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桥文化——先越文化

越人生活在江南的广大地区，在基因上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亚种，在语言上使用古越语，在考古学上与几何印纹陶文化相联系，在技术上发明了烧制原始瓷。然而越人没有发明文字，当然也不能记录自己的历史，关于越人的历史都是当他们与中原华夏发生接触之后才被华夏史官记录下来的：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四方贡物中包括“东越海蛤，欧人惮蛇”, “于越魶，姑妹珍，具区文蜃”；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根据这些记载，似乎早在西周初期中原华夏就已经与越人有所交往了，但是以后的情况如何？仍然不甚了了。

越人在战国秦汉时被中原华夏叫作“百越”，意思是越人各有种姓、部落众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组织，但是在古史传说中只有华夏、东夷、苗蛮（或三苗）三大集团，并没有百越，那么越人这个庞大族群的源头究竟来自哪里？越人祖先留下的遗存即所谓“先越文化”究竟应该是哪一支考古文化呢？

第一节 越非苗裔考

越人从何而来？有的学者认为越族是三苗的一支后裔。然而“越为苗裔”说只是一种推测，因为任何一部古籍都未载明这一点。彭适凡先生根据苗和越都以蛇为图腾和都有文身习俗这两点认为“越族和三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同时他又指出：“关于古三苗与古越人的关系，尚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先秦时代在江南地区广泛分布着几何印纹陶遗存，越人是几何印纹陶的创造者，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各地的文化面貌并不完全一致，李伯谦先生把它们分成赣鄱、宁镇、太湖、湖南、岭南、闽台、粤东闽南七个区（图2—1）。这一现象正和越人的文化面貌不一致相符合，所以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称之为“百越”。以文献与考古遗存相对照，大体可以认为赣鄱为扬越、宁镇为句吴、浙北为于越，浙南闽北为瓯越、闽南为闽越、岭南为南越、桂北为西瓯。辛土成、严晓辉先生根据活动区域和社会形态这两点论证了“于越决非三苗后裔”，但是也认为关于整个古越族和三苗族的关系现在还难下结论。

由于三苗早在舜禹时代就被华夏征服讨灭了，因此文献中关于三苗的记载都十分朦胧，而且近乎神话传说；由于越人在春秋之前几乎未与华夏发生太多的交往，而楚灭越之后大部分越人又很快被楚人和汉人同化，未被同化的则退入东南和西南的山区或边缘地区，因此文献中关于越族的记载除了吴越争霸这一段以外余皆语焉不详。所以仅仅依据文献要搞清越族的渊源确实是困难的，然而如果能在文献的基础上辅之考古的证据，那么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族不是三苗的后裔，越族是与华夏、东夷、三苗并存的生活在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族群。

根据《战国策·魏策》等古籍记载和前人考证，三苗的活动区域在伏牛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的江汉地区。三苗与华夏发生冲突是在尧舜时代，被禹讨灭以后三苗便不复存在了。夏朝大体可与二里头文化相对应，因此尧舜时代应该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这样就确定了三苗的时空范围。

出现在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内的考古文化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可以分为四个类型：鄂西北至豫南以青龙泉为代表的北部类型，鄂西至三峡以季家湖为代表的西部类型，涢水流域以屈家岭、易家山为代表的东部类型和以江西修水山背跑马岭为代表的南部类型。俞伟超先生指出这四个类型中北、东、南三个类型就是三苗的文化遗存。在这三个类型中只有南部的山背文化含几何印纹陶，而几何印纹陶正是越文化特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越人是三苗的一支或者越人是由这一支三苗发展而来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第一，江南地区与山背文化同时并存的也含几何印纹陶的还有赣鄱区的樊城堆文化、岭南区的石峡文化和闽台区的昙石山文化，即使把山背文化理解为三苗文化的一支，也没有理由认为江南各地的几何印纹陶遗存都是从山背文化发展而来的。

第二，江汉地区诸文化类型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都突然中断了，这一现象和禹灭三苗的记载是吻合的，但是山背文化的时代却偏早，它与屈家岭文化相当，因此把它理解为三苗后裔显然与时代不符。

第三，山背文化出土的扁足罐形鼎、镂孔豆、圈足盘、圈足碗、高圈足杯、壶形器等器物都具有浓厚的屈家岭文化特征，这说明山背文化确实与江北的屈家岭文化具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但是山背文化的遗址至今只发现了几处，而且局限于修水山背地区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如果把它理解为三苗的一支，也只是三苗在江南的一个点。与山背文化同时代和稍晚在赣江流域广泛分布着另一支新石器文化——樊城堆文化。樊城堆文化所含的几何印纹陶要多得多，它与岭南、长江下游和湘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着许多共同因素，但是与山背文化的面貌明显不同。樊城堆文化是江南的一支土著文化，它和山背文化没有继承关系，两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

所以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越为苗裔”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三苗文化活动于江汉地区的同时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古越文化已经存在并广泛分布在江南广大区域了。

第二节 非戊、钺、越、越族、越国考

甲骨文中有个字，字形象钺，自罗振玉始诸家均释作“戉”，训作“钺”。戉与越通，范文澜先生疑其为越国，彭适凡先生进一步认为卜辞所见的就是在江南创造了几何印纹陶的越族，因此他认为华夏族和越族在商代已经有了频繁的接触和交往。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 方非越族、越国考

字在卜辞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据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统计，含字的卜辞有160条之多。组卜辞的贞人有、、争、永、亘、等，由此可知组卜辞的年代是在武丁时期。

组卜辞的内容十分丰富，从中可以窥见与武丁之间的关系、活动、地望，并可以据此分析的族属。

在武丁初年曾是商王朝的一个敌国，所以武丁命令雀去伐:“癸巳卜，贞，呼雀伐望、。”（掇1.252）“贞，雀。”（乙4693）

雀是武丁前期的一员猛将，曾先后征伐过20多个方国，被雀征服后成了商王朝的一个与国，并作为与国先后参加了伐土方（戬12.13）、伐羌方（甲3358，人917，戬41.4，簠游133）和伐方（合集6566—6568）的战争。

武丁后期西北地区的方强大起来并经常骚扰商朝的边鄙，受方侵犯的有、友、唐、臿、沚等20个方国和地区，也在其列：“方允。”（粹1071，戬45.15，前7.8.1）

商朝与方的战争历时最长、战况最烈、参战者最多，也参加了伐方的战斗：“乙丑卜，曰：伐方，在十月。”（金525，贞，令来，前6.30.2，南明162）

除了战争以外，武丁还经常“令（甲3342，续5.32）、“呼”（邺”1.33.5，存1.616，簠人70）来为他服务。由于为武丁南征北伐功劳卓著，成了武丁的得力干将，因此他受到武丁特别的关怀，武丁常为他占卜吉凶：“灾？”（林1.8.9）“?”（南明148）“戊辰卜，亡贞，亡祸？贞，其有祸？”（存1.615，金699）武丁还为向祖先祈福：“贞于祖乙。”（金651）同版还有为施行告祭的记录：“贞，出于祖乙，告”“贞，告于甲戌。”

从卜辞所记录的与商的关系，可以看到的活动和方是武丁时期一个重要的方国，方首领是一个受到武丁尊宠的大臣，但是在经常由诸子、诸妇主持或参加的祭祖大典中从来都被排除在外，这说明与商王不同族，武丁初年曾经伐过，也证明非商族。

既然非商族，那么会不会是越族呢？

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何印纹陶到商代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各地的几何印纹陶遗存的文化面貌并不统一（再见图2—1），这一现象正是文献所说“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的反映。如果是越族，那么它可以与上述七区中哪一区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呢？

七区中的宁镇、太湖、闽台、岭南、粤东闽南五区都不和商王朝接壤，其文化面貌和商文化面貌相去较远。即使如宁镇区的湖熟文化和太湖区的马桥文化已受到了商文化的一些影响，但都还处在只有小件铜器的水平，与商文化相比显然过于落后。所以不可能是这五个区的越族。

湖南和赣鄱两区与商朝的南土接壤。自从舜和禹把三苗击溃并把土著文化逐出江汉平原以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就长驱直入南下到达长江边上，商人还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邑——黄陂盘龙城。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从卜辞中可以看到商朝后期殷人的东、西、北三面皆有强敌，战事频繁，而唯独南面没有劲敌。所以盘庚迁殷后商人继续分两路南下，一路向南到达湘江流域，另一路向东南到达赣江流域。这一动向从湖南宁乡黄材和江西清江吴城两地出土大量与中原商器一致的陶器、铜器可以得到证明。湖南和赣鄱两区的商式陶器、铜器都与几何印纹陶、硬陶、釉陶、原始瓷共存，这两支考古文化究竟是土著的越文化还是南下的商文化还有争议，但这个问题与本书关系不大，我们关心的是它们会不会是卜辞中的？宁乡黄材和清江吴城都多次出土了鼎、卣、罍、斝等青铜礼器和戈、矛、镞等青铜武器。不管是越族还是商族，两地可能都是商王朝的方国，也可能都派兵参加了伐方的战斗，然而两地都在江南，它们绝不会受到方的侵扰，因为不可设想地处陕北的方会穿越商境、跨过大江来“”，所以也不能在这两个地区。

综上所述，不可能是江南创造几何印纹陶的越族。

再说越人与华夏的交往，尽管在郑州二里岗，殷墟等商代遗址中发现过一些江南产的印纹硬陶，但是其数量极少，可见越文化在中原的影响十分微弱，和具有赫赫武功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可以反证不是江南的越族或越国。从文献记载来说，即使先秦文献皆为信史，越人与华夏交往也不过始于周初：《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逸周书·王会解》记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四方贡物中包括“东越海蛤、瓯人惮蛇”, “于越鱼内、姑妹珍，具区文蜃”等。因此，可以说在商代江南的越人还鲜为华夏所知，在华夏族的上古传说中只有和华夏邻近的三苗与东夷，而不见与三苗东夷并存但散居于江南广大地区的越人，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到了春秋末年，越国因为崛起而受华夏重视，中原史官开始记录越国的历史，但是只不过追溯到勾践前四世，对更早的世系就一无所知了，而位于越国北面的吴国各代世系及事迹则远比越国要完备和丰富。这说明句吴与华夏的文化联系比于越要早得多而且密切得多，而于越只是到勾践时才和华夏发生密切的交往。由此也可以证明决不会是江南的越族或越国。

如上所述，方既然受到方的侵犯，其必然是与方为邻。方在今陕北，那么的地望应当在方与大邑商之间的某地。从卜辞“癸亥卜，争贞，、友获在西。”（掇二470）可知，与友相邻；从卜辞“自、友、唐。”（前7.8.2）和“友、唐告曰。”（前4.29.5）又可知友与唐相邻，则距唐也不会太远。卜辞中的唐地即文献中“封叔虞于唐”之唐，在今山西翼城，所以的地望当在晋南地区。

唐地原为夏墟，分布在唐地附近的以及沚、臿、友等异姓方国可能都是臣服于商的夏人遗族。

二 “”字非戉、钺、越考

方既非越族也非越国，那么“” 字是否释作戉、训作钺、假借作越字呢？

罗振玉和李孝定都认为是斧钺之象形，故释作戉，《甲骨文编》、《金文编》等各种字书也都释为戉，但是字在卜辞中却并不作“钺”字用。卜辞中“”字的用法有“”、“”、 “伐”、 “受佑”、“来”、“获”、“比”、“行”、“石”、“其出”、“亡祸”等十几种，不是作国名、族名就是作人名、地名，没有一例可以释作斧钺之钺。若将释作戉、训作钺，则组卜辞无一可以通读。

叶玉森认为：“戉乃国名，疑越省。”李孝定已正确地予以驳正，指出春秋战国金文中的“越”字都作“戉”，越王剑、越王勾践剑、曾侯戈的“越”字都从“邑”写作，绝无“走”字旁的“越”字。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尚无“越”字，所以“戉”既非“越”之省形，也非“越”之借假。

“走”字旁的“越”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稍晚见于马王堆西汉帛书，可见“越”字是秦汉时代新造的形声字。“越”字字形变化可能与越国兴亡变迁有关。越字原作“戉”，越国强盛之时作地名或国名的“越”字或从邑写作。楚灭越后，“越以此散”，越人不再有自己的国邑与领土，所以在隶书中才出现了“走”字旁的“越”字。

甲骨文中另有一个字，或写作、、等形。字在卜辞中常被借作“岁”字用，如“今岁”、“来岁”、“九岁”等，除这些用法外还常见“岁一牛”、“岁三牢”之类的句式。“岁”在这类句式中的用法与“卯”、“沉”等字用法相同，是祭祀时杀伐牺牲的一种方法。象钺形，因此这种方法应是用钺来斩杀牺牲。

甲骨文中与字形近的还有和，都像直立的斧钺之形。斧和戊，钺和戌，皆一音之转，因此前者被借作天干之戊，后者被借作地支之戌，于是又孳乳出一个新字，或写作，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不释，《甲骨文编》释作，从戉月声，这个形声字才是“钺”字。

字在卜辞中共出现11次，有3种用法：

第一种：“己已卜，争贞，侯告爯册，王。”（粹1325）

第二种：“己巳卜，贞，王昜白。”（库1637）

第三种：“戊申卜，贞，王勿、臿？”（簠杂56）

前两种句式中的字和字不识，但从字形分析前者像衣领之形，后者从止从矢，或与弓箭有关。这两种句式的内容与金文中常见的“锡汝玄衣黹屯、赤巿朱黄、戈厚必彤沙”十分相似，在这里作物名，释作“钺”字十分贴切。

第三句与“戊申卜，贞，王、臿。”对贞。和臿是方国名，释作，训作乂，意为治。钺是王权的象征，在此作动词用，以“勿钺”与 “”相对，也妥帖。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有“锡用戊，用征蛮方”句，其中的“戊”字作形。《金文编》指出：“戉，字形与戊同，与戊为一字。”因此甲骨文中的（戊）、（戌）、（岁）和戉当属一系，皆为钺之象形字。但是由于钺的这些本字都被借作他用，因此只能另造形声字“钺”来作钺字用了。这种现象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如斧的本字被借作“父”字而另造形声字作“斧”字；箕的本字被借作“其”字而另造形声字作“箕”字，等等。

东周越国铜器铭文多用鸟篆，字体都加以美化变形，但如者减钟、越王剑、越王勾践剑、越王之子勾践剑、越王州句剑、越王州勾矛、越王者旨于赐矛、曾候越戈等器铭文中所有的“越”字皆作、，或者从邑作、，而不作。如果果真是“戉”字，那么越人在铜器上刻写国名时决不会舍而不用的。由此可以反证非“戉”字。

新石器时代的石钺依照钺身的形状可以分为圆盘形、梯形、长方形、亚腰形和胆形5种（表2—1上排）。其中圆盘形石钺最原始，只见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以后就被梯形、长方形和亚腰形石钺取代而不复出现，这三式石钺广泛分布在长江和黄河流域下游地区，而胆形石钺只见于仰韶文化。商代铜钺已发现37件，钺身形状完全继承了石钺的形制，也可分为梯形、方斧形、长斧形、亚腰形和舌形5种（表2—1下排）。铜钺和石钺都是作武器和权杖用的，它们的用途和人们赋于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器形可以分为两大类：梯形、方斧形、长斧形、亚腰形钺属A类，胆形石钺和舌形铜钺属B类。

A类钺的形状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具有刃部平直或略带弧形的共同特点。、、等字都是A类钺的象形。这些字和“戈”字的区别都在于用线条突出地刻画出了钺的平刃或弧刃。A类钺是钺的主体，在所统计的421件石钺中占98%，在37件铜钺中占90%。所以原被各家释作戊字和被各种字书列在字条下的都应该释作戉。戉是钺的本字，不过在大多数场合它被借作戊字用了，戌和岁也都是戉的假借字，而是孽乳的形声字，用来代替被借走的本字。

B类钺的共同特点是弧形的刃部几乎成为半圆，整个器形像是半个椭圆，字正是B类钺的象形。胆形石钺迄今只发现了7件，都出于陕西宝鸡北首岭和陕西渭南史家的仰韶文化遗址。商代舌形铜钺只发现4件，分别出于陕西清涧寺墕、陕西绥德墕头村和陕西兰田怀真坊。胆形石钺和舌形铜钺之间的时间缺环太大，还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有继承关系，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这11件钺的出土地点和方的地望都相距不远（图2—2），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B类钺只占全部出土石钺的2%和铜钺的10%，而且都集中分布在一个范围不大的区域，因此B类钺和A类钺是有区别的。这是一类特殊的钺，应该有一个专名，这个专名就是。的字义可以释作“戚”，《说文解字》曰：“戚，戉也。”是一种小型的钺，所以可以“执干戚舞”。是某一种特定的钺的专称，不能释成作为通称的“戉”。我们从后来越人自称“戉”而不用作国名可以知道，的音读必不会是戉。如果和戉同音同义，那么两者就可以互相通借，而实际上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没有这种现象。

商代金文中有二个字，父癸甗作,尊作，写法都与甲骨文相同，都用作国族名。此二器无疑是商代贵族的铜器，但肯定不会是越人的铜器。

甲骨文中的字都见于武丁时期的卜辞，4件舌形铜钺的年代也都属于殷墟一、二期（即前期）。殷墟后期和西周的甲骨金文中再也没有见有字，可能到殷墟后期族已经与商族完全融合了，或者方已经衰落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而言之，和戉是两个不同的字，虽然这两个字都是象形字，但是并非一字之异形；字在卜辞中作国名或人名，并不释作钺；后起的越字从戉不从;方是地处晋南的一个商代方国而不是江南的越国，人也不是越族而可能是夏遗民。武丁以后人和商人趋于同化，因此不再见于甲骨、金文和文献。江南的越族在商代和中原的华夏族并无多大接触，要到越国称霸以后双方的往来才日益密切，经过战国秦汉几百年的交流越文化才和汉文化完全融合。

第三节 新发现的广富林文化与钱山漾文化

继良渚文化以后出现在太湖地区的是商周时代的马桥文化，虽然许多遗址的马桥文化层直接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但是马桥文化的年代与内涵都不能直接和良渚文化相衔接——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缺环”，甚至出现了一个“断层”。这一事实让考古学家困惑了许多年，难道在相当于夏代的几百年里太湖地区竟然就没人居住？难道曾经欣欣向荣的良渚文化先民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因此许多学者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能够填补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缺环的“后良渚文化”。

从1999年至2005年，上海的考古学家对松江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和发掘，首次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发现了一类新的文化遗存。该遗存陶器的陶质65%是夹砂陶，35%是泥质陶；陶器中素面的占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装饰各种花纹，有压印的绳纹、篮纹、方格纹和刻画的单线方格纹、复线菱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等，在大型器物如瓮上常见附加堆纹；陶器的典型器形有侧扁三角足垂腹釜形鼎、细高柄浅盘豆、直领瓮、带流鬶、侈口深腹盆、甗和筒形杯等（图2—3）；石器有犁、镞、刀、斧、锛和凿等（图2—4）。广富林遗存的住宅有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墓葬为竖穴土坑墓，长度皆在2米左右，宽约0.8米，葬式多为仰身直肢。鉴于广富林遗存独特的面貌，2006年被命名为“广富林文化”。

根据14C测定数据，广富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300年前后，介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

发现具有与广富林文化相似内涵的遗址还有浙江嘉善大往、湖州钱山漾、江苏昆山绰墩和常熟北罗墩，最西面达到宜兴骆驼墩，最东面达到宁波慈城小东门、最南面达到诸暨尖山湾（图2—5）。虽然广富林文化的分布面大体上也和良渚文化相若，但是迄今为止只发现了十几处遗址（又见附表三），与良渚文化遗址相比简直寥若晨星。如果在那么广大的区域里只有在这么十几个聚落里才有人居住，那么很难想象这些先民如何能够维持自己种群的生存？也许将来会发现辨认出更多类似的遗址来，但是至少目前还无法确认广富林文化先民就是良渚文化先民的后裔。

广富林文化是夏代太湖地区的居民留下的遗存，虽然它的年代连接在良渚文化之后，但是从良渚文化继承而来的文化因素并不多，只有鼎的垂腹形鼎身和三角形石犁继承了良渚文化的传统，而其他主要的文化因素都来自于豫东、鲁西南地区的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的许多文化因素在当地的良渚文化中找不到渊源，但是却与长江以北高邮、兴化一带里下河地区的南荡文化遗存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南荡文化遗存包括兴化戴家舍南荡、高邮周邶墩、唐王墩、龙虬庄等遗址，其内涵也来自于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并与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和太湖地区的广富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出一种跨地域迁徙的态势。

介于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之间的还有一种以鱼鳍足鼎及细颈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图2—6），这种文化遗存以湖州钱山漾遗址的第一期文化最为典型，因此被称为“钱山漾文化”。发现类似遗存的遗址还有松江广富林、吴江龙南村、绍兴仙人山等几处（又见附表三）。钱山漾文化的典型陶器有鱼鳍足鼎、细颈鬶、大口尊、浅盘豆、高领罐、深腹罐、乳丁足壶等。其中鱼鳍足鼎或在中腹饰一周凸带纹或满饰弦断绳纹，大口尊有尖圜底和圈足两种形制，浅盘豆有粗高把和细把之分，但是把上都有多道凸弦纹，深腹罐以大口、折凹底、饰弦断绳纹为基本特征。石器有柳叶形和三棱形的镞、犁和有段锛等。

钱山漾文化陶器和石器比广富林文化保存了更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如陶鬶延续了良渚文化晚期细颈鬶的形态又发展为细高颈，演变序列很清楚；大口尊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钱山漾文化先后流行圆圜底的常型大口尊和圈足的异型大口尊；钱山漾文化豆把上的凸弦纹保留了良渚文化的竹节形遗风；刻画水波纹和石犁、柳叶形石镞等也都是良渚文化中常见的。钱山漾文化陶器中也出现了一部分不见于良渚文化的因素，如大口深腹罐、乳丁足壶，还有绳纹、篮纹、方格纹等，都可以归为来自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因素。在钱山漾文化陶器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鱼鳍足鼎，但是目前还不明白它的来龙去脉，

14C测定数据表明钱山漾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200—4000年，在钱山漾遗址和广富林遗址都发现了钱山漾文化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又被广富林文化叠压的地层关系，而广富林文化之上又叠压着马桥文化层。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三四处钱山漾文化遗址，目前还无法描述它的详细面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马桥文化

马桥遗址位于上海西南闵行区马桥镇以东的俞塘河两侧，坐落在古代海岸线遗迹竹冈之上，海拔4.46—6.29米，总面积10万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进行了多次发掘，文化层共有五层：第一层是耕作层，第二层出土唐宋时代的遗物，第三层出土春秋战国时代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第五层为良渚文化层，第四层出土的遗物是马桥遗址的主要内涵，1982年被命名为“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遗址也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分布面与良渚文化分布面大体相仿，但是在太湖西北部没有发现马桥文化遗址，那里属于湖熟文化分布区，而在钱塘江以南则一直分布到浙赣交界的江山县（图2—7），浙江学者曾经称其为“肩头弄文化”或者“高祭台类型”。陆建方先生认为它们其实属于同一个考古文化，因此可以称为“马桥—肩头弄文化”。杨楠先生认为马桥文化可以分为马桥与肩头弄两个类型，肩头弄类型早于马桥类型，“宁镇区的土墩遗存基本上应属于吴文化遗存，黄山—天台山以南区及太湖—杭州湾区的土墩遗存则大体上分属于越建国前后及其不同分支的越人文化遗存。”黄宣佩和孙维昌先生认为：马桥类型“应是越文化的先驱”，而湖熟文化“是吴文化的先驱”。李伯谦先生也认为马桥文化应该是越文化的来源之一，而且作为马桥文化重要特征的几何形印纹陶主要来自于金衢地区的高祭台类型。现在已统一称为“马桥文化”（附表四）。

根据14C和热释光测定的数据，马桥文化的年代距今3030 ± 333年。由于其部分陶器的风格与二里头文化和郑州早商文化有紧密的联系，还有部分陶器与岳石文化、湖熟文化类似，因此其年代应该与中原地区的夏代至商代早期相当，距今3900—3200年。

马桥文化石器的种类有斧、锛、刀、镰、镞和少量钺、戚、锄、犁等器形，在用料和制法上都与良渚文化石器非常接近，但是根据它们的器形可以分为A、B两组：A组包括斧、常型锛和有段型锛、斜柄刀、镰、有铤镞与无铤镞等，这些特点都与良渚文化及其后的广富林文化石器类似，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传统因素的延续；B组包括带凹槽锛、横柄刀、竖柄刀、条形刀和多边刃刀等，都是马桥文化独特的石器形态而不见于其他文化（图2—8）。根据马桥遗址20世纪90年代发掘报告发表的373件石器统计，代表太湖地区本地传统的A组石器占总数的69.2%，新出现的B组石器占18%，另有12.8%石器残损较甚未予分类。可见马桥文化石器主要是继承了本地区良渚文化的传统。

马桥文化的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夹砂陶器占总数四分之一，器形主要有鼎与甗及其器盖；泥质陶器占四分之三，陶色与器形多种多样。马桥文化陶器可以分为三大组：A组包括舌形足鼎、釜形甗、卷沿弧腹内收圜底内凹的盆、喇叭形把豆、盉、圈状捉手器盖以及纺轮等。A组陶器主要是夹砂、泥质灰陶，陶系和造型风格都与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的同类器相同或近似，当是本地区域文化传统的延续（图2—9A）。B组包括凹弧足鼎、圆锥足鼎、鼎式甗、粗柄豆、高柄豆、觯、鸭形壶、夹砂陶器盖等。B组器物的形态个性鲜明，这些特征在别的文化中找不到源头，应该是马桥文化自身发展出的新因素，也是马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器物群（图2—9B）。C组包括陶釜、圆锥足三足盘、大罐、翻沿盆、红褐陶盆、泥质灰陶簋、陶觚等，都是马桥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其中C1组陶器有红褐陶大罐和红褐陶小盆，这组器物的陶系、造型特点都和浙南闽北江山肩头弄第二、三单元的陶器群类似，是受太湖以南浙闽山区土著文化北上的影响而产生的；C2组陶器包括特色鲜明的陶觚、瓦形足三足盘和蘑菇状捉手器盖等，它们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极其相似，应该来源于中原地区；C3组陶器有翻沿小盆和泥质灰陶簋等，其圜底近平、假圈足以及器身多凸脊的造型特点与岳石文化陶器相近，可能是接受了长江以北的周邶墩、南荡一类遗存的影响间接产生的；C4组陶器为宽斜沿深腹釜、圆锥足三足盘等，是受太湖北部花山类型文化的典型器陶釜和外撇足“越式鼎”的影响产生的（图2—9C）。

马桥文化已经有青铜器，但都是刀、凿等小件铜器，还不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大的影响。

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基本上分布在同一个区域，在马桥、金山亭林、嘉兴雀幕桥、湖州钱山漾等遗址均发现马桥文化层直接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尽管马桥文化的陶器与石器也都存在着继承良渚文化传统的因素，但是两者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别：马桥文化陶器中占多数的泥质红褐陶在良渚文化中极少见到；马桥文化陶器上流行模印的几何形纹、云雷纹的做法和鸭形壶、凹底罐、觯、觚等酒器都不见于良渚文化，而良渚文化的典型陶器如丁字形足鼎、带流罐、大口缸等也不见于马桥文化；特别是良渚文化中非常发达的玉器在马桥文化中迄今未见，从总体上看马桥文化先民的技术水平比良渚文化要落后，所以马桥文化不会是直接从良渚文化发展来的，而只能是部分地继承了良渚文化的因素，而被马桥文化兼收并蓄的还有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岳石文化、浙闽山区的肩头弄文化和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等文化因素。

马桥文化是环太湖地区夏商时代的考古文化，到西周春秋时代发展为亭林类型文化。上海金山亭林遗址的下层是马桥文化，上层是亭林类型文化，两者的相对年代是明确的。亭林类型的石器仍然有三角形带柄石刀、石镰与石镞；陶器也仍以印纹硬陶为主，器形有球腹圜底罍、扁腹平底瓿、卷沿弧腹坛、镂孔圈足浅盘豆等，以泥质灰陶的细高把带凸棱浅盘豆和三足外撇浅腹盘（或称浅腹撇足三足盘）最具特色（图2—10）；有鼎无鬲是其与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一大区别，鼎的特点是三足外撇，这种形制的青铜鼎被称为“越式鼎”。亭林类型和马桥文化一样都以几何印纹陶为特色，这是极具南方色彩的文化因素，但是以亭林类型与马桥文化相比，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已经大大减少了。

许多学者都认为，马桥文化（含亭林类型）是良渚文化接受印纹陶文化和夏商文化影响的产物，应是越文化的先驱；而湖熟文化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接受印纹陶等当地土著文化的产物，可能是吴文化的先驱，这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