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产国际七大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一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重新认识

1．早期共产国际对法西斯的认识

共产国际在1921年的三大上就提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任务，大会在通过的《论策略提纲》中指出：“在意大利，资产阶级已在利用白色法西斯匪帮向无产阶级实行进攻。”要求意大利共产党必须使“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行动联合一致，把工人阶级自发的激愤行为变成为经过缜密准备的斗争”，才能“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法西斯反革命运动”。1922年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又进一步分析了法西斯的性质和特征，提出了应该把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运用于反法西斯斗争中去的正确主张。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共产国际不仅错误地认为法西斯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巩固自身统治所实行的一种野蛮的专政，并没有将法西斯专政与资产阶级共和制区别开来。而且还认为，由于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奉行同资产阶级阶级合作的政策，所以社会民主主义也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在这以后，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共产国际对法西斯的认识走向了极端。

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决议认为“从社会成份上来说，应当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运动”。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由于共产国际低估了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潜力，无视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高估计了各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把错误的“进攻理论”重新搬出来而造成的，所以直到1932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任务的提纲》中，还是把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相提并论。由于其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所以就给了法西斯主义上台以可乘之机。

2．共产国际对法西斯认识的改变

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后，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改变了共产国际对法西斯性质、危害及如何与它进行斗争的认识。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各国工人党发出了一份呼吁书，建议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制定一个具体的战斗性的反法西斯斗争纲领，作为统一行动的纲领”，并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如下建议：“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立即开始组织和实行防御行动，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派对工人政治组织、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的进攻，对工人报纸以及集会、游行和罢工自由的进攻；组织对法西斯匪徒武装进攻的防御，建立自卫团体；组织联合的斗争，以反对削减工资和降低失业福利，等等。”但是，共产国际的这些建议遭到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书记处和执委会的拒绝，他们认为共产国际“拒绝在国际的级别上举行会谈，而仅仅建议在各个国家中商谈，这不过是一种策略花招”。

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召开。会议认为，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帝国主义成分的、公开的恐怖专政”。这个定义不仅清楚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且不再将法西斯与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而是将其看作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会议指出：“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国际工人运动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战斗统一战线”，才能“成功地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方法是“谋求同各种政治倾向的劳动者团体达成协议，在工厂、地方、地区、一国和国际规模上采取联合行动”。

共产国际的这些新提法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奠定了具有广泛性和民主性的理论基础。这就表明，共产国际已改变了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从而为共产国际向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转变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二）共产国际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重视

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布哈林十分重视反帝统一战线的作用。从1923年起，他就提出了在西方工人运动和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之间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他形象地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为“世界城市”，而把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称为“世界农村”，多次提及“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统一战线”“西方无产阶级同殖民地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等，并利用一切机会在共产国际中宣传这一思想。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布哈林以相当的篇幅讲了殖民地国家革命和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殖民地的重要意义：“从经济观点来看，我们同殖民地人民的兄弟关系取决于强大的工业中心和广大的农村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绝对必要性。而从阶级观点来看，在这方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世界工业无产阶级和——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世界殖民地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然而布哈林的这些认识没有超出20世纪20年代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看法还缺乏长远的洞察力，对世界革命的长期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统一战线政策上仍带有“左”的思想痕迹。

共产国际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在不同场合经常呼吁建立统一战线。1934年7月1日，季米特洛夫给共产国际七大第二项议程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对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以下几点看法：“①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法西斯主义，是否正确。②认为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是否正确。③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险，是否正确。④笼统地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是否正确。”①季米特洛夫最后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所以统一战线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的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必须将统一战线看成是反法西斯群众性斗争的有效武器，不再把社会民主党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

布哈林、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的这些正确认识，对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进程，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三）苏联外交政策的开始转变

希特勒上台之初，苏联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偶然的现象，因此，当时苏联外交上主要考虑如何冲破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却没有预料到德、意、日法西斯站稳了脚跟并发展成为军事强国。之后，由于处于法西斯势力的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之中，所以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开始了转变。

1933年6月14日，苏联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宣布，苏联一贯坚定地遵循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当年，苏联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12月，联共（布）中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加入国联，并决定建立自己欧亚两翼安全保障，但首先必须处理好与欧亚两翼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受到本国各种政治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所以苏联必须同社会民主党搞好关系。1934年5月3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共书记多列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同时还特地为这篇文章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的

①《文献资料》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334页。评论。评论认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一致的反法西斯的活动。这实际上表明了苏联赞成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态度。1935年5月，苏联分别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与此同时，苏联还在国联和国际会议上，积极组织和参加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活动、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等等。此外，为反对日本法西斯对远东的侵略，苏联还同蒙古、中国等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和援助协定。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表明，苏联已经成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集团的最重要的力量，苏联外交战略的重心已经从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转变到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了。并且，苏联外交战略的转变影响和决定了共产国际世界战略的转变，这也是共产国际对法西斯政策转变没有受到苏联阻止的原因。共产国际七大及其所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各国党对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性的逐渐认识

面对法西斯的穷兵黩武，各国党应当与本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呢？还是继续将社会党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呢？德共与法共的实践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开始猖獗的时候，德共的方针是通过议会内活动的方式来阻挡希特勒通往政权的道路，因此他们没有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没有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法西斯。这显然是受到了共产国际奉行反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影响。由于自己孤军奋战，从而给希特勒造成了可乘之机。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开始采取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一系列行动：德共柏林办事处被查封、导演了国会纵火案、宣布禁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和发行报刊、逮捕德共领导人台尔曼，等等。纳粹党打击了德共后，接着向社会民主党开刀：18名社会民主党议员被关进集中营、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办事处受到劫掠、干部被捕、组织被取缔、并禁止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活动，等等。这一系列残酷的事实不仅说明了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更加证明法西斯运动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法西斯运动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一切民主，是世界和平与民主潮流的共同死敌。共产国际从此教训中开始认识到：各国党应当捐弃前嫌，与社会党携手合作，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共同反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法共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法西斯组织，如“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等在法国出现以后，法共号召工人走上街头、组织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游行，不少社会党的基层组织也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中。这种工人阶级打击法西斯嚣张气焰的联合行动，是1929年以后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原有政策的束缚，法共并没有利用大好机会与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直到1934年5月30日，多列士在《人道报》上撰文，才表示“愿意与社会党联合行动”，希望能“立即肩并肩地开展斗争”，社会党人也没有拒绝共产党人伸出的友谊之手。从1934年2月至7月，巴黎地区举行了930次基层联合会，外省举行了634次。7月2日，法共与塞纳省和塞纳—瓦兹省联盟的社会党在勃来野大厅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社会党人若斯特宣布，他等待了15年的“统一战线条件被完全接受了”。这样，在法国就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反法西斯大军。共产国际从这一成功经验中开始认识到：各国党应当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势力，从下层开始组建人民战线，继而组建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共同反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德共失败的教训和法共成功的经验如同两面镜子，使欧洲其他各国党认识到与非无产阶级阶层和政党实行联盟的重要性，“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班牙、希腊、英国、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探索反法西斯斗争新道路的努力，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

1934年6月14日，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开始讨论大会议程，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时，与会者基本上都赞同建立与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非无产阶级阶层和政党实行联盟。例如：曼努伊尔斯基主张，共产党应当与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政党和其他法西斯企图控制的团体进行谈判；陶里亚蒂则强调，在扩大统一战线方面，不仅应当动员共产党人的力量，而且应当动员所有力量来反对法西斯；波尔特诺夫斯基指出，统一战线应包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等。这些主张和观点为共产国际七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提供了认识前提，成为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策略转变的内部推动力。

二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时的国际形势

在共产国际六大到七大的这7年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际力量上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取得了坚决彻底的胜利”。通过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因素，消灭了贫困和失业现象，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地的苏联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阵营中，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普遍紧张，“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迫于形势，而不是出于本意）不得不竭力日益由议会制手段过渡到恐怖的法西斯统治手段”，“以保全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利润的缩小、营业的破产、对外贸易的衰落”，这一切使得资产阶级不得不准备战争，“以侵略和掠夺其他国家来增加自己的利润”。随着“凡尔赛体系的四分五裂，战胜国对德和约的破坏，英日美法关于共同剥削中国的四强协约的破产”，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总之，共产国际认为，随着世界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群众不满情绪的大大增加，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不断增长，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动摇，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的“革命与战争新阶段的时期”。共产国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二）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

1934年5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七大会议议事日程的决议。7月1日，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写信给委员会，信中提到三个重大的有关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即：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主要是有关如何看待和对待社会民主党及改良主义工会等）、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问题。这封信确定了共产国际七大新策略方针的基调：“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必须根本改变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态度。”“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季米特洛夫的这封信对于共产国际克服宗派主义错误和纠正过分集中的领导方法，对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意见同时也得到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赞同。

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这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全世界65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共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20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周和生、康生、孔原、王明、梁朴、王荣（吴玉章）、李光（滕代远）、赵毅敏等。大会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应该成为中共党内的领袖。

会议由皮克致开幕词，大会一致通过由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台尔曼、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康生、周和生等42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7月26日，皮克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作《关于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式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

三 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

（一）确立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

共产国际七大重点讨论并通过了季米特洛夫的《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个报告是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分析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阶级本质，针对法西斯主义势力的猖獗、德国法西斯上台执政、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和侵犯苏联的战争的威胁日益增长的局势，指出：“怎样才能防止法西斯取得政权，怎样才能推翻已取得政权的法西斯？首先必须着手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全世界确立工人的统一行动。”这种统一行动“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不仅能使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自卫，而且能使工人阶级对法西斯、对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反击”。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由于这种统一行动的根本目的是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反对战争的威胁，反对阶级敌人，所以，共产国际对这种统一行动不会提出任何其他条件。这样，共产国际七大就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上的一个历史大转变。

《报告》还明确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这个观点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提出了各国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具体任务

季米特洛夫指出，从整体上看，统一战线既包括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也包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从具体上说，由于“各个不同国家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采取的形式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工人组织的状况与性质，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水平，取决于该国的具体环境，取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如：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应当是“保卫工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防卫工人阶级免受法西斯迫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统一战线时，则“首先必须考虑到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所处的各不相同的情况、民族解放运动不同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对广大群众的影响”。在社会民主党独自或参与执政的国家，当共产党员与社会民主党及其组织实行共同行动时，“应当认真地、有证有据地批评社会民主主义，揭露其真实面目”。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要通过“吸收那些被强迫加入法西斯组织和因为没有觉悟加入法西斯组织的工人们参加最初步的运动，拥护他们自己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进而引导群众去推翻法西斯政权。《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共应该“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三）指出了各国党必须克服“左”倾宗派主义错误

自共产国际六大以来，由于各国党不懂得要在改良派组织中和未参加工会的工人里，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所以在领导革命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犯了“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其结果是阻碍了共产党影响的扩大，特别是妨碍了共产党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来一起进行革命斗争。事实证明，共产党如果不根除这些宗派主义的观点，就既不能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也不能和其他劳动者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针对这种情况，《报告》指出：“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时，正确地对待那些有很多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参加的团体与政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果共产党只是泛泛地议论统一战线，而不努力进行在群众中的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不把那些至今尚无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吸引过来，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参加到阶级斗争中来，那么，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不仅使那些社会民主党工人，而且也使那些真诚希望转向革命的阶级立场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组织的活动家，易于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工作和斗争”。

（四）阐述了改变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作风的重要性

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鉴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各国的具体情况又不相同，而各国党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尽一致，同时也考虑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共产国际七大在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决议》中指出，为了照顾到各国党本身的使命和领导责任，发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作用，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共产国际“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帮助各国共产党运用本身经验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但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这个决议重新规定了各国党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关系，改变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这个决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集中自己的力量，考虑各国具体的条件和特点，为世界工人运动制定基本的政治和策略方针，同时要避免直接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这样，便防止了把一国党的革命方法和经验刻板而机械地运用到情况不同的另一个国家中去，使各国党对兄弟党的经验能够采取创造性的、积极的态度。这对于各国党来说，是一次组织上、思想上的大解放。这一转变，改变了过去共产国际远离各国斗争中心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过分集权和过多地干预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做法，有助于建立共产国际和各国党之间的新关系，有利于各国党加强自身的建设，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斗争实际相结合，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而言，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外部条件。

总之，共产国际七大统一战线战略的转变，对推动各国人民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但是，共产国际在号召各国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并没有强调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一些党又提出了“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口号，从而犯了右倾错误，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失。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没有真正贯彻和落实“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事宜”的决议，其盲目跟随苏联对外政策指挥棒转的做法，也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四 共产国际与《八一宣言》

（一）共产国际与《八一宣言》的制定

1．共产国际七大是《八一宣言》制定的重要指导者

《八一宣言》是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少有的、较充分地考虑了中国具体国情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共产国际七大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筹备召开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曾讨论和酝酿过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这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并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2．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八一宣言》的倡议者和推动者

《八一宣言》的产生，既有共产国际七大的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八一宣言》是他们首先倡议的，在宣言具体制定的过程中，代表团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34年5月，共产国际成立了七大主席团及筹备委员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明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几次的大会筹备会议上，季米特洛夫等尖锐地批评了以往“左”的观点，要求各国党应从反法西斯斗争的迫切需要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消极的关门主义倾向，重新确定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实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共产国际的这种战略大调整，对中国而言就意味着要求中共重新考虑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反蒋政策，争取化蒋为友。同意进行这种巨大的转变对中共代表团来说是非常艰难的，经过筹备会议的多次帮助，中共代表团才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

1935年夏，日寇妄图吞并华北五省，灭亡中国的野心完全暴露，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战略总方针的转变，以及吴玉章等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用了四天时间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初稿，提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数天之后，经过数次修改基本定稿。这个文件后来由王明负责翻译成俄文，吴玉章全程参加了《八一宣言》的酝酿、起草、讨论和修改后，再提交共产国际七大并且得到了批准。因此，《八一宣言》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后，经过集体努力制定的。它反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共产国际革命战略转变的基本态度和对国内时局的基本看法，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七大所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

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国代表根据七大精神讨论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其基本思想是建立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主体的国防政府，建立以红军为主体的“抗日联军”。《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申明：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方针。

1935年10月1日，《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第10期上正式发表（《救国报》是中共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创办的一种中文报纸，1935年12月9日起改名为《救国时报》），使得《八一宣言》的精神冲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秘密地陆续传入国内。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共产国际为了恢复同中共的联系，传达大会有关建立统一战线的新精神，决定派张浩回国。张浩于1935年11月中旬回国，向中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1月28日，中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类似《八一宣言》的十大纲领。接着，中共又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根据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三）《八一宣言》的历史意义

《八一宣言》体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态度，表达了中共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迫性的认知，展示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性，指出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可行性。第一次表示不再坚持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作用和领导作用，愿意与各党派各军队（包括国民党及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不再奉行“下层统一战线”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用“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领导抗日的组织形式，它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做好了思想准备。

总之，《八一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八一宣言》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传播开来，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然而《八一宣言》也有不足，例如，它只是笼统地号召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在抗日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更不可能像瓦窑堡会议决议那样，正确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又如，由于《宣言》是公开发表的，故在内容上显得不明确，只能一般性地提些政治口号，而很少触及与各抗日力量合作的具体政策；再如，《宣言》基本上参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成，难免有一些脱离中国实际。这些不足之处，在瓦窑堡会议上，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7年12月27日）的报告中，最终得到了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