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云南散居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序言

由王俊博士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成果在顺利结项之后,很快就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真是可喜可贺。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王俊博士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一部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俱佳的好书。大家知道,云南的民族工作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云南现象”和“云南经验”。而对民族地区进行因地制宜的分类指导,就是云南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云南省委省政府在多年探索、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将全省民族地区划分为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贫困地区、边境民族地区、散居民族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特困少数民族共六种类型进行工作指导。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分类指导的原则和方法,有效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确保了各项民族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例如,在散居民族地区,就围绕着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民族乡工作条例》、《云南省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等专门针对散居民族地区的法律法规来开展工作,以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很多地方掀起了撤乡建镇的热潮,云南的民族乡也从最初的197个迅速减少为148个,今后还会不断减少。作为党和国家解决散居民族问题的民族乡的体制和政策,随着民族乡建制的撤销,也就丧失了实施对象,云南散居民族地区农村的大批少数民族群众,也就缺少了扶持其发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专门政策和法规,致使一些已经撤乡建镇的民族乡出现了种种新问题。与此同时,云南的曲靖、昭通、玉溪、昆明等散居民族地区的党委政府,为了扶持区域内少数民族加快发展,在实践中创造了“民族村”这一新的分类指导模式,即将少数民族人口占30%以上的村寨命名为“民族村”,将原来在民族乡中实施的许多政策,诸如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延伸到民族村中实施,又专门针对民族村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诸如“创建民族团结示范村”、“全面小康示范村”、“三村四化建设”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实践走在前面,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却远远滞后了,无论是实际工作部门还是学术理论界,都很少有人认真探讨过“民族村”这个概念及其组织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王俊博士及她所领导的课题组,正是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了“民族村”这一新的分类指导模式,敏锐地感觉到它或许是民族乡撤乡建镇热潮中,促进散居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散居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于是就以此为主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提出了课题申请,得到批准后随即展开课题研究,对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其中所蕴含的学术理论意义进行了升华,并对促进云南省散居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议。本书认为,依托民族村开展散居民族地区农村的民族工作,是符合散居民族地区实际的基层制度创新,可以为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如果说民族乡的建制是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而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种有益补充的话,那么,民族村亦可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有益补充和民族乡的延伸形式,为保障散居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而发挥积极作用。为此,应制定专门针对民族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扶持政策,制定《云南省民族村工作条例》。总之,将“民族村”纳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纳入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体系、纳入中国特色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是对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必要性、创新性和可行性,其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之高、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这是一部主要依靠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完成的创新之作。课题立项后,课题组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随即开展了多次反复、前后长达7个多月时间的田野调查。每次调查回来,他们都在我们研究所交流调研心得,我作为他们的领导,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与他们共同分享了田野调查的种种艰辛及其收获的喜悦。全书共完成了由7个章节组成的总报告,昆明、玉溪、曲靖、昭通4个市的散居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分报告,以及4个市下属4个典型民族村的个案调研报告,总计近50万字,成为一本分量厚重、从资料到观点都来自田野的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创新之作。与时下在书店中随处可见的一些人类学逃避田野的空疏之作,或一些东拼西凑的所谓人类学整合之作相比,其学术品位之高下立见。

再次,更为可喜可贺的是,这是由一批年轻同志齐心协力完成的大作。在王俊博士主持下,我所的一批年轻同志加盟其中,有经济人类学博士王贤全、生态人类学博士曹津永和民族民间文学硕士刘镜净。他们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过系统良好的教育,到我所工作后又负重奋进、自加压力,迅速成长为我所的科研骨干。但是,他们毕竟是第一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课题的严格要求使他们常常心怀忐忑。记得在课题全部完成后,王俊博士请我对全书做最后把关,我翻阅一遍后告诉她:“‘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只要 ‘活’干得漂亮,是不会被埋没的。你就放心拿出去吧,鉴定结论我不敢保证得 ‘优秀’或 ‘良好’,但合格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如此,她还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提交匿名评审了。结果,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鉴定和管理日益严格,一次性通过的概率下降到20%左右的严峻形势下,本课题却一次性以良好等级顺利通过了评审鉴定,这充分证明了我说的话:面对再严格的评审鉴定,只要“活”干得漂亮,是不会被埋没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资料很多,但概括归纳不够;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理论提炼较弱;受调研对象用官方工作语言陈述事实的影响,学术话语的分量不够……作为他们的“老师”和领导,我希望课题组成员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坚持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优良学风,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拒绝浮躁,远离忽悠,继续拿出自己的原创性作品来。我将以此与诸君共勉!

郭家骥

2014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