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生态学到文化生态学，再到宗教生态学

生态学是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里的一门新学科，主要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当代生态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发展出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打破“单线进化论”模式，提出“多线进化论”，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创立文化生态学。他重视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文化变迁理论》，195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我国学者余谋昌著有《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考察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学者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文化生态问题。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尝试构建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最近几年，陆续有人文学者把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宗教文化的研究，提出并着力建设宗教生态学理论，研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信仰文化圈内，诸种宗教之间的关系及其态势，包括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生存环境（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宗教多样性结构及其适应社会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失衡、重建的规律，并涉及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如俄国学者克拉斯尼科夫就著有《宗教生态学》。中国宗教学学者从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出发，用宗教生态学的眼光，考察中国宗教适应社会的多层次性和复杂多变性，以便更好地推动宗教关系的和谐，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建设。我写了《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陈晓毅著《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宗教生态论的探讨引起政界、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因为它关涉到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马克思强调环境（包括物质实在与社会存在）改变人并决定精神文化，同时又认为人能改变环境，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用相互作用和生成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宇宙、社会和文化，这其实就是生态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生态学只是把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考察某种系统中事物运动的内部与外部联系而已。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生态论，把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大生命体和大生态系统，以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为中心，激发社会生命的活力，协调社会机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大生命体的健康运行。落实在宗教领域，管理者就不能满足于分别去处理各种宗教问题，而要对中国宗教生态在宏观上有整体性的把握，对中国宗教生态的平衡、失衡与重建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以保证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能长期协调，避免出现病态化趋势，使社会稳定又有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