” [3]。此外，档案学界颇有影响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显然也是以文件作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则将档案学的本原定位为管理，之所以作这样的定位，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档案学生成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定位
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生成的，离开其生成的环境和条件，系统就无法构成。而当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时，系统也应随之进行应变，否则系统将被淘汰。依照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档案学作为一种科学系统，它不可能自我生成，它必须基于某种环境的需要才能生成，而这一环境就是管理。当然，管理也是一个系统，也有其生成的环境和条件，但这不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管理系统在其运行的过程中，根据其运行需要，催生出档案管理子系统，这就使档案管理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母体的某些“基因”，而这些“基因”也就成为我们诠释档案学“为何而来”的必然依据。另外，管理系统的不断优化和发展，也在不断地促成档案管理系统的优化和发展。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条件下，管理主要体现为权力管理，与其相适应，档案管理也主要体现为对帝王和官府档案的管理，档案的利用范围也被局限于官方查证和官方编史修志。而在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后，管理表现为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不断多元化和丰富化，这种优化和发展直接作用于档案工作的结果就是在档案管理范围上，突破了单一管理官方档案的格局，把科技档案和各种专门档案也作为重要的管理对象；在档案利用上则体现出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甚至休闲等各种需要服务的态势。这些都是档案学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直接原因，也是我们从本原上诠释档案学“怎样形成”和“如何发展”的必然依据。
总之，要从根本上回答档案学“为何形成”“怎样形成”和“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就应从其形成环境和条件入手，对其进行追根寻源。档案学的本原问题搞清楚了，档案学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档案运动规律的定位
从事物周期性运动的规律来看，档案肯定是在周期性地运动着的，但问题是其运动周期如何划定，才能更准确地体现出档案学的本原？我们可以通过下述三种模式进行比较：
（1）档案自身运动周期的划分。它以档案进入档案馆（室）后的运动过程为周期进行划分，主要解决了档案管理机构如何对档案进行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检索、编研和利用的业务循环周期问题，这是传统档案学的本原定位，这种定位使档案学研究长期处于重实务而轻理论的态势之下而成为一种“经验科学”。另外，这种自我封闭的定位也使档案管理工作处于为管理档案而管理档案的被动局面下，使档案学成为“纯粹档案学”。要把档案学做大做强，使其学科体系更加全面完善，就必须从更高层和更本质的角度对其进行本原定位。
（2）文件与档案运动周期的划分。这种划分模式的典型表现即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它把档案的运动周期还原和放大到了与档案密不可分的文件阶段，认为“文件从其形成到最后销毁或作为档案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在这个生命过程中，文件因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使其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4]把文件和档案的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来研究，使档案学的研究上升一个更大的平台之上，有效地丰富和完善了档案学的研究体系，“它不仅扩展了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从‘历史档案’扩展为‘现代文件’，而且改进了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从简单、静止的方法变成系统、动态的方法”[5]。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展示的现行期—半现行期—非现行期的周期运动态势尚不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体，虽然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作了补充，提出了现行期—半现行期—非现行期—现行期—半现行期—非现行期的循环运动模型[6]，但仍然没有从基本动因上说明问题。
（3）管理、文件与档案运动周期的划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把档案的运动周期还原放大到管理上，则可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循环运动体系，即管理—文件—档案—管理。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上进行证实。一是从线性循环的视角看，该模型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运动过程：由于管理工作的某种需要而形成了文件；同样由于管理工作的某种需要，又要把某些文件转化为档案；文件和档案既源于管理，是管理的派生物，同时它们又要作用于管理，回归于管理。二是从螺旋循环的视角看，管理是其螺旋原点，文件和档案必须围绕管理进行循环运动，离开管理而进行的文件与档案循环常常是无效循环，不可能产生螺旋上升功能。三是从立体循环的视角看，管理既从纵向上把文件与档案贯穿起来，又从横向上规定和制约着文件与档案管理的运动方式和工作内容。
（三）档案学学科属性上的定位
对档案学的本原问题，档案学界曾经从其学科属性上做过探讨，并出现过多种说法，吴宝康教授对其中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还做过比较研究，并将档案学定位于社会科学。[7]说档案学是社会科学显然是对的，因为以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标准来划分，档案学当然属于社会科学；说档案学是综合性、交叉性或边缘性学科也没错，因为这是以学科内容的单一或综合、学科构成的单纯或复杂、学科地位的主要或次要为标准来划定的。标准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但是这并没有真正解决档案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因为社会科学说的界定标准过于宏观和普遍；而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说的界定标准虽然相对具体，但却流于一般。这就要求我们寻找一个特定的，能够从本质特征上真正体现档案学本原特征的标准来对之进行本原定位。于是，按照“一切存在物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为它”[8]，即档案学从何而来，又将从何而去的本原规定，把档案学归属于管理学就成为必然。
把档案学归属于管理学，既解决了档案学自身的合理归属问题，也解决了与其相邻学科的学科群构建和学位点建设问题。从学科群的构建上看，档案学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同源不同流的本质关系，使它们既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各自发展着；又作为管理学中知识管理或信息管理性学科而紧密相连，从而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学科群。从学科学位点建设上看，档案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管理性本原回归，使它们在学科学位点管理中，变分散为集中，以其集合性优势争得了一级学科学位点的应有地位。
二 档案学研究的本原透视
对档案学进行理性回归后，当我们从管理视觉上来探视档案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时，常常能够得出更加清晰和规律化的认识。
（一）档案学基本理论的本原透视
1．全宗理论的本原透视
全宗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在无视档案形成本原的情况下，搬用了图书馆中的“事由原则”对档案进行分类整理，当人们把按此整理出来的档案作用于管理活动时，才发现它与管理活动的实际需要并不吻合。于是，人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寻求切合档案特点的分类整理方法。按照档案源于管理，是管理中负有相应职责的组织或个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并主要用来印证其形成组织和个人活动情况的文件转化物的本原特征，人们终于概括出了划时代的档案学核心理论—全宗理论。再进一步从最能反映全宗理论本质的来源原则来看，“来源”就是对本原的一种直接描述和真实写照。可见，当我们游离本原去探索问题时，必然会误入歧途；当我们立足本原，回归本原时，就能够准确把握事物的脉络，得出正确的认识。
2．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本原透视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的背景上看，它是在管理工作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和规范化的基础之上，为了解决文件的科学化管理，而按照管理工作对文件的利用需求特点和过程进行阶段划分后提出来的。没有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具体规定，就不会形成生命周期理论。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三个生命运动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来看，它体现了管理学中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相协调的原则，即当管理幅度过宽而导致管理困难时，就需要增加管理层次来缩小管理幅度。也就是说，为了解决文件数量剧增而带来的文件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人们在原有文件运动的现行文件—非现行文件（档案）的管理模式之间，增加了一个过渡性或中介性的管理层次—半现行文件，变两级管理为三级管理。这一变化既有效解决了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又把原来相互分离的文件与档案贯穿了起来，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一、前后衔接的运动体系。
3．档案鉴定理论的本原透视
要合理鉴别和判定档案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档案的价值。而把握点不同，得出的鉴别和判定标准常常也不同，这就是档案学界能够形成众多鉴定理论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按照“本原是第一性的东西，所有的存在物都由它派生出来，是第二性的东西”[9]的本原解释，把档案的价值划分为本原价值和派生价值，并以之来分析各种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时，问题就变得简单和清晰起来。
档案的本原价值即机关（单位）的管理价值，它通过机关（单位）履行管理职能的需要得以体现；档案的派生价值即社会管理价值，它通过社会各方面对档案的利用需要得以体现。档案的本原价值和派生价值是两个不同管理层面上的价值表现，是一个相辅相成、协调统一的价值评判体系。档案的本原价值是促使档案得以形成并由其形成机关（单位）首先进行保管和利用的根源所在；档案的派生价值是促使档案得以长远流传并由档案馆进行保管和面向社会广泛提供利用的根源所在。由此可见，在不同档案鉴定理论中所提出的“来源价值”“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第一价值”“机构职能分析”等鉴定标准，主要是以档案的本原价值为基点来体现其价值取向；而“年龄鉴定论”“第二价值”“利用决定论”“社会分析”“文献战略”等鉴定标准，则主要是以档案的派生价值为基点来体现其价值取向。而当某种鉴定理论能够把档案的本原价值和派生价值有机结合起来时，它的科学性也就随之得到全面展现。这就是为什么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有较高的公认度，而一些单一强调某方面价值的鉴定理论在经过理性反思后，也开始注意另外价值的根本原因。
（二）档案学研究热点的本原透视
1．电子文件研究的本原透视
自电子文件出现以来，就一直是档案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究其根源，它是各种机关单位在其管理工作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使用现代化技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必然结果，因此，对电子文件的特征、管理要求等的认识和把握，就必须建立在管理工作的基础之上。管理工作中的电子化办公模式，决定了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在档案管理上的根本差异。
2．文件归档整理研究的本原透视
在管理工作中，文件本来就是以“件”为单位形成的，但是在手工管理条件下，如果不在“类”与“件”之间设置“案卷”这样一个虚拟化的过渡管理层次，要直接对类内数量巨大的文件个体进行控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在计算机管理条件下，管理幅度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就可以减少管理层次，变高架结构为扁平结构，对类内文件实施直接管理。因此，新的归档文件整理规则，既体现了管理幅度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以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和使用的文件为最基本的归档整理单元的本原回归。
3．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本原透视
首先，管理工作的发展状况，直接规定和制约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如传统管理的封闭格局使档案利用功能受到严重压抑，档案工作处于“看门守摊”和“一把锁”的状态之下；而现代管理的开放性特质，则有效激活了档案的利用功能，使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倍受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其次，作为管理工作直接伴生物的档案，也因其与管理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开发利用上具有明显不同于图书资料的特有方式和特点。
本原问题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但是它所蕴含的科学哲理却是永恒的。要有效把握档案学知识和理论产生的规律和特点，就要从本原入手，对其进行追根溯源，档案学的源搞清楚了，档案学的流自然也就易于解释了。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2]冯湘君、刘新安：《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档案物质实体的双重构成》，《浙江档案》2005年第7期。
[3]胡鸿杰：《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3期。
[4]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5]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6]郭建平：《文件的复式线性运动》，《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7]吴宝康：《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243页。
[9]邢贲思：《哲学小百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