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作为山东学界的同仁，首先对赵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所撰写的《山东道教史》书稿，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接受而将梓行，致以真诚的祝贺。该书稿的前身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号：09AZJ002）的研究成果，分上、中、下三卷。成果评审通过后，赵芃教授带领其团队继续对其加以删繁就简，修凿订正，雕章镂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将原稿百余万字的评审成果打造成现在这个分上、下两卷的书稿。内中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很值得赞叹。
开展山东道教史的研究，对我来说，既是一个感兴趣的课题，又是一种有缘分的研究。21世纪初，我曾获准教育部申报项目《山东道教研究》（01JA720037）。但由于当时资助的经费很少，无法开展山东道教的实际考察，加之受其他物质技术的困扰，于是便放弃了这个研究项目，经过申请改为山东早期全真道教哲学思想研究的课题，并由齐鲁书社出版了《早期全真道教哲学思想论纲》一书。但是，我并未由此泯灭探究山东道教史的热情，并相信山东作为中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总会有学者站出来研究和撰写山东道教史，而今天站出来的这个学者就是齐鲁工业大学的赵芃教授。五、六年前，赵芃教授从四川大学获得道教博士学位回到齐鲁工业大学前身的山东轻工业学院后，与我商讨他要想以“山东道教史”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打算，我觉得无论从学识水平、资料累积抑或从考察手段等要件来说，他都具备了该课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条件，所以我非常支持他的课题申报，并接受了他要我参加其项目第一梯队的要求。该课题项目申报获批后，赵芃带领其课题组同仁在广泛考察山东道教的宫观、碑文、遗迹及搜集各种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始了撰写《山东道教史》的过程。鉴于自己年龄和身体状况，在此期间我没有参加撰写，只是从中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参加了一些章节的调整和内容的删修工作，目的是早日把该成果打造成一部《山东道教史》的书稿，以实现我们的共同梦想。我写上面这些话的用意，旨在说明我对赵芃教授这部书稿的来龙去脉是清楚的，此亦是赵芃教授要求我为其书稿作序的重要原因。
《山东道教史》书稿上下两卷，凡九章。时间上纵贯先秦至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囊括了道教派别、教义、教理、教规、教制、道功法术、宫观遗迹、经书典籍等。并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山东道教的存在情况，以“渊源与胚胎”、“初创与形成”、“分化与演变”、“发展与繁荣”、“兴盛与辉煌”、“活跃与衰落”的字眼，标识山东道教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化过程。认为山东道教的主要特点是文化源远流长，思想底蕴深厚，兼容并包而富有革新精神；道教人才辈出，历代道业均有建树等。令人读后，觉得此书稿应是一部写的不俗的地方性道教通史，其中不乏己见新意。这里，拟就三个问题谈些自己的感受。
（一）研究与出版的学术意义
我认为《山东道教史》研究和出版的学术意义，一是在于它初步填补了山东没有本地域道教通史的空白，二是在于它使山东道教具备了同其他地域道教通史交流对话的条件。
仅就改革开放后的山东道教研究来说，其相对于其他省的道教研究，起步是比较晚的，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和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点分别开始招收道教（含道家与魏晋玄学）方向的博士生；21纪初，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设立全真道教研究所。原山东轻工业学院赵芃博士回归该校后，亦开始招罗人才研究道教。除之外，山东省志和各地市地方志，在改革开放后也陆续刊载全省和各地方的道教情况。山东道教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其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发展较快，并逐步走向了全国道教的研究舞台。21世纪伊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同台湾、山东栖霞市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次丘处机暨全真道教学术研讨会，拉开了山东多次研讨全真道教学术会的序幕，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也多次举办了国际性道教与科学的学术研讨会。继而，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也先后在栖霞、文登、济南等地举办国际性全真道教的研讨会。山东道教研究的初始成果，可以山大周立升教授组织白如祥、赵卫东两位博士辑校的四册王重阳和全真七子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和牟钟鉴教授等著《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齐鲁书社2005年版）为代表。迄今为止，山东道教研究已出版的论著可谓蔚为大观、琳琅满目形成了以中青年为骨干的研究队伍。
然而，目前山东的道教研究也有缺憾或短板。仅就山东道教自身内容的研究来说，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早期全真道教而展开的；从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来说，内容多着眼于山东道教的某个专题、某段历史或某些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等，而缺少一部扫描整个山东道教发展演化的通史。当然，山东道教通史从狭义的文化分类上说，其亦可以称为一种专门史，此与广义上的山东通史不能相提并论。但倘若我省没有一部道教通史，只能说明我们的山东道教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尚未建立起整个山东道教研究的系统工程。从这些缺憾或短板来说，赵芃教授及其团队撰写的《山东道教史》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的，它至少为山东道教研究增添了一个亮点。
（二）资料内容的新开掘
该书稿的资料内容除了运用正史、《道藏》、《续道藏》、《藏外道书》的相关部分外，还检索了各种道教金石文字，省内外的各种地方史志，以及近代以来的各类研究成果等。尤其注重了本省的道教遗迹的考察，从中搜罗了大量的碑文、石刻、文献资料，甚至搜到了意想不到的碑文、石刻等，充实了山东各个历史时期的道教内容。例如，在撰写明、清道教时，对山东平阴县云翠山吕祖天仙派道士墓群通过田野考察就进行了新开掘和新解读。对于吕祖天仙派，陈垣《道家金石略》和近年出版的《藏外道书》及其他相关文献等早有记载，但这些文献资料记载对于天仙派道士墓群却语焉不详，甚至连平阴县云翠山的当地人亦对这个墓群漫不经心，熟视无睹。赵芃教授与其团队通过九次田野考察，弄清楚了吕祖天仙派的传承与谱系，特别是将云翠山“全真宗派图谱”与陈垣《道家金石略》收录的“全真宗派图”相比较，发现了两种“图谱”之间有诸多差异，从而弥补了陈垣《道家金石略》中的疏漏，也激活了云翠山道士墓群这个沉睡的古化石之资料价值。
类似的新开掘，在明清蒙山道教、章丘锦屏山道教、济南长清大峰山峰云观道教，山东即墨的马山道教等研究和撰写中皆有披露，其对山东道教音乐的梳理亦有新发掘。
（三）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山东道教史》作为对地方道教的综合研究，它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予以扫描，方可呈现其本真面貌。该书稿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田野调查法、史论结合法、分析与综合法、个别与一般相比较的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等。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个别与一般相比较的研究方法。
山东道教史与全国道教史是个别与一般、殊相与共相、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两者的区别来说，地域道教作为全国道教的横断面，它有其殊相特征，地域文化习俗影响等；从两者的联系来说，地域道教的这个横断面又展现了全国道教的历时性演化。也就是说，地域道教这个部分、殊相、个别是同一时期的全国道教演化的缩影，而同一时期的全国道教则标明历史发展到哪里，地方道教也就发展哪里；它们两者二而为一，共同体现着中国道教发展的共性、规律。因此，《山东道教史》书稿的撰写并非去孤立地研究山东道教自身的内容，也不是去孤立地叠加山东道教的各种元素，而是要始终把《山东道教史》书稿的撰写投置在全国道教史这个大背景的观照下加以把握，去较好地运用个别与一般、殊相与共相、部分与整体相比较的研究方法。例如，对明清时期道教的评估，老辈学者曾认为从明末至清代的道教“颇呈现逐渐衰落的景象”（李养正语），而改革开放后的新派学者则对此说持质疑态度。《山东道教史》书稿则通过这个时期的山东道教与明至清代的全国道教之比较，认为明末至清代是山东道教“活跃与衰落”的历史阶段。该书所说的“活跃”系指明末至清代，山东道教的教徒、信众和宫观数量都比以前大大增多，受到朝廷、官衙的赐封和支持也达到了空前之未有，并且此时的道教活动在民间愈益频繁等等。该书所说的“衰落”是就这个时期的道教教义、教理没有创新、著名高道大德之师数量较少等情况来说的。故而，《山东道教史》以“活跃与衰落”的字眼加以概括，既反映了明末清初道教的真实存在状况，又折中了目前学界中老两派的意见分歧，不失为一次巧妙用笔。因为道教作为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教派，它的教理、教义等的成熟定型，早在明清以前就格致了，它的生命力则在于以后怎样走向民间，走向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明清时代的道教没有沦为衰落，亦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总之，我对《山东道教史》书稿即将梓行是热烈祝贺的。作为首部系统研究山东地区道教历史的学术专著，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欢迎学界同仁赐教，以期改进。但我更欢迎该书能抛砖引玉，期待下一部或下几部《山东道教史》问世，一起参与和活跃山东道教的学术争鸣。
乙未年春 写于如意苑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