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 理论基础

1．会计目标理论与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会计目标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构成了西方会计理论的理论基石。会计目标理论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受托责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Yujiljiri）、恩里斯特·帕罗科（Ernest J. Parlock）等人，其主要代表作为井尻雄士所著的《会计计量理论》。随着公司制的兴起，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受托责任关系。受托责任学派认为会计系统的目标就是以恰当的方式有效反映资源受托者的责任及其履行情况。受托责任要求会计信息具有鉴定受托责任完成情况的功能，因而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在计量属性的选择上倾向于使用历史成本计量。

决策有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N．安东尼（Robert N. Anthony）、罗伯特·T．斯普劳斯（Robert T. Spruse）、亨德里克森等，美国会计学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是决策有用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系统必须以提供信息服务于决策为目标取向。决策有用学派从信息使用者的立场出发，强调财务报表本身的有用性，研究和制定会计准则就是为了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使其提供的信息于决策有用。决策有用学派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在计量属性上倾向于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界定范围与立场的区别，受托责任学派关注的信息使用者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单纯的委托方与受托方），而且站在所有者的立场，希望通过可靠的会计信息以维护所有者的利益。而决策有用学派关注的信息使用者显然具有更广泛的概念，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经营者、内部所有者外，更关心的是企业的外部股东、债权人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因此要求会计信息要能满足普遍的信息使用者的共同需求——有用的会计信息。随着企业性质的演化，决策有用学派显然比较切合目前及未来的发展实际，因而公允价值受到推崇，开始在会计规则中大量使用。

2．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理论

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从而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公司治理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一般把公司治理分为广义的公司治理和狭义的公司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内部治理主要是指由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三方面形成管理与控制体系。外部治理是指公司外部的管理与控制体系，这些外部的管理与控制体系通过提供企业绩效的信息，评价企业行为和企业经营者行为的好坏，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激励和约束企业及其经营者。由于公司治理环境会对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安排必须适应已有的公司治理环境。

在公司治理制衡机制中，会计作为信息系统和监督活动，充当着提供信息和从事监督的重要角色。公司治理和财务会计的产生都源于两权分离，立足于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责、权、利的关系。会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是提供信息与在怎样的监督环境下提供何种信息的关系，是委托者赋予的会计监督与全方位的监督制度的安排的关系。

公允价值在会计中的运用改变了会计信息的结果，从而对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产生影响，同时公允价值也通过市场传递影响资本市场乃至经济体系的运行，从而对外部监管提出要求。

3．信息不对称理论与盈余管理

如果有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拥有信息优势，掌握了另外一些人所没有的信息，就称之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有两种类型：一是逆向选择，二是道德风险。在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会计信息不对称是指资本投资活动的参与人对资本投资市场提供的会计信息的拥有程度不对等，包括拥有的数量不等、拥有的质量不等、拥有的时间不等。会计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企业管理当局拥有会计信息优势，掌握了不对外披露的内部信息，从而造成了会计信息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信息分布。所以，管理当局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以牺牲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来牟取他们的信息优势利益。

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公允价值是“在计量日，市场交易者在有序交易中，销售资产收到的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在一定的情景假设下确定的，即交易的公平性、信息的充分性、交易双方的自愿性。实务中，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一直将市价作为公允价值的代名词，公允价值的核心是市价，但若受市场条件的限制，直接的市价难以取得时，近似市价和模拟市价也是可接受的公允价值，因而准则将市价、近似市价和模拟市价作为公允价值计量的三个级次，以寻求不同市场环境下将尽可能多的资产和负债纳入公允价值计量的范畴。在信息不对称和公允价值需要估计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就具有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潜在可能性，增加了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风险。

二 文献综述

（一）公允价值的相关性

巴尔斯（Barth, 1994）以1971—1990年美国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历史成本，投资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对银行股票的价格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伊秋等（Eccher et al. , 1996）以1992—1993年美国银行为研究样本，也发现证券、净贷款、长期债务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其他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都具有相关性，并且相对于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具有增量解释力。文卡塔查拉姆（Venkatachalam, 1996）选取1993—1994年99家美国银行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在控制了银行所有表内相关资产和负债项目公允价值信息的影响之后，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仍具有价值相关性。

丹伯尔特和里斯（Danbolt and Rees, 2007）以英国的房地产和投资基金为研究对象，比较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公允价值会计所核算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历史成本核算的收益，投资基金的价值相关性显著高于房地产。洛伦索和科特（Lourenco and Curto, 2008）以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公允价值计量具有价值相关性。

当然，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尼尔森（Nelson, 1996）对1992年美国最大的200家银行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研究证实，与账面价值相比，仅投资证券的公允价值具有额外的解释力，贷款、存款、长期债务及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均不具有显著解释力。库拉纳和金（Khurana and Kim, 2003）以1995—1998年美国银行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不能证实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比历史成本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之间具有显著差异，甚至对一些规模较小或信息透明度较低的银行而言，历史成本信息比公允价值信息具有更强的信息含量。

我国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实证研究较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邓传洲（2005）以我国B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对于遵循IAS39的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其会计信息对其股价和市场收益率的解释能力显著增强；张烨、胡倩（2007）以香港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期末价值都具有显著增量信息含量，且相对于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投资者更关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徐宏（2008）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表外披露和表内计量，均具有较强的增量信息含量，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净额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公允价值作为表内计量的信息含量比表外披露的信息含量更高一些。

总的来讲，根据以上研究文献的结论可以看出，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具有较历史成本信息更好的相关性，信息含量明显增强。

（二）公允价值会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1．会计信息与薪酬激励

由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公司治理研究集中于能够缓和代理问题并支持现存经济组织形式的机制，由一系列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监督的机制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传统薪酬研究着重于检验管理层薪酬与规模、销售额、利润与业绩指标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研究证实影响高管薪酬的一系列复杂的业绩指标中，使用最广泛的是会计指标。会计指标主要指各类盈余指标，包括各种形式的利润，如净利润、息税前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后的净利润等。

国外学者对管理者薪酬和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布赖恩、阿里斯泰尔和特雷弗（Brian、Alistair、Trevor, 1996）的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霍尔和雷伯曼（Hall、Leibman, 1998）利用美国公众持股的最大的100家商业公司的财务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经营者薪酬和绩效的关联度从1980年到1994年总体上呈增强的趋势。Tower Perrion公司1996—1997年就美国最大的177家公开上市公司所作的“年度激励计划设计调查”的结果表明，所有样本中有91%的公司在其年度奖金计划中至少明确地使用了一种以上的会计利润指标。Ittner（1997）收集了317家美国公司在1993—1994年的年度红利计划中的详细业绩指标信息，发现其中的312家在年度计划中至少使用一种财务指标，每股盈余、净收益和营业收益是最常用的财务指标。佩特尼和萨菲丁（Petroni、Safieddine, 1999）研究了企业所有权集中度对企业管理者薪酬和企业绩效的敏感性，分析表明，管理者薪酬和会计业绩指标之间的敏感度与所有权结构在统计意义上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拉杰什和安德鲁（Rajesh、Andrew, 2003）研究分析了不同层次的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敏感度，研究结果表明，层次越高的管理者的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敏感度越高。可见，大多数研究证实了管理者薪酬与企业业绩、会计利润之间的相关关系。

国内关于薪酬与业绩相关性的研究起步较晚。肖继辉、彭文平（2004）使用2000年和2001年样本进行分析，并选取净资产回报率和股票回报率作为业绩指标来研究薪酬对业绩的敏感度，结果表明总经理报酬与股票回报存在负的敏感性，但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敏感性较为显著。周嘉南、黄登仕（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对高管薪酬与业绩敏感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李锡元、倪艳（2007）选取了2002—2003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业绩和经理人薪酬的数据，研究发现，经理人的薪酬变动与上年业绩相关性显著，并且受到经理人是否持股、国有股比例和公司所处地域的影响。马葵（2008）研究表明，高管人员薪酬和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管理层薪酬高的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要显著地好于管理层薪酬低的上市公司。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和经营性现金流为比较指标，管理层薪酬高的上市公司会计业绩要显著优于管理层薪酬低的上市公司。方军雄（2009）以2001—2007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随着薪酬制度改革的深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已经呈现显著的业绩敏感性，但是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即薪酬存在黏性特征。总的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相关的结论，表明我国薪酬激励机制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于公允价值会计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方面，孙铮、刘浩（2006）指出在会计制度改革的新形势下，公允价值对契约行为的影响值得关注。徐经长、曾雪云（2009）以2007年、2008年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允价值收益、公允价值损失与管理层薪酬之间的敏感系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重奖轻罚”现象。郭凯（2009）以2007年度公允价值损益变化占利润总额比例靠前的1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会受到公允价值损益变化增加的正面影响，而不会受到其减少的负面影响。

可见，大部分的研究证实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具有相关关系，但由于以会计利润表示的经营业绩构成本身比较复杂，比如按照新会计准则，利润总额包括经营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营业外收支等，利润的不同组成部分与经营者的能力水平、努力程度的相关性不同，如果不按构成内容分别研究，结果不够科学。另外，公允价值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方面研究既不多也不深入，新会计准则于2007年开始实施，2007年、2008年的样本数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更深层次探究公允价值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

2．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和针对于降低盈余管理的公司治理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国外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有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手段、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等。从盈余管理的动机来看，希利（Healy, 1985）的实证结果显示，当原始盈余高于红利计划上限或低于下限时，管理当局倾向于采用对应计项目的调整来提高或降低盈余。张秀芒等（Teoh、Welch＆Wong, 1998; Teoh、Wong＆Rao, 1998; Erickson、Wang, 1998）的研究发现了出于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现象，他们分别发现在季节性股票发行、股票初始发行和股票融资收购之前，公司报告了正的（增加收益的）非预期应计项目。德丰和詹巴尔沃（Defond、Jiambalvo, 1994）对违反了债务契约的样本公司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临近债务契约边界的公司盈余管理的倾向性增加。在盈余管理的手段方面，主要的方法包括利用选择特定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比弗（Beaver等，1989）发现银行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张秀芒等（Teoh, Wong＆Rao, 1998）发现IPO公司将固定资产折旧和坏账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方法；赫尔曼等（Herrmann et al. , 2003）通过对1993—1997年日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管理当局运用出售资产手段来达到减少赢利预测误差。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也非常多，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丰富，既有实证研究，也有规范研究。薛爽（2006）、赵春光（2006）发现扭亏公司往往在扭亏前一年多计提减值准备，而在扭亏当年大额冲销减值准备实现扭亏为盈的目的。陈晓等（2003）发现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是其扭亏为盈的主要手段。蔡春等（2005）发现，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大小与是否双重审计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资质有关。陆建桥（1999）通过对亏损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年份时，存在着明显的非正常调减盈余的应计会计处理，在扭亏为盈年度，又明显地存在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且盈余管理的手段往往是应收应付项目、存货项目等。陆宇建（2003）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权而通过盈余管理将ROE维持在略高于6%的区间与略高于10%的区间。

关于公允价值会计应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赵岩、刘冬梅（2010）研究了中国金融类上市公司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后的会计数据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通过改进后扩展Jones模型和检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计量总应计利润时若考虑资产减值准备对于损益的影响，即会计数据按公允价值核算时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有效。吴水澎、牟韶红（2009）以2006年和2007年“中报”153个自愿审计和1910个未审计的观测值组成非配对样本，采用Heckman二阶段回归纠正自选择偏差方法，研究自愿审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新会计准则中采用公允价值后是否影响了二者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对选择自愿审计、未选择审计公司的盈余管理均未产生影响。

可见，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手段方面，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企业确实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但公允价值应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较少，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在会计中的大范围应用还是一个新事物。新会计准则正式实施以来，学者关于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担忧一直存在，所以本研究第五章将全面剖析公允价值的盈余管理风险。

（三）公允价值会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金融市场是公司治理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之一，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的会计信息，将对资本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国际会计界就公允价值计量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与研究。赫斯特等（Hirst et al. , 2002）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业组织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全面收益计量和报告建议进行批评指责，因为，他们认为全面收益计量和报告不能完全反映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活动，会引致全面收益的过度波动，导致投资者高估其所面临的风险”。

在股价对于公允价值盈余的增量波动性的反映方面，巴斯等（Barth、Landsman＆Wahlen, 1995）以美国银行业1971—1990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法下核算的证券投资损益是否比历史成本核算的盈余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股价是否反映公允价值盈余的增量变动风险，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盈余波动性对银行监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证券投资公允价值损益的增量波动性并不为股价所反映，这证实了投资者在对银行股估值时将历史成本盈余的波动性作为一个更加良好的经济风险衡量指标。米谷和胜男（Yonetani＆Katsuo, 1998）以类似的方法，以87家日本银行1988—1996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他们的拓展研究发现，对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价与公允价值盈余变动的敏感性大于其对历史成本的敏感性。霍德尔等（Hodder、Hopkins＆Wahlen, 2006）借鉴Barth、Landsman和Wahlen的研究思路，以美国1996—2004年202家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了完全公允价值计量的收益的波动性是否要强于全面收益、净收益的波动性，这种增量的波动性是否为股价所反映，他们的研究反映了不同的结果，即完全公允价值核算的收益的波动性是全面收益波动性的3倍多，是净收益的5倍多，而且发现银行股系统性风险与完全公允价值收益的增量波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股价与公允价值增量波动性呈负向的相关关系。巴特（Bhat, 2008）以180家美国商业银行2001—2005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方差分解分析比较研究了公允价值利得和损失与净收益对银行类股票未预期投资回报的波动性贡献。他研究发现，公允价值具有风险相关性。

博耶尔（Boyer, 2007）认为，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公允价值规则起着“会计加速器”的作用，增加公司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变量的波动性，导致金融不稳定。

艾伦和卡利特（Allen＆Carletti, 2008）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具有潜在的风险传染效应，并可能引发顺周期效应。瓦里森（Wallison, 2008）分析认为，在经济繁荣时应用公允价值会计会造成资产泡沫的产生，而在经济萧条时应用公允价值会计会导致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下跌，具有顺周期效应特征。

国内很多学者对公允价值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也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关注点是公允价值是否会产生顺周期效应，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罗胜强（2006）从理论上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以及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与冲击，并结合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颁布与实施，探讨了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银行业的预期影响，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所涉及的重要概念以及许多实际重大问题还没有得以完全解决，并且它的实施确实会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和冲击。

黄世忠（2009）从理论上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导致顺周期效应的传导机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主要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和心理反应这三个机制传导顺周期效应，并认为美国会计准则临时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且会赋予金融机构管理层更大的盈余操纵空间。王守海、孙文刚、李云（2009）对公允价值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使风险承担更具顺周期效应，这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建议建立一个理想信息框架，从微观层面指导公司将其真实的信息传递给市场参与者，并在宏观层面上让市场监管者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于永生（2009）从定性角度论述了财务报告与金融监管政策的关联性、次贷产品的复杂性以及金融工具是否应按公允价值计量，认为资产和负债现有的混合计量模式降低了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应扩大公允价值的应用。

在公允价值与市场波动的实证研究方面，刘奕均、胡奕明（2010）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公允价值计量的偏好和机构行为与市场波动的关系，以及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并且检验了公允价值计量收益和机构交易对于市场波动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机构表现出对于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回避态度。公允价值计量收益减小了市场波动，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和交易却显著加剧了波动，这与我国基金普遍存在短视和羊群行为的解释相吻合。吴明建（2009）在其硕士论文《公允价值的风险相关性——来自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数据》中以持有金融工具规模较大和种类较为齐全的13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08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为对象，研究了公允价值盈余波动性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允价值盈余的波动性与历史成本盈余的波动性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标准差与股价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虞凤凤（2010）否定金融危机的顺周期效应，主要理由是公允价值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经济系统是有机构成的，除了顺周期效应的定义，只要放大了效应，都是具有顺周期效应的。

综观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到，在公允价值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方面，美国2005年以前的研究均显示公允价值信息不被股价反映，公允价值的应用不会增加风险，但2006年以后的研究则发现，公允价值会导致金融业利润的大幅波动并会增加金融股的市场风险。我国关于公允价值顺周期方面的实证研究则并未发现公允价值会增加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