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马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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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秦汉马政,是关心秦汉社会文化的人们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张传玺先生主编《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1900—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军事”部分列有“兵种”一栏,列目可见昌彼得《西汉的马政》一文(《大陆杂志》5卷3期,1952年8月)。而张传玺先生主编的《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论文1981—1990,专著1900—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则列有“兵种、兵器、马政”条目,收有陈直《汉代的马政》(《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赵梦涵《西汉的养马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陈直先生的论文影响较大,后来又收入《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可能是专列“马政”一目的重要原因。当然,“马政”列入“军事”名类,应是考虑其直接关系,未必有利于认识“马政”于社会历史的全面影响。但是对“马政”有所重视,已是一种学术进步。后来出版的《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1991—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样列“兵种、兵器、马政”条,所收录直接与“马政”相关的论文已有周凯军《秦汉时期的马政》(《军事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何平立《略论西汉马政与骑兵》(《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雍际春《西汉牧苑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其他论著,还有余华青《秦汉边郡牧师苑的兴衰及其影响》(《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米寿祺《先秦至两汉马政述略》(《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文会堂《“马政”源流考》(《周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我们所看到的2000年以后的相关论著,又有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曹旅宁《秦律〈厩苑律〉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其相关问题》(《史林》2004年第6期),王裕昌、宋琪《汉代马政与养马高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龚留柱《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黃敬愚《简牍所见西汉马政》(《南都学坛》2006年第3期),董平均《〈津关令〉与汉初关禁止度论考》(《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陈蓓《西汉“禁马出关”令辨析》(《阴山学刊》2007年第4期)等。可以发现,秦汉“马政”研究的深入,突出表现为出土简牍资料的应用。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还有陈芳《秦汉牧苑考》(西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导师:黄留珠),沈明得《汉代马政研究》(台湾“国立”中兴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刘增贵)。我们面前这部陈宁著《秦汉马政研究》,应当是这一专题研究崭新的比较全面的学术成果。其特点,首先在于以秦汉两代为马政大发展时期,就此进行了综合论说;第二,重视出土文献的利用;第三,并不以军事史的视域拘限“马政”的意义,不仅关心“马政”于交通史、邮驿史的作用,亦瞩目观念史方面的相关文化现象;第四,就“马匹的饲养方式、养马技术、马种引进及马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技术史层面的有意义的考论。

对“马”的重视,是汉代社会历史的重要现象。民间养马的盛起以及“天马”崇拜的影响,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化表现。“马政”因执政集团所主持,又涉及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和民族关系史。当然,马的繁育和利用,也是体现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重要的社会现象。汉景帝“始造苑马以广用”(《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言太仆属官,说到“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颜师古注:“《汉官仪》云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通典·职官七·诸卿上》说到“太仆卿”设置,关于所谓“六厩”,有注文曰:“或曰六厩谓未央、承华、駼騊、龙马、辂軨、大厩也,马皆万匹。武帝承文景蓄积,海内殷富,厩马有四十万匹。”大致这时汉帝国官营养马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谢成侠《中国养马史》中写道:“像这样国家大规模经营养马,至少在公元前的世界史上是罕闻的先例。虽然在公元前500年波斯王大流士时代,曾在小亚细亚的美几亚及亚美尼亚设立牧场养马达五万匹,但后者已成为世界文化史上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而未闻汉帝国大举养马的史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5页)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可以体会到秦汉“马政”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课题。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记载:“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由于征伐匈奴的战争的需要,汉武帝时代,“马政”得以空前完备,空前成熟。元狩五年(前118), “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注采用如淳的解释:“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元鼎四年(前113), “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元鼎五年(前112), “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太初二年(前103), “籍吏民马,补车骑马”。(《汉书》卷六《武帝纪》)颜师古解释说:“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汉武帝以“马政”为国家要务,还表现于经营西北时特别重视引进异域优良马种,使内地原有马种得以改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得“天马”,太初四年(前101)得“宛马”,是中国养马史上的大事。所谓“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载《郊祀歌·天马》),本身既是重要的交通活动,同时又成为文化交往的象征。西域苜蓿等牧草作物的引入,对于内地养马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阳信家”铜器中有一件著名的鎏金铜马,“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合度”(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 《文物》1982年第9期),其年代大致为汉武帝时期(贠安志:《谈“阳信家”铜器》, 《文物》1982年第9期)。有的学者曾经指出,“阳信家”即卫青的妻子阳信长公主之家,这件鎏金铜马“是专门鉴定大宛马的铜马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第一个鉴别良马的标准模型”(张廷皓:《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 《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因而也可以看作汉武帝致力于“马政”经营的文物实证。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所见“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应当是秦汉社会共同的认识。因此导致陈直先生所指出的汉世“六畜主要在马”的情形(《汉代的马政》, 《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马政”的繁荣,是以这种社会意识为背景的,同时也使得这种社会意识更为普及,更为深入人心。唐人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之四:“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昌谷集》卷三)房星主马,是秦汉时已经形成的天文学理念。《史记》卷二七《天官书》: “房为府,曰天驷。其阴,右骖。”司马贞《索隐》: “房为天府,曰天驷。《尔雅》云:‘天驷,房。'《诗记历枢》云:‘房为天马,主车驾。’宋均云:‘房既近心,为明堂,又别为天府及天驷也。'”张守节《正义》: “房星,君之位,亦主左骖,亦主良马,故为驷。王者恒祠之,是马祖也。”可知秦汉时人对天界星辰的认识,也体现了与马有关的神秘观念。《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车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其星动,为策马,车骑满野。……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仆,在王良旁。若移在马后,是谓策马,则车骑满野。……东壁北十星曰天廐,主马之官,若今驿亭也,主传令置驿,逐漏驰骛,谓其行急疾,与晷漏竞驰也。”这些与马有关的说法,应以秦汉星象学为基础。《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 “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星亡,马大贵。”也是与马有关的星座。据《史记》卷五《秦本纪》,秦人先祖“造父”为周穆王御,西行至西王母之国。《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李贤注说,“伯乐,秦穆公时善相马者也。”秦史记录中御马、相马最重要的技术人才,其姓名后来竟然成为天界星座的符号。而《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又有这样的记载:“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将以马起兵也。’一曰:‘马将以军而死耗。’其后以天马故诛大宛,马大死于军。”这是一则可以通过与马有关的神秘主义意识考察“马政”之文化条件的资料,也应当予以重视。

陈宁在《秦汉马政研究》中讨论了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关“马禖祝”的简文,以为是“祭祀马神的内容”。又说,“至汉,汉武帝大兴祭祀,马神的祭祀活动也一直存在”。并以《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马行用一青牡马,”为例。我们看到,《肩水金关汉简(贰)》“……乳黍饭清酒至主君所主君……”简文,应当是以祝祀为主题的文书遗存。对照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马禖祝”或“马禖祝辞”的内容亦有“……肥豚清酒美白粱到主君所主君……”语,推想性质类同。而编号同为“73EJT11”的简例有可见“毋予皮毛疾”“毋予脋疾”文句者,应属于一件文书,体现了河西边防系统军人祈祝马免除病疫的礼祀形式。这应当也是研究“马政”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信息。

陈宁注意到河西汉简有关“马病”以及涉及“马医”职业身份的简文。以为“马医作为兽医当在厩中任职”。烽燧军事生活“用马力”的情形,其实还可以由燧卒劳作内容“马下”有所说明。沈刚分析简(10)(11)(12),列举了对于“马下”的6种解释:“1.应系指饲养马的工作。(于豪亮:1985A)2.充任马前走卒(见《论衡·吉验篇》)。(陈直:1986B, P79)3.牵马。(永田英正,1987A)4.为养马工作。(黄今言:1993, P311)5.似为养马之人。(《集成》六,P85)6.养马和负责马厩的打扫、清理。(《集成》七,P152)”沈刚又写道:“按:马下是作簿中记录的工作之一,此外,还有守阁、助园、削工、养等工作。若解成马前走卒则指人的身份而言,颇不类,陈说恐误。”(《居延汉简语词汇释》,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页)各种解释集中于“养马”。陈说“充任马前走卒”,并非“指人的身份而言”,而是说充任某种身份,其说有《论衡·吉验》所见“马下卒”身份作为侧证,与永田英正“牵马”说亦意近,应当是可信的。在生产或生活中“用马力”者,往往同时要承担“养马”工作。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可以看到“马竖”简文。“马竖”身份是体现墓主“奴婢成群”地位的附从僮仆。其劳作方式,可能是服务于墓主的养马驯马工作。“竖”作为指称未成年人称谓用字,在秦汉社会比较普及。有学者指出,“竖”在这里指“未成年的孩童”(周世荣:《谈谈马王堆三号汉墓的简牍》, 《光明日报》1974年10月16日)。汉代画象资料表明,当时社会普遍使用“竖”承担此类劳作。推想国家军马场所谓“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者,普通劳作者亦不排除多为“竖”的可能。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说到早年曾经经历“耕牧”生产实践:“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经历“耕牧”劳作时,当在“年十岁”之前。未成年人作为“牧”“养”的故事,频繁见于秦汉史籍。《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 “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具以本状对。上奇焉,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金日磾14岁“输黄门养马”,身份与劳作形式类同于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马竖”。汉代画象亦多见未成年人参与服务性劳作的画面,其身份应为僮仆(王子今:《汉代劳动儿童——以汉代画像遗存为中心》,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7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史籍或说“为人仆隶”(《三国志》卷二三《魏书·杨俊传》)。重庆沙坪坝出土石棺石刻表现未成年人牵马情景,马后随一马驹(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著:《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152)。牵马少年身份应当大致就是“马竖”。汉代画象表现儿童养马驯马的画面,又有陕西绥德四十里铺画象石。养马人体态和发型,鲜明体现了未成年人身份(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5页,图一二四,图版说明第32页)。重庆壁山云坪乡水井湾崖墓3号石棺画面可见一童子与骏马嬉戏。图版文字说明称“一人牵马”,或许也可以看作体现“马竖”劳作的表现(高文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卷《四川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图一六七,图版说明第14页)。四川宜宾白溪石棺石刻可见或许即“马竖”的未成年人仆从牵马追随主人的画面。马的后方有一更年幼者,很可能也是饲马儿童(《巴蜀汉代画像集》,图60)。四川彭山1号石棺画象可见二人并肩交谈,画面右侧一小儿饲喂马匹。据图版说明,“上侧右为骏马,拴于树上,一侍从作饮马状”。(《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卷《四川汉画像石》,第119页,图一五五,图版说明第14页)这位未成年“侍从”的身份亦应接近“马竖”。

研究秦汉“马政”,当然首先必须注意“马政”机构设置、职官分工和管理形式。但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在秦汉马政管理体系中普通劳作者的身份地位和工作实况,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也许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实现多视角的考察,才可以接近对秦汉“马政”的全面认识。

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可见“马甲”简文。“马甲”,应是战争中马的护卫装备。岳麓简《数》所见“马甲”可以看作最早的关于马用铠甲的文字信息。此所谓“马甲”可能用于骑兵的乘马,也可能用于系驾战车作为牵引动力的骖马。有迹象表明,前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马甲”简文包涵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骑战马具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以往关于中国甲骑装具出现年代的认识,可以因此更新。如果“马甲”作为战骑装具的推想成立,则有益于充实对于秦骑兵作战实力与装备水准的认识。“马甲”简文,也可以在讨论“马政”时予以注意。

陈宁《秦汉马政研究》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其中有些内容视界全面,考察深刻。然而也有若干讨论,其实还有继续扩展和深入发掘的学术空间。有些只是初步提出了问题,有些相关历史迹象或许有所忽略。希望陈宁继续推进这一研究。也期待有愿意关注这一问题的青年学人,就此进行新的探索。

2015年1月18日初稿,1月2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