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

（一）经济整合的大趋势

随着全球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念将逐渐趋同，由于经济机构的彼此渗透和货币的可兑换性，世界经济正在以最低成本为杠杆推动资本、原材料、技术、产品、人才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重组和流动，无数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使得在经济活动中各国难分你我，各类消费品包括文化产品（电影、音乐）的全球性市场已经出现，一定地域内的跨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形成。

为了方便商品生产各要素的自由流动以降低流通成本，相近发展水平的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的诞生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而且彼此水平相近的西欧各国最先启动了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以西欧国家为核心的“欧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走在最前列，各国之间取消了人员过境签证和商品海关关税，为了各国之间贸易结算的简便而出现了统一货币（欧元），在欧盟的范围内，国界逐渐失去实质意义。为了规范国民在其他国家的行为，各国的法律也需要进行整合并趋于统一。为了在外交、金融、法律甚至立法等领域采取同样的政策，欧盟正在不断创建各类机构来协调和统一各国的行动。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二）局部地区的整合试验

但是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国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相差很大，所以反映了上述整合现象的地区性联盟（欧盟）只能出现在商品生产高度发达、对这一整合又高度需求的局部地区（如西欧）。如果整合的步伐过快，地区性联盟吸收了在竞争能力方面与联盟主体国家（德国、法国）有明显差距的国家（希腊），整合带来的利益分配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创造财富能力弱的国家如果享受到创造财富能力强国家同样的收入和福利水准，无疑会使后者的国民在心理上无法平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依然遥远，分配不公的抱怨很可能会导致这一整合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倒退。

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极大，只能在长期的磨合中彼此学会相互适应，在相互学习中增加彼此的共性，逐步淡化各自特性的政治意义，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特性，以“共赢”的思路来逐步推进这一整合。“欲速则不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应当在共同不懈的努力中使其“水到渠成”。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这一整合的指导意义

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延续不断、把周边族群不断成功地吸收同化的文明古国，它的文明内涵和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是唯一仅有的。首先，中国文明的核心并不是任何一种宗教，而是一套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儒学）。正因为儒学不是一种宗教，没有其他宗教的创世说和来世“轮回”，没有“天堂”和“地狱”来吸引和恐吓民众，儒学对其他外来宗教和文明持有开放和并存的态度。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等理念，在引导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不同族群的整合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积极价值。其他宗教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排他性，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延续几百年的“圣战”，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一次真正的宗教战争，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和发展，这样一种非宗教的对待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宽容态度，在人类社会未来的文明交往、经济整合、政治对话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与中华文明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本质上都是“一神教”，传统上对“异教徒”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对话态度也许可以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发挥出某种“黏合剂”的作用。

（四）欧美各国的“战国意识”和双重标准不利于建立各国在平等基础上的整合

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面积与中国相似的欧洲长期处于许多小王国之间的相互征战之中，在欧洲各国的外交史中，我们始终可以依稀看到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彼此攻防等竞争意识和谋略。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一直没有走出“战国争雄”的政治格局。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历程，使欧美各国领袖在考虑国际关系时始终需要“选择”或“树立”一个战略“敌手”。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这种心态作了生动的描述：“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

欧美国家都出自基督教的文明传统，宗教战争曾在欧洲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根据这种历史惯性的思维习惯，“不同的文明”之间似乎必然要发生冲突。同时，由于宗教的排他性和对“异教徒”的歧视，欧美各国习惯于“居高临下”地俯视其他文明，在与其他文明打交道时通常会采取“双重标准”，做不到“一视同仁”，这与中华文化传统形成强烈反差。亨廷顿对这种“双重标准”也给出明确的表述：“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 ‘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

也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标准”，在全球化进程中迄今为止的“整合”只发生在同为基督教传统（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欧洲国家当中。在“二战”后一些政治家在中东和北非推动的并不成功的“政治一体化”（整合）也只局限于伊斯兰教国家中。也许，宗教作为政治经济整合的一种文化基础，在21世纪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而跨宗教、跨文化的国家整合很可能还是相当相当遥远的事。在这一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有一点我们是具有自信的，这就是比起现在欧美“战国争霸”、必须树立战胜敌人的思维方式和采用“双重标准”的交往态度，中华文明传统中非宗教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将更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相互整合。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