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评述

劳动份额，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2005年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呼吁各界关注我国劳动份额出现大幅下降、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现象。2008年以后，随着劳动份额的下降从被认为是一种暂时现象演变成持续趋势，对初次分配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各类文献大量涌现。梳理已有研究的主要脉络，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劳动份额进行重新估计并进行国际横向比较；二是分析劳动份额下降的成因；三是探讨劳动份额未来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下面将对上述三类文献进行回顾，并就文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结论进行简要评述。

一 劳动份额估计和横向比较

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没有提供全国范围的初次分配结构数据，同时在劳动者报酬界定以及核算方法上，与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存在区别，文献依据对劳动份额的不同界定，根据不同数据来源对我国劳动份额进行估计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

（一）劳动份额估计

在已有研究中，关于劳动报酬进而劳动份额的界定大致有三类：一是直接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劳动者报酬界定，将劳动份额定义成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这是大部分研究所采用的定义。二是对自雇者收入进行调整，将劳动份额定义成雇员收入与自雇者劳动收入之和占GDP比重，此类研究包括张车伟、张士斌（2010）、李琦（2012）、李清华（2013）等。三是将劳动份额定义成劳动者报酬占净GDP即GDP除去间接税后净额的比重，此类研究包括白重恩、钱震杰（2009）、罗长远、张军（2009）等。此外，也有少数研究将劳动份额定义成工资占增加值的比重。

使用第二种劳动份额定义的研究文献，通常需要单独估算雇员报酬和自雇者收入并将自雇者收入在资本与劳动间分配，将属于劳动收入的部分重新加到劳动者报酬中去。华生（2010）使用了农村居民农林牧渔业经营纯收入数据，将它直接从劳动者报酬中减掉估计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张车伟、张士斌（2010）用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作为城镇自雇者收入，将自雇者收入的2/3归结为劳动收入，另1/3归结为资本收入。此外，赵宝（2013）利用城乡住户调查微观数据构建收入决定模型，对自雇者混合收入进行拆分。但李琦（2012）认为，将自雇者收入的2/3归结为劳动收入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她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中个体经营户财务结构数据，利用2010年后公布的私营企业工资数据进行推算，发现我国个体经营户劳动收入比重为0.59，低于2/3。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正式数据来源中，分省收入法GDP核算资料、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是可用于估计劳动份额的主要数据来源。由于分省收入法GDP核算资料提供较为详细的分省和分行业收入法GDP核算数据，所以最受研究者青睐，是大部分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但也有少数研究使用了资金流量表，如李扬和殷剑峰（2007）、华生（2010）、吕光明（2011）、吕冰洋、郭庆旺（2012）等。个别研究以投入产出表为主要数据来源，如闫锐、田志伟（2012）。由于我国的统计制度还不完善，数据质量问题在所难免，但大部分研究并未对此进行分析，仅少数文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讨论。白重恩、钱震杰（2009）最早发现了2004年劳动者报酬统计口径的变化对估算劳动份额的影响，认为口径问题在1995—2004年期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中贡献了59%的降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白重恩、钱震杰（2009）讨论了资金流量表数据质量问题，指出其劳动者报酬的推算方法趋于高估劳动者报酬。华生（2010）也认为，我国收入法GDP核算资料存在较为严重的数据质量问题，表现为劳动者报酬被严重低估。此后，大部分文献借鉴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做法估算劳动份额。对数据质量问题分析得最为深入的是李琦（2012）。她通过对各种数据来源进行对比后发现，用于劳动份额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不论是分省收入法GDP核算资料，还是资金流量表，都存在较严重的数据质量问题。

（二）对劳动收入分配状况的总体判断

基于不同的估计结果，文献对我国劳动份额进行了国际横向比较，主要观点有四个：一是认为我国劳动份额较低并自2003年以来呈恶化趋势；二是认为国际横向比较我国劳动份额并不低但有恶化的趋势；三是认为我国劳动份额的国际横向比较较高并呈上升趋势；四是认为我国劳动份额总体上变化不大，但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大部分文献认为我国劳动份额偏低且呈恶化趋势。肖红叶、郝枫（2009）通过国际比较后发现，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偏低并与人均实际GDP呈反向变动关系。李清华（2013）采用窄口径劳动者报酬概念进行横向比较后发现，我国劳动份额不仅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15—20个百分点，也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李琦（2012）指出，我国劳动份额国际同口径比较低并且其下降幅度远大于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计算结果。周明海（2014）的研究则发现，考虑价格因素后我国实际劳动收入份额估算值比名义估算值低6—14个百分点，其下降幅度更大、下降持续期更长。持此类看法的研究还有李扬和殷剑峰（2007）、白重恩、钱震杰（2009）、罗长远、张军（2009）等。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劳动份额的国际横向比较并不低但有恶化趋势。贾康等（2010）认为，同口径比较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高于“金砖四国”其他三国10—23个百分点。他们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的确在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如直观数据显示的那样大。梁季（2012）对英国、美国和日本长周期（30—50年）数据分析发现，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呈上升趋势，之后便呈现出相对稳定态势，近年来有微降趋势，我国劳动报酬占比远高于经济发展阶段相近的日本（1955—1975年），与同时期OECD国家相比处于中等水平，但持续下降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钱震杰、朱晓冬（2013）利用工业统计数据库（INDSTAT）和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CASI），用CASI生产法增加值计算方法计算了中国劳动份额，在控制了结构性因素后发现，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并没有下降，而是在持续上升。华生（2010）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将劳动者报酬剥离了农户经营性纯收入后计算雇员报酬占GDP比重，进行横向对比后发现，我国雇员报酬占GDP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起总体上是上升的，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据此他认为，一直在下降的观点其实是受了错误统计口径的误导。华生的结论与贾康等（2010）有类似之处，但由于他们使用了对劳动者报酬明显高估的资金流量表数据，研究结论并没有得到太多响应。

张车伟、张士斌（2010,2012）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劳动份额总体上变化不大，但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即所谓的“非典型”特征。通过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处理，张车伟、张士斌发现劳动份额在1978—1990年出现了轻微上升，1991—1996年呈现加速上升，1996年之后出现轻微下降，2002年之后则加速下降。直到2006年，中国劳动份额仍约等于1978年水平。通过国际同口径比较，他们认为中国劳动份额远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似乎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成因

2008年之后，讨论我国劳动份额下降成因及其机理的文献开始增多，大量文献从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和产品及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以及制度因素等视角展开研究。

（一）产业结构变迁

一些研究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解释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现象，这也是国外文献普遍采用的做法。由于不同产业的劳动份额存在差异，当劳动份额较低的产业在经济中比重上升，结构变化会导致总劳动份额出现下降。一些研究沿着这一思路解释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成因。罗长远、张军（2009）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他们认为，2003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有关。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研究则发现，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转向较低的非农部门是劳动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肖文、周明海（2010）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分解，发现产业结构变动是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工业部门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这样的思想，姜磊、郭玉清（2012）通过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降原因进行了解释。

尽管大部分文献认同产业结构变迁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但它是否构成主要成因仍存在争议。比如，白重恩、钱震杰（2009）将劳动份额下降分解成产业结构变化而引致的结构影响和产业内劳动份额下降的产业影响，发现结构影响是产业影响的1.6倍。罗长远、张军（2009）的研究也持有相同看法，指出2003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主要由结构变化所致。但翁杰、周礼（2010）的结论相反，他们的研究发现，1997—2008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是由行业本身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致，行业结构变动影响很小。

（二）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劳动份额较高的国有企业被大量改制重组，劳动份额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比重迅速上升，所有制结构变化导致劳动份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部分文献从这一角度解释我国劳动份额的下降。白重恩等（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各类经济性质企业的资本收入份额从高到低依次为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法人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另一项研究中，白重恩、钱震杰（2009）发现，国有企业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达4.7个百分点。翁杰、周礼（2010）也发现，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是导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邵敏、黄玖立（2010）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地方政府间经济绩效竞争弱化和贸易开放会促进行业劳动报酬份额提高。

（三）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国外文献解释发达国家劳动份额下降的主要线索，很多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也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不同文献给出了不同的影响机理。

杨泽文、杨全发（2004）的经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实际工资水平有正效应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结论，在中国只有在1997年以后才适用，并且FDI这种效应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间接地实现，同时FDI份额对实际工资的影响比贸易依存度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小。邵敏、黄玖立（2010）的研究发现，1998—2003年期间我国工业行业劳动份额平均降低了约5个百分点，其中外资进入对该降幅具有相当解释力，主要原因是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即外资进入会引致内资企业工资水平被压低。唐东波、王洁华（2011）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显著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工资弹性条件难以满足，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呈现逆周期性特征。张杰等（2012）发现出口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但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赵秋运等（2012）的经验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会提高世界水平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使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工资刚性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影响。余淼杰（2014）对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间的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进的成本，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

（四）产品与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

产品和要素市场的非竞争性对要素相对分配份额也会构成影响。如果存在垄断，企业就会获得超出其边际收益的超额利润，从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当劳资双方谈判地位不对等时，具有支配地位一方将获得超过其边际贡献的收入。部分研究按照这一思路解释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现象。任太增（2010）认为，劳动份额偏低是劳动者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表现，而此种能力取决于一系列制度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人的选择权、第三方力量、工资的历史传统和有关最低工资的规定。我国的制度环境具有明显的资方偏向，造成了劳动份额过低的格局。孙慧文（2011）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低工资制度的形成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低工资制度的延续以及由此形成的以低工资制度为核心的其他一系列厂商偏向的制度环境，是我国劳动者缺乏讨价还价能力、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王丹枫（2011）对1998—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从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来看，劳动者所得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以及经济波动，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偏离劳动贡献的重要因素。

（五）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解释劳动份额变化的重要视角。根据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2）的研究，当技术进步出现资本偏向时，劳动份额将下降。部分研究从技术进步角度对我国劳动份额的下降进行解释。黄先海、徐圣（2009）研究发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王永进、盛丹（2010）认为，由于机器设备与技能劳动互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提高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同时也会提高资本的收益，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石磊、姚惠泽（2012）利用剩余法对江苏1994—2009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除1998年外，其余年份均出现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导致多数年份江苏劳动份额下降。傅晓霞、吴利学（2013）的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中国技术进步总体上呈劳动节约倾向，但改革初期资本节约倾向比较明显，致使劳动份额略有上升后相对稳定；近十多年来资本配置效率的改进速度明显放缓，同时技术进步过于依赖引进与模仿，导致要素效率改进的劳动节约倾向过于强烈，成为劳动份额持续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钟世川、雷钦礼（2013）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部门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陈宇峰等（2013）认为，技术进步偏向型是决定劳动份额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中国劳动份额长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是，占有大量资源的国有企业选择了资本偏向型技术，长期的“逆资源禀赋”技术偏向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使劳动力工资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进一步恶化了劳动收入份额状况。

除上述文献外，也有小部分研究从税收（郭庆旺、吕冰洋，2011）、政府规模（方文全，2011）、财政分权（吴岩，2011；祁毓、李祥云，2011）、工会的影响（魏下海等，2013）等角度展开研究。

三 劳动份额变化的规律

从发达国家初次分配的历史经验看，其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那么，我国劳动份额在经历了10多年的下降后，能否像发达国家那样重新回升，部分文献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李稻葵等（2009）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形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约为人均GDP6000美元（2000年购买力平价）。他们认为，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劳动份额将很快进入上升通道。罗长远、张军（2009）也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形关系，但中国目前还处在曲线的下行区间上。郝枫（2012）基于国际与历史比较视角，发现劳动份额具有“形”演进规律，水平形和U形规律均可视为其阶段性特例。王永进、盛丹（2010）通过将技术进步方向内生化，认为技能劳动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呈“驼峰形”特征，技能劳动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呈U形关系，进而解释为何在技能劳动供给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呈现U形演变规律。蒋为、黄玖立（2014）的经验研究发现，国际生产分割的上升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且这种负向效应随中国资本积累进程不断减小，呈现明显的U形趋势。

四 简要评述

已有文献为我们理解劳动份额及其变化的成因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

第一，如何准确估算劳动份额？现有研究过多地注意了概念和方法，但对数据质量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数据质量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依据存在严重数据质量问题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有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进而产生政策误导。我们注意到，除早期的少数几项研究外，对数据质量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这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第二，如何在更为微观的层次上考察我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问题？已有实证研究大多基于省际数据样本或行业数据样本进行经济计量分析，由于样本选择、分析模型、计量方法等问题，其结论通常有一定局限性，在更为微观层次上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显得尤为必要。比如，利用可以获得的数据考察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或工资收入占比；再如，单独考察省级甚至市县级行政区劳动份额变化及成因。我们认为，通过微观层次分析来印证宏观层次的判断，才能对我国劳动份额变化机理及未来趋势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如何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找到主要因素？在影响劳动份额的众多因素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既有现有因素，也有历史性因素。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我国目前的初次分配格局。那么，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中，哪些因素对劳动收入分配构成决定性影响？它们是否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我们研究国民收入分配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抓住主要原因并对其影响机理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通过有效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来调整优化初次分配结构，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

第四，如何发现我国劳动份额变化的阶段性规律？已有的研究对劳动份额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规律的探讨，无疑为我们认识我国劳动份额变化的历史及未来趋势，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明显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特征，只有立足我国国情、找到劳动份额变化的阶段性规律，才能有效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