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的存在和非确定的存在

很显然，我赞同整体者，赞同那些讲述故事的哲学家，而非那些提供分析的哲学家。“在物理世界中，心灵表现、意义、价值处于什么位置？”我认为，人们应该放弃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把对物体（粒子）、信念、理应被做的事情等所做讨论描述成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所实现的目的都很明确……哲学家们遵循卡斯托里阿迪的建议，即放弃他所说的“只有确定的存在才是真实可信的存在这一假说”。

确定的存在是那种可以断然确定为真的存在。数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同样的还有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国王的名称、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大体人数、20世纪牛津的年平均降雨量。不确定的存在事例有《哈姆莱特》的意义、丘吉尔的性格特征、人类存在的时间点等。

我对确定存在与不确定的存在之间的划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做出的。确定性只是一种程度。只将确定的存在视为真实可信的，这种做法是用一种无用的形而上学的区分代替一种有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程度区分。接受前一种区分，就是承认有关于某些话题的“事实”的存在，就是在认真地对待有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只有在分析哲学家们眼里，这种争论有实际的意义。只有你相信所有的存在都像拼图玩具的每一个碎片一样可以拼贴到一块，认为那些不能被拼到一块的存在就不真实可靠，就不是拼图的碎片，这个时候你就将加入到这种争论之中。

拼图的类比从整体上看适合于许多领域的研究，如古生物学、粒子物理学和文献学等。在有些文化领域中，可以说我们能够最终得到正确的东西。通过引入可靠的科学方法使得哲学成为上述文化领域之一的思想，以及曾经催动罗素和其他分析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只有在概念和意义被看成能够孤立于社会实践、孤立于历史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一旦放弃原子论，人们就不再使用获得确切事实的比喻和追寻核心骨架的比喻了，并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怀疑以往被视为神圣的逻辑。这将导致以下三种结果：（1）人们认真地对待发生于社会准则方面的变化；（2）用水平的知识发展比喻去替代垂直的知识发展比喻；（3）放弃心灵和语言可以像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被彻底搞清楚这一观念。

那些善待黑格尔的哲学家们大都用我们如何与我们的祖先不同，如何可能与我们后代不同等这样一些问题，代替人类何以在普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这一问题。换言之，历史主义使得我们认为，非确定的存在比确定的存在更有魅力。它使得我们把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和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视为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而不是把最为重要的人类活动视为对拼图的组合。

对什么东西最值得思考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这种分歧也说明了为什么被我一直称之为“叙事的哲学”（narrative philosophy）的东西常常被叫作“解释哲学”。“解释”这一术语标志着研究兴趣的转移：从讨论什么东西绝对可靠（正确）转向没有止境的解释与语境再造。

人何以具有其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特殊性？如果人们接受柏拉图（而非尼采）对此问题的回答，那么对心灵本质或语言本质的研究就似乎显得格外必要和紧迫。分析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显然值得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注意。人们也就更有理由指出洛克和康德在西方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当代分析哲学家正在追问洛克和康德曾问过的问题。

然而黑格尔指出，尽管洛克和康德两人为人类自由的原因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他们所问的问题并不怎么好，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历史是具有自然意识的人类的历史，而非自然的历史。布兰顿将心灵主义的词汇看作使得某种社会规范变得清楚明白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洛克那样将其看作对位于两耳间的实体的描述。就像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对于黑格尔和布莱顿来说，人类是非确定的存在。就像那些使我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法律和诗歌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永无止境的解释。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绝对正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