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紧急阶段的中国革命

一 共产国际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一）武汉临时政府的成立

1．广州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其不仅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极大地有利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数倍于己的军阀部队，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革命势力席卷了半个中国。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因为国民政府所属的海陆空军队都受总司令的统辖，所以北伐战争的胜利就为蒋介石赢得了很高的个人声誉。尽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北伐战斗中屡次受挫，但他通过收编军阀部队、金钱收买、升官许愿等方法，使自己的实力在北伐战争中得以迅速膨胀。由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北伐军占领湘鄂赣以后，武汉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心。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原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1926年7月15日改为此名）决定将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其议决五款如下：（1）12月5日以前重要人员及重要文件，第一批出发。（2）第二批出发候第一批人员到达后，来电决定行期。（3）各机关普通文件，交总司令部兵站输送。关于广东省之文件移交省政府。（4）前方各机关地址及布置，委邓择生同志发电办理。（5）迁移费用由党部及政府分别造成预算，由主席决定。

与此同时，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迁之通电云：政府迁移在即，现已停止办公，所有各机关以后致国民政府文电，均请交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转寄，或径寄武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存转亦可。至于重要文电应即沿途探投。随后，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迁武汉，其人员分四批出发。第一批：鲍罗廷、宋庆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等60余人组成；第二批：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及随员数百人组成；第三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等；第四批：吴玉章等人。

2．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高党权的活动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委员们整天进行紧张的开会和发表演说，主要是说明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导。联席会议的组成人员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唐生智、邓演达、詹大悲、宋子文、董必武、于树德等。徐谦任主席，叶楚伧任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办公地点分别为：中央党部暂设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党部内；国民政府先设于武昌总司令部行营，后即迁往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楼；外交部设汉口法租界前交涉署内；交通部设京汉铁路南局；财政部设汉口军警督查处；司法部设武昌三道街原江汉道尹公署内。经过紧张的筹备，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从1927年1月1日起，正式在武汉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又组织委员会（指管理京兆区委员会——笔者注），以财政、外交、交通诸部长，汉口、武昌市长及防军司令等9人为委员，统治京兆区。”并于1927年元旦举行了庆祝典礼。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广州国民政府已顺利地由广州迁到武汉，历史进入了第一个武汉时期。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之后，逐步加强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斗争。1927年2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发布了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过之党务宣传要点》。《宣传要点》明确指出：“须使个人的意志与活动，完全屈服于党的意志与活动之下。”为此，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指挥机关，实现民主政治。“对于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以及相与勾结的官僚市侩，彻底肃清。”《宣传要点》虽然没有公开点蒋介石、张静江的名，但其锋芒所指尽人皆知。

1927年3月7日，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除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外，其余的如谭延闿等人都到了武汉，这无形中增强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声势。8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揭露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曾经“无端”免职中央部长，“无故拿武力解散广州特别市党部”。9日，徐谦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将革命行动当作反革命，反过来说恐怕他要将革命当作反革命了”。武汉市反英会议揭露蒋介石是“助长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派之威风”。吴玉章在湖北省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说时指出：“分散党权、剥削党权的，就是现在的总司令同志。”所有这些为维护党权反对独裁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尽管是初步的，但也表明武汉方面同蒋介石的矛盾开始白热化，斗争开始公开化。武汉方面对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宣传和对蒋介石的批判，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1．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召开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以及国民党内蒋介石独裁分裂行为的加剧，有必要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来解决国民党党内和革命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按照国民党章程，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后又决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但自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来，二届三中全会一直未能召开。其原因虽有战争正在进行的缘故，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的破坏和阻挠。蒋介石先是在南昌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无理阻挠在南昌的中央委员赴汉开会。后来又擅自将会议的日期以各种借口无限推迟。

1927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否决了蒋介石推迟开会的主张，一致通过了“为统一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权威及进行国民革命北伐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日以前在武汉自行开全体会议”的决议。2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增选唐生智、宋庆龄、蒋作宾、彭泽民、吴玉章为中央政治委员，以便被蒋介石扣留在南昌的政治委员到汉前，中央政治会议能够正常召开。

为了催请少数留赣的中央委员来武汉，武汉国民党中央特派陈铭枢、谢晋于1927年2月24日携《全体会议提案大纲》赴南昌。26日，谢晋等从南昌来电，告之南昌方面对于提案完全赞成，但希望能将会期延展数日，以便他们出席。武汉方面接此电后，决定将会议延期到3月7日开全体会议；如南昌委员6日赴汉，则7日为预备会议，至多不得展至10日开全体会议。南昌方面的蒋介石无奈之下，不得不于3月3日以所谓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中央委员于3月6日起程赴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但又要求二届三中全会改在3月12日召开。

3月7日下午6时，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25人，推选孙科为临时主席。会议一开始，陈果夫便将蒋介石不能如期来汉参加会议的意见转告大会，并力主大会延期，等蒋介石到武汉后再开会。他的观点是，如果蒋介石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的话，那么会议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谭延闿也带来了如果“把会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的蒋介石口信。

针对谭延闿、陈果夫等人的观点，彭泽民、吴玉章、徐谦等人坚决反对。“当会议主席将会议是否再延期的提付表决时，李烈钧、谭延闿认为到会委员不足半数，不能表决。”但徐谦认为“‘不能以惯例拘束党章’，并且‘自革命上立论，固不必斤斤于人数问题’”。谭延闿则狡辩称：“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吾人即以此驳斥之。”吴玉章反驳道：“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还是人数的不对！（谭谓，人数亦不对。）今日会议绝不能与西山会议相提并论。此种说话，甚为妨害彼此感情。今日大众到会，多数主张要开会的，我们革命党人，一面顾事实，一面顾革命，假如有变故，同志多被杀逐，只剩数人，则又如何？试问此时尚开会否？谭同志以为我们不顾事实，本席以为我们真是顾事实。7日开会公开宣布多时，是很光明正大的，不是突然中变。大家应通盘看，不应误会。”彭泽民发言说：“展至3月7日开会，曾报告各党部并在报纸上发表，人人皆知今日开会，如俟南昌同志全来，则迁延又不开会，实属错误。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介石之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吴玉章又发言说：“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恽代英接着发言说，会议已宣布延展过两次，今日开会，亦众见众闻。因有同志未来而展期，已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如果再延迟，则在报上发表似不好说。又说，大家都感觉党权有提高的必要，不能因蒋介石个人未来便改会期。

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后，当会议主席孙科将10日召开正式会议的问题提付表决时，立即得到通过。大会最后确定“7日会议作为预备会，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全体审查委员会，10日正式开会”。并希望蒋介石能按时到汉参加会议。会议最后选举谭延闿、徐谦、孙科、宋庆龄、顾孟余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2．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正式举行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正式召开。徐谦首先报告了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及其经过情况。接着陈友仁报告了联席会议期间办理外交的情况。会议决定：“对于去年12月中在武汉成立之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认为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该临时联席会议现虽结束，但所有议决案，在全体会议认为继续有效。”会议还议决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3月11日，大会继续进行。会议根据10日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和《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进行了选举：中央常务委员9人；中央政治委员15人；中央党部各部长8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6人；国民政府委员28人。3月12日，因是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大会休会一天。

3月13日至17日，会议陆续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国民政府增设农政、劳工、实业、教育、卫生等部案》《修正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内蒙古国民党问题案》《对于外蒙古国民党关系案》《议决召开中央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党员服兵役法征集委员会案》《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体党员训令》《对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湖南省民会议大纲及其组织法》《统一财政案》《统一外交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关于军事政治学校案》。并批准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

3月17日，历时一周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

3．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功绩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得是成功的。从其通过的文件看，特别是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的组成来看，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就。

（1）提高了党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蒋介石的独裁。大会指出：

本党自去年以来，党内即多纠纷。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谬误，妨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之权威。故详慎考虑，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此等议案，乃为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将借此以防止党内投机腐化与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

根据这个精神，会议决议规定：在党务方面，决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开］闭会后，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种规定，主要是针对蒋介石以军驭党、以军干政的独裁行为。会议决定取消主席制，设立常务委员会。这就无形中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会主席、张静江的中央常委会代主席职务，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

在政治方面，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政治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均不设主席，而实行主席团和常委的集体领导体制。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蒋介石之流的篡权和独裁行为。

在军事方面，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而由主席团执行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委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令，必须由军事委员会议决，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总司令执行。这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部部长等职务。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虽被保留，但其权力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关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方面，决定承认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合法性；承认其以前通过的所有议决案的有效性。这实际上间接地批评了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

（2）主张统一革命势力，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全会在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中要求：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开会，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特别是以下各问题：一、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共同指导。二、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三、共同担负政治责任问题——应由第三国际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四、设法使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机关报关于两党互相之批评与记载，不违背合作之精神。

这就彻底否定了蒋介石于1926年5月15日炮制的“整理党务案”，使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内的合作进一步上升为党与党之间的合作，从而加强和提高了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

全会在《对全国人民宣言》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并且巩固我们对于苏联的关系，苏联是诚意援助我们国民革命、民主革命的国家。”所以“本党应第三国际之邀请，应即派代表三人出席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问题”。

（3）支持工农运动，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全会在《对全国人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中，都强调了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支持和援助工农运动的政策。全会指出：工人农民及城市广大民众的斗争，是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革命的稳固基础，“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全会才决定在武汉国民政府内增设劳工、农政两部，并委任共产党人苏兆征、谭平山分任部长。

全会通过的《对农民宣言》认为：“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底于完成。”而“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全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决定了建立区乡自治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改组乡村旧有武装团体，减租25%，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财产等10项近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措施。

全会批准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制定的刑事法规之一，对于打击土豪劣绅、保护农民、支持农民运动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4．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不足

（1）在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已经有了公开暴露的迹象之后，全会对蒋介石的斗争进行得很不彻底，只是企图限制他的独裁专制，而没有撤销他的北伐军总司令之职，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和军委主席团成员，这就使他得以继续利用其职权加紧反革命政变。对随后国民革命的失败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2）全会选举产生了均由汪精卫领衔、15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7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并由汪兼任中央组织部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而使得汪精卫回国后轻易地窃取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为他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增加了资本。这充分说明了全会对汪精卫的本质认识是极其模糊不清的。对随后国民革命的失败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3）会议虽然开得轰轰烈烈，通过的宣言、训令和决议也不少，但多是纸上谈兵：没有放手发动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切实措施；没有防范蒋介石的具体方法；实际上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到头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随后国民革命的失败来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1927年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革命政权，它既不同于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不同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领导的，无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参加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地主阶级联合的，带有不同程度的新的民主色彩的政权。这个政权的主要武装支柱是唐生智的部队。

武汉国民政府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广州国民政府的终结。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 国民革命紧急阶段的到来

（一）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开始进行了北伐。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地奔赴北伐前线。至此，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为伟大的一场国民革命正式拉开序幕。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和共产国际、苏联政府的支持下，北伐军一路节节胜利，于1926年10月占领武汉三镇。短短的三个月之间，军阀割据互相倾轧的中国南方大部分已经被北伐军所掌控。

由于此时远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已经明显地不能很好地指挥革命，所以在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原则上同意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历史进入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进程中，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成立之后，成功地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妥当地处理了“四三”惨案，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以湖南、湖北为中心，广大农村则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风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支持下，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运动开展和农民土地斗争进行的决议，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因而得到了各革命阶层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二）国民革命进入紧急阶段

国民革命在如火如荼不断发展的同时，反革命势力也在不断地增长。而此时的中共尚处于年幼阶段，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无论是政治上的控制力、还是军事上的战斗力，都远远低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尤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由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导致中共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问题上作出了几次较大的让步：国民党二大使得政治上领导权丧失；戴季陶主义的泛滥使得思想上领导权丧失；中山舰事件后使得军事上领导权丧失；整理党务案使得组织上领导权丧失。再加上共产国际自国民革命以来一直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这些都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动用军队和武装流氓屠杀中共党员和解散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等组织，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破裂，国民革命由此进入紧急时期。4月15日，在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亦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和查禁了一大批革命组织，广州由此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于4月6日指使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以及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及居民等80余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开始了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的进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由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军阀政权和仍然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时局的变化迫切要求共产国际拿出一个解救中国革命的方案。

三 紧急阶段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一）紧急阶段时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共产国际很快就对中国革命的方针作出了改变。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中，论述了两个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1．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

斯大林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有两条不同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采取了纠合各方面势力，建立了一条统一的反革命战线来绞杀中国的革命，因此中国的革命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而相比较于俄国革命来说，中国隐藏在革命阵线中的反革命势力比革命势力要大出很多。中共的任务就应该是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为后一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2．必须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

《提纲》中明确指出，由于“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所以过去那种“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而“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

斯大林在国民革命进入紧急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中共党人要巩固自身的领导权，争取一条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及时把原来共产国际孤立、揭露和利用蒋介石的政策改变为驱逐、斗争和从政治上消灭蒋介石的政策也是正确的。但把蒋介石的叛变视为“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忽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还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犯“左”倾关门主义（即把民族资产阶级赶出统一战线）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共产国际八次执委会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1．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方针上的争论

在国民革命形势陷入极度不利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会上，围绕中国革命问题，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一方，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相互关系、共产党是否要退出国民党，这三个关于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方针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托洛茨基反对派认为，在革命陷入紧急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竟然还“不去警告中国工人和中国党，不去动员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反对军阀”，还在醉心于和国民党军阀合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目前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加强和扩大苏维埃运动，采取士兵加入苏维埃的方式来武装工人自己。通过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以形成苏维埃政权与武汉国民政府共存的局面。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在垮台之前很可能与蒋介石合流，反对工农”。由于当时中国革命远未达到建立苏维埃的成熟条件，所以他们“立即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极左思潮。但他们要求必须“对国民党保持警惕”“立即武装工农”的主张却是正确的。

斯大林等认为，在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范围内立即成立苏维埃是不适合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要推翻左派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而由于现在“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所以“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托洛茨基的观点完全“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斯大林这种“不能立即成立苏维埃”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国民革命的紧急关头，仍然要“全力支持武汉国民党”的观点却是错误的。

2.《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决议》坚决反对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强调“目前形势恰恰是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维护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领导作用，（中共）如果不在国民党内部争取这种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在组织工农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决议》认为大力发展工人加入国民党、大力吸收劳动群众加入国民党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同时“必须迅速、大胆而坚决地贯彻执行武装工农群众的政策，首先是武装有组织的和最有觉悟的那部分工农的政策”。在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军队的问题上，共产国际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中共应该积极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目前不能建立苏维埃；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改编军队、建立绝对忠诚的革命部队，等等。

总体而言，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从很多方面确实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从某种程度上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共在此时“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则犯了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革命性的错误，这就是共产国际挽救国民革命方针中的“硬伤”。

（三）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中央”的方针

1．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中央”方针的提出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期间，传来了湖南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革命（即“马日事变”）的消息。共产国际此时才开始觉察到汪精卫集团的日益反动，于是开始着手实行对中国革命方针的转变。

关于按照斯大林中国革命应该分为“全民族的联合战线的革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三个阶段的“三阶段论”公式，此时的中国革命还处于第二阶段，但即将进入苏维埃革命的第三阶段。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委员会上作报告时，仍然认为“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至于第三阶段的苏维埃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他明确表示，如果现在立即成立苏维埃，“就是跳过中国发展的左派国民党阶段”。所以共产国际开始采取“改造国民党中央”的方针而并非是实现苏维埃革命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主要内容有：

（1）不能否认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革命性，认为武汉国民党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

（2）中共必须全力巩固和扩大一切群众组织，“在所有这些组织中，都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以便把这个党变成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大的群众性组织”。

（3）尽管武汉国民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由于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所以中共应该积极参与并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工作。

2．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中央”方针与中国国情的不符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已经濒临破裂的时候，依然坚持采取“改造国民党中央”的方针，其根本原因在于高估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性。

纵观整个国民革命时期，斯大林一直坚持并且不断强调国民党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地位和作用。“马日事变”之后，斯大林仍然强调国共合作的政策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都不能改变，只有转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能将“国民党党内的联盟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换句话说，斯大林认为，即使在汪精卫集团已经叛变革命，也绝不能跳过所谓的“中国发展的左派国民党阶段”。共产国际在1927年7月14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指出：“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这种观点是就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中央”方针的深刻体现。

实际上，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中央”的方针无论从策略方针、指导思想还是形势判断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汪精卫集团即将叛变以及叛变之后，一直都是利用国民党的旗帜，作为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一种掩人耳目的工具。在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时候，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人不能退出国民党，并且还要打着国民党这面旗帜，则更易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产生模糊的认识，涣散他们的革命斗志。至于所谓的团结下层左派分子来改造国民党中央更是脱离实际的。汪精卫集团不仅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控制着党权，并且已经开始进行“分共”的工作。在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产党人和坚定的左派分子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如何能实现改造国民党中央的任务呢？因此，共产国际“改造国民党中央”方针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四）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

1.《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在召开的过程中，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其主要内容为：

①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②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③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④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残害工农的军官。⑤开展土地革命，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2．对《五月指示》的简短评价

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些指示强调了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武汉国民政府的防范措施。但这些指示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1）这些指示虽然再次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在土地革命的开展上却依旧指望由武汉国民政府来领导，强调“共产党还应当在政府内部实行一种能由政府本身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武汉国民政府的上层人物大多数本身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希望由这个政府自身来推动土地革命的进程，显然是天方夜谭。

（2）关于革命武装问题，要求中共组建一支由共产党员和工农为主要成分的新军，暂且不论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仅仅在革命武装的归属上，共产国际就一再强调这支部队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部队的武装禁卫军”，是“成为武汉国民政府柱石”的武装。换句话来说，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权，还是归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此外，在汪精卫集团把持政局的条件下，组建如此庞大的一支属于中共的武装力量，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但绝对是十分艰难的。

（3）在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惩处反革命军官问题上，共产国际原本的意图是想用中共的积极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的参与，来逐步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渗透和“换血”。但在汪精卫集团逐渐右转的局面下，在武汉国民党机关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反动军官手中的情况下，这个领导机关是绝不可能接受中共的积极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的。

总体来说，《五月指示》在国民革命已经濒临全面失败境地的时候，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一些原来错误政策的反思和重视。尽管当时这些指示几乎无法施行，但它毕竟表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一些有益的转变。

3.《五月指示》并未执行

当《五月指示》传达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手中时，两人并未作出仔细地分析和辨别，而一致认为这个指示荒谬且完全不可能实行。鲍罗廷在随后发往莫斯科回电中只是敷衍一句“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陈独秀也并未向党内通报这一指示，并在其后给共产国际的回电中说：“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就这样，在指导思想上对中国革命有着一定有益转变、但缺乏实际操作可能性的《五月指示》就被完全束之高阁了。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罗易又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盲目地相信汪精卫，在未经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竟自作主张私自将这一重要秘密指示送予汪精卫看，以表示“国共两党亲密无间的合作”，并且给汪精卫留下了副本。这给本来就蓄谋反共的汪精卫找到了一个反共的充分借口，并加快了其“分共”行动。中共和汪精卫集团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由此变得更加摇摇欲坠。

四 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一）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

1．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

面对汪精卫集团日益明显的反共倾向和即将发生的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和鲍罗廷完全缺乏应对的措施，只是一味地退让，依旧幻想只要继续妥协就可以使汪精卫集团无法找到制造事端的借口。自1927年6月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的指导下，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都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直到1927年7月上旬，共产国际终于意识到已经无法迫使武汉国民政府的上层人物改弦易辙的事实，只能公开承认“武汉政府的立场是彻底投降的立场。它同南京合流已成为事实”，“武汉的革命作用也就此告终”。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的宣言》，阐明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揭露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真面目。随后，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指令，要求中共党员立即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议上作了以“分共”为主题的报告，即《容共政策最近之经过》。汪精卫以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为借口，鼓吹“分共”的必要性，其后顾孟余、陈公博等也随之进行了激烈地反苏反共的发言。整个会议在一种浓烈的反苏反共气氛中，通过了与“分共”有关的决议和命令。在8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汪精卫继续提出关于“清党”的具体决议，并再次得到一致通过。这些决议致使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被杀。至此，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宣告全面失败。

2．国民党左派对汪精卫反革命政变的反对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这种倒行逆施的背叛行为，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左派进步分子的强烈抵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等相继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汪精卫集团这种“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工农”的行为。邓演达表示决心“遵奉先总理的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做真正之革命”。宋庆龄宣布：“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并重申“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二）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

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两个方面。外部原因就是指共产国际在诸多政策和指导上的失误。具体有以下几点：

1．将中国革命等同或类比于俄国革命，坚持教条式的指导

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采取的是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指导中共和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事实证明，国共合作确实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当资产阶级阵营中产生分化和背叛的时候，共产国际明显缺乏相应的正确应对措施，其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将中国革命类比于和定性于俄国式革命，所以将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革命头上。

2．高估和盲目信任国民党的革命性

国民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的方式实现的。那么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就成为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共产国际是采取大力支持的政策，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自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党内的复杂变化却没有被共产国际所重视。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国民党二大上的妥协、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连续出现，都是国民党新右派有计划有预谋地削弱中共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影响力的显著事件。共产国际对这些事件却视而不见，一味迁就和妥协。其最终结果是蒋介石的彻底背叛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虽然也有所改变，但依旧认为汪精卫领导下的“左派”国民党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力量。这种高估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轻视共产党、无产阶级力量的指导方针最终导致了国民革命的失败。

3．公式化将中国革命分为三阶段，从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的国情

斯大林以俄国革命的国情和革命经验为参照，将中国革命机械地分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的革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三个阶段。但在这三个阶段中，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变化、态度转变和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等问题上，共产国际的认识是完全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由于没有注意到各阶段中各阶级的变化，更没有根据革命的进展来迅速地调整指导方针。这就使得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许多方针政策上，都存在着在时效上的滞后性和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的缺点。

国民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则在于中共自身也存在着许多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年幼的中共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