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哲学争论的两个主要议题

第一，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争；第二，分析哲学（心灵与语言哲学）内部的争论，即原子论与整体论之争。原子论者认为，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结盟对自身会大有好处；整体论者则不这样认为。

当代哲学系里将哲学划分为两方：伦理、社会和政治哲学为一方；心灵和语言哲学为另外一方。从事前者的哲学家很少读后者写的书，他们更多地阅读政治学教授和法理学教授所写的书，而不是读那些在研究身心关系、语言与实在关系的同事们所写的书。人们可以这样说，这两类人同处一个系，不是由于有什么共同的兴趣，而是由于机构划分的原因。

“分析的”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分野与道德和政治学作品的关系不是很大。他们也与罗尔斯、哈贝马斯、詹托尔·默菲（Chantal Mouffe）、伊赛亚·柏林以及加斯托等没有多大的牵连。所有这些哲学家与非哲学家（如麦克尔·瓦尔策、波斯纳、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贝克等）讨论着同样的问题——我们何以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以便更好地将秩序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人们一旦将道德政治哲学框起来存而不论，便发现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分裂就凸现出来了。这种分裂就如同人们对罗素哲学的评价一样。有的哲学家将罗素的幕状词理论视为哲学的一种范式；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罗素所做的工作没有哪一点能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书信》相比。

自认为是心灵和语言分析哲学的人，肯定对罗素的幕状词理论极其熟悉。但她有可能从来就没有读过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非英语国家教哲学，她肯定读过《精神现象学》和《书信》，或要装出读过的样子；但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跳过幕状词理论。巴西、土耳其、波兰的哲学家们不太理解，英语国家的同行们为什么将罗素看成一个重要人物。

崇拜罗素的人可精确地讲清楚他们在回答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则不大关注常识或日常语言。他们告诉你有关精神实质或存在意义的内容，而且通常是在非常特殊或不为人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精神”与“存在”（being）。弗雷格和罗素希望使事物变得清晰明白；而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则希望事情出现差异。

在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书的时候，读者有收益，也有思考；但在放下书以后，读者会感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读者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二人的思想有毛病。实际上，分析哲学家就是这么看待他们两人的。

哲学家之间的相互攻伐：分析哲学家有时认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描述“不是在真正意义上搞哲学”。非分析哲学则认为，这些分析哲学的同行们是知识懦夫（intellectual cowards），因为后者对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职业以外的环境没有安全感。这种相互攻伐已经持续了近50年。

在我看来，弗雷格、罗素、黑格尔、海德格尔四人可以被有效地归于一类。原因在于，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最先由柏拉图明确提出的问题：何以使得人类独特？其他动物为何缺少人类之特性？我们所独有的为什么如此重要？人以什么样的自我形象出现时相对于这一独特性来说不失为正义？

柏拉图的回答是，我们不像动物，我们可以认识事物（包括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在柏拉图看来，实在—现象的区分对智慧的获得极为重要，人之为人在于把握真理。弗雷格与罗素认为，柏拉图的回答在总体上没有什么错。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回答柏拉图的问题：我们的信念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弗雷格与罗素认为，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充分，原因在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家们没有关注作为中介的语言，在这些中介中，人类将实在展现给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前的答案没有能充分反映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

尼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同于柏拉图的回答。尼采嘲讽柏拉图对现象—实在的二分。而这一划分至今被许多分析哲学家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要求人们“从艺术的视角看科学，从生活的角度看艺术”。

当今认真对待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家们，同意尼采对现象—实在二分所做的怀疑，从而代之以对世界精神发展所做的过去与现在、早期与晚期的划分。在这些哲学家眼里，黑格尔和浪漫派诗人被看作尼采反叛柏拉图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强调我们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和改变着我们自身。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为尼采“人类的指向就是通过对自我重新描述来进行自我创造”这一论断铺平了道路。

海德格尔是第一个试图调停柏拉图—尼采冲突（关于什么东西使得人类如此特殊）的思想家。海德格尔的晚期著作告诉人们，西方知识分子始于对获得自我知识的渴望，终于对实现自我创造的期盼。因此，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成熟之作，均力图去解释我们现代人怎样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一问题。所有这些讨论与对知识的范围与界限、事物如何使得句子为真等问题的回答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