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知，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派的观念的核心是：人们对于结果存有理性的偏好；个人趋向效用最大化，企业趋向利润最大化；人们在全面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独立地行动。但托斯丹·范伯伦在他1898年的论文“为什么经济不是进化的科学”中已经提出，在19世纪物理学（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用植根于生物学进化模型上的新经济模式替代旧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需要重建，因为它依赖于前达尔文的假设和视野。

在这一点上，杜威拒绝了陈旧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认可原子般的经济实体无拘无束飘荡的陈旧观念，在这些原则看来，这些经济实体是独立的，它们极少与制度背景有关系。从伦理方面考虑，杜威写道：“脱离其社会情境的个体在伦理上是不真实的，道德上的不真实性会导致没有逐渐灌输的渠道，没有与他相关的故事，没有说真话的训练，没有爱国主义和实业化。”（MW.4.210）从另一个角度看，杜威指责经济个体主义这个观念阻碍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最重要的是，”他写道，“被解释为致力于私人利益的能量和企业的经济个体主义作为一个寄生者，一直辅助着科学和技术力量的运动。”（LW.5.85）

杜威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争论问题归结如下：“最关键的谬误在于，这个理论假设原初的和自然的需求决定了生产和交换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在它们成为经济需求（有效需求）之前，已经被现存的分配—交换系统改变了。市场和商业决定了需求，而不是相反。这种讨论在恶性循环中进行。”他随后指出，这样的讨论包含一个逻辑错误，它有一个模糊的中项：心理的“需求”和实际需要的“需求”是混淆的。（LW.15.264）杜威的观点是，假定的修正，例如“绝对”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区别，只是享乐主义问题的微调。它们并没有得到修正。杜威和凡勃伦的替代方法为经济学家展现了一个以融合和社会性为背景的人类图景，“人类是一种在展现性活动中寻求实现与表达的特性和习惯的相融结构”。这种替代新古典经济的经济人的观点并不是孤立，而是位于各种形成的制度类型的背景下，并受其影响。

换句话说，一个进化的经济学理论应该考虑到制度的历史和现有的趋势，以及它们对于个体和共同体的形成具有的工具性作用。被各种力量牵拉但经常回归平衡状态的静态的经济实体的观念或多或少会被后达尔文模式所取代，在后达尔文模式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创造出新的信息流畅、重新调整的个体，这些个体持续地被要求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去搜寻调整其情境的方式。

当前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都倾向于接受像凡勃伦和杜威所推崇的后达尔文模型。新的“行为经济学”的支持者们也有同样的倾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经济学家不回避数学分析，而是认为我们对经济状况的理解需要我们更充分地考虑数学和统计模型运行中的文化背景。因此，制度学家们严厉地批判古典综合派的某些“不容置疑”的假设，例如，大多数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版本，以及他们所认为的对“实用”所进行的主体主义的解释。

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经济模型之间的竞争所下的赌注是很高的，同时他们也再次凸显了杜威与我们现在的情境的联系。以中国的现状为例，制度主义者对文化语境的坚持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A. Bell）等人的观点可以做到完美的契合，后者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将通过承认并尊重儒家传统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发展，忽视那些传统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变形，进而实际上把它们变成纸上谈兵，与真实世界的事件分离开来。

现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些所谓崭新的设计开始受到影响了。例如，我请大家注意几篇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政治经济项目的阿尔伯托·阿莱斯纳（Alberto F. Alesina）撰写或合作撰写的文章。阿莱斯纳论述了把当代社会的各种复杂性融入传统的经济政策模型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难度。“在经济政策中仁慈的社会规划者会把代议制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探索政治势力是如何影响政策的选择，开始特别关注分配冲突和政治制度，这些在代议制的个人模型中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给这个问题加入对潜在的伦理学问题的分析，我们会得到一些与杜威关于经济中迫切需要的东西很相似的结论。如果把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儒家社会的影响加进去，我觉得我们将得到重要的资源来继续讨论那些社会生活的民主形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