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与南京国民政府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与中共武装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开始

一 八七会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八七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国民革命失败后，怎样继续进行革命，就成为摆在中共党人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根据当时中共党内的政治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迫切需要立即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坚决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制定新的行动路线和方针。

关于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不但不承认自己犯了右倾指导错误，反倒一味指责中共没有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正确”指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共产国际认为如果“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 P．将不成其为C. P．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地召集一些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

八七会议的召开也是与联共（布）党内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为了彻底赢得同反对派斗争的胜利，迅速改变当时的被动局面，在实践上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转变。共产国际此时认为，由于“武汉政府成了反革命势力的帮凶”，“那么现在，支持武汉政府的方针就会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害的了，会使它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并对中国革命提出了7条具体的任务。这实际上正式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策略”的改变。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又派遣新的代表罗明那兹赴华，来贯彻共产国际的新决议和训令。

（二）八七会议的主要内容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军委代表和湖南、湖北代表，共计21人。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处的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以及协助他工作的、号称城市暴动专家的德国人纽曼。在八七会议上，罗明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观点。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作报告，分析了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基本任务。而整个八七会议中讨论和通过的所有文件，又都是以罗明那兹的报告为其指导思想的。其要点是：

1．批评了中共的右倾错误并提出重建党中央

八七会议认为，第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过去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第二，认为中共所犯的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内民主生活状况不正常，“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第三，明确提出要重建党中央领导机构，“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由于工农下层领袖的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要比现在的中央正确得多，所以应提拔一部分工农分子到中央领导机关中来。

2．继续推卸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

共产国际始终强调其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方针的正确性，指责“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应由中共来负。罗明那兹在会议结论报告中继续将国民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对于罗明那兹坚持为共产国际的错误开脱责任的做法，与会的中国同志并没有完全赞同和接受。罗亦农发言说：“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维经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但罗明那兹对于这种正确的批评，却以种种借口搪塞过去，没有认真考虑和采纳。

3．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罗明那兹在报告中，正确地强调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着重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中共的斗争策略。但他又强调“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民族解放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他的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由于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界限。罗明那兹的这些观点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来的。

4．提出了中共今后的任务

罗明那兹批评了中共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认为中共应马上实行土地革命，因为“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会议在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明确规定了要没收大、中地主和一切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和无地的农民耕种的正确主张，但又强调了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这一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会议还初步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指出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今后，党必须“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

（三）八七会议的历史意义

1．八七会议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转变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此时对华政策的转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依靠武汉国民政府领导土地革命转变为由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土地革命。（2）从联合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退出武汉国民政府。（3）从反对建立苏维埃转变为赞同建立苏维埃。（4）从武装国民党军队转变为武装工农群众，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方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共产国际对华重点也由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转向指导中共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

2．八七会议是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

八七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指出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表现和危害，提出了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等，这些都是正确的。

中共根据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的精神，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的领导。会议首次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党的总方针，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并且确定了党的武装暴动的总政策。这些都重新鼓起了全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开始了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八七会议没有指出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应负的责任。这种推脱责任的做法，不但不公道，而且也不利于共产国际接受应有的经验教训，致使后来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继续犯了一系列错误。而且会议还提出了一些“左”的错误观点：不加分析地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武装暴动，从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错误倾向。把反帝反封和反对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划分出无产阶级同盟军之外。过分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从而造成了领导机关的混乱和宗派主义，等等。这些都成为随后中共连续三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根源。

二 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战略方针的转变

1．共产国际对中共建立革命武装的新认识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的演说中指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的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指出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意义，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理论上的一个贡献。但斯大林在此并没有提出要组织由中共领导的军队。

湖南的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后，共产国际才深感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军事将领们是不可信赖的力量。于是向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它纠正了过去不让中共党人直接掌握军队的错误，并指出了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的紧迫性。但是，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共将这支新组建的工农武装，作为“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就是说，要建立的这支新军仍然不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

2．中共开始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转变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指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平民’途径，即工农和城市贫民联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进攻，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于7月19日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实行武装工农”的口号。7月20日，中共又发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7月14日决议的通告。自此，中共逐渐开始了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转变。

（二）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开始

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中共开始了革命策略的转变。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湘鄂赣边界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并在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受挫的情况下，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进军，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率先提出和比较好地解决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

1．南昌起义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初步尝试

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共认识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它在中共探索民主革命新道路的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是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历史性转变的开始；是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篇”的重要组成部分。

2．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旗帜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随后，毛泽东将起义队伍带上了井冈山，中共由此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将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共在革命紧急关头，使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的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势力；它是中共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起点；它使八七会议确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3．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武装建立城市苏维埃的试验田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之后，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乘张发奎与李济深在粤西爆发争夺广东地盘的战争、广州空虚之机，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东工人赤卫队和广州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起义当天就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虽然起义第三天就惨遭失败，但它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共产国际建立城市苏维埃的一次重要尝试，标志着中共向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转变的基本完成。

（三）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共武装斗争的残酷镇压

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和苏区得到迅速发展使南京国民政府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于是1930年10月的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调兵遣将部署军事“围剿”，准备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围剿”的重点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由此开始，中共进入了反对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围剿”的斗争阶段。

1．第一次“围剿”与“反围剿”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3个旅，共10万人的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第三军团，共约4万人。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变等问题，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80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朱德确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先打敌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12月30日，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了孤军深入龙冈的敌“围剿”军主力第十八师，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又于1931年1月3日，全歼敌第五十师、一个旅。其他各路敌军狼狈溃退。两次战斗，共计歼敌1.3万人，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2．第二次“围剿”与“反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又调集18个师3个旅，20万人的兵力，吸取前次“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正式成立，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4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虽然这些变化导致了中央苏区领导层之间的分歧，但苏区中央局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于5月15日开始行动，到31日止，红军连打了五个大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3．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的军事顾问抵达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了23个师30万兵力，再次以“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革命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远离苏区的闽西、闽赣边界地区分兵开展群众工作，尚未收缩兵力和进行必要的休整补充，这给反“围剿”斗争带来极大困难。得知敌人进攻后，临时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为指导方针，主力迅速回师苏区，集中兵力，寻机歼敌。此时又因两广军阀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红军抓住机会再次反攻，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4．第四次“围剿”与“反围剿”

蒋介石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10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12月，何应钦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经过这一阶段的反“围剿”斗争，全国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形成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鄂豫西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和湘赣苏区六个大的和较大的战略区。革命的星星之火，已形成燎原之势。

三 共产国际与中共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一）中共对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索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权。到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在根据地广泛进行土地革命的进程中，为使土地革命得以顺利开展，毛泽东开始逐步纠正分配土地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并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从而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民军1万余人，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胜利会师，这就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成功实践。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党人，通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逐步找到和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走“城市中心革命道路”的坚决支持

1．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开始走苏维埃道路

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指出：“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涨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8月9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指示，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地建立，“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以“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这就意味着党的工作重心开始从农村起义直接转向城市起义。

2．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重视工人运动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革命失败后，由于中国“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1927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罢工经济斗争，是在发展着这种斗争，表现着转变到政治战斗，游行示威的倾向”。所以中共应当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强调中国城市的工人罢工，农村的“农民骚动”，军阀部队中的兵变，都必须以城市为中心。

虽然这时共产国际也承认农民运动有所发展，指出：农村游击队的行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党的任务是在“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但这也仅只是为了配合夺取中心城市而已。甚至到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还把已经扩大并巩固起来的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连绵不断的游击战争视为革命潮流中的支流，强调“革命高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要求中共“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方针”。

3．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把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绝对化，机械地要中共照抄照搬，认为决定中国革命胜负的关键是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并指示中共：

应当特别注意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在一定的革命形势下认真地组织和运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方法（如革命同盟总罢工，铁路大罢工），而且要记住，这种可以把全国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斗争形式，能够而且应当在中国革命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党应当特别关注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采取准备在一切或许多工业中心组织政治同盟大罢工的方针。

基于这种认识，共产国际不顾在中共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继续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数次反“围剿”的胜利等，都证明了建立农村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道路的事实，仍将斗争的胜利寄希望于工人暴动和攻打大城市。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中共才不得不制定出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举行城市总同盟罢工”“攻打并占领中心城市”的进攻计划。

4．“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的重创

虽然广州起义以及此前此后一系列旨在夺取中心城市的起义的失败，都证明了“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是共产国际根据既定的城市苏维埃战略方针，借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危机和中国发生军阀混战之机，再三要求中共向中心城市进攻，认为目前“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中共要“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导致了上海起义、武汉起义、广州起义接连失败；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导致了“打下长沙，攻下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王明的“左”倾教条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些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三）共产国际对中共走“农村中心革命道路”的有限支持

1．共产国际由轻视农村苏维埃转为重视农村苏维埃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逐步改变了必须首先建立城市苏维埃，然后才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点。特别是面对一系列城市中心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的严酷事实，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逐渐寄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所开辟的农村苏维埃运动上。主张城市起义部队暂且退到附近农村中一些“稳固”的地区去，“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虽然共产国际的这一主张是一种权宜之计，其“城市中心革命道路”的指导思想并未得以彻底纠正，但它在客观上却推动了中共探索“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进程。

1931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指出，中国农村苏维埃和红军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危机加深的实际表现”，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同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给中共的信中再次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进一步的发展是与苏维埃红军的根据地的扩张和巩固相联系的”，称工农红军和苏区是“工农革命力量的集合场，是组织和巩固工农革命力量的工具，是整个革命运动高涨中最重要的杠杆”，并要求中共进一步发展红军，扩大苏区，使之连成一片。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指出：党在领导各地农民斗争中，要“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建立工农革命军”，认为这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并且明确规定：“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最大限度地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实行彻底的“土地纲领”，这是党的主要任务。

2．共产国际认为农村斗争必须为城市斗争服务

但共产国际又认为，“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并批评了各革命根据地所开展的游击战争不配合城市武装起义的行动，指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共产国际在此的意思是，中共必须准备在较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发动武装起义，以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可见，共产国际在夺取政权道路方面的基本主张就是发动城乡暴动，尽可能地夺取或占领中心城市，以便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政权。中共开始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多次组织城市武装起义，但均未能成功。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中共党人才被迫转移到农村，开始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3．共产国际开始对“农村中心革命道路”持肯定与赞扬态度

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农村中心道路”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多数省份的普遍开展的群众性土地运动，过去得以保存下来，最近又扩大和巩固了苏维埃地区，以及南方从未间断的游击战争，这一切已成为中国革命运动高潮今后不断发展的渠道”，要求中共“尽量武装工农队伍”，“要在农民的群众革命斗争扩大和发展的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根据地，在存在苏维埃政权的地区，要加紧进行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和建立苏维埃的工作”。主张中共应尽力“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在游击运动控制的地区，“党应当力争建立工农红军正规部队”，赞扬毛泽东、朱德的游击队，“不仅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而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基本上执行了“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的策略方针，因而此期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王明“左”倾教条错误路线上台后，对毛泽东等人横加指责和排挤打击，致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中心革命道路”直到遵义会议上和会后才得以在党内获得承认和确立。

4．两条不同革命道路的区别

中心城市工人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都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前者已为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明。后者也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证实，这是暴力革命的两个伟大典型。但这两条道路在基本内涵、斗争形式、发展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后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无产阶级政党主要依靠广大农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此作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和战略基地。

（1）在工作重心问题上。前者以城市为中心，后者以农村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城市在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斗争，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以城市为中心，在条件成熟时，举行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对此，城市中心论的积极推行者李立三在1930年6月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对此作了最形象的比喻：“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经济关系上，大部分地区是停滞着的农村，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优势。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存在。在中国，城市对农村不能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中共的任务应该深入农村，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掌握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利用统治阶级在农村相对薄弱的条件和农村相对独立于城市而可以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条件，建立农村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础，去打击进攻农村的敌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达到全国的胜利。

（2）在主力军问题上。前者以工人为主力军，后者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的主力军无疑是工人群众。在城市长期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待革命时机成熟时，武装工人，依靠工人阶级主力军，争取城市里其他劳动阶级和农村中的广大农民支持，向反动统治阶级进攻。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以农民军为主力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在数量上只是少数，而广大农民却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必须看到“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把农民同盟军提高到主力军的地位，不仅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力量的源泉问题和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问题，而且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问题。

（3）在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上。前者是长期的合法的斗争，后者是长期的武装斗争。城市中心道路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长期的合法斗争和条件成熟时的武装暴动。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则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因为在中国“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者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所以“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不存在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力量的可能性。因此，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主要斗争形式。而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的民众组织和民众斗争，都是为了战争，配合战争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1928年10月和11月、1930年1月，毛泽东连续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认为，坚持武装斗争与根据地的结合，“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他在肯定城市工作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他明确概括出了“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周恩来也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因此，党的任务是要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种长期的持久的革命战争构成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显著特点和优点之一。上述这些观点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

（4）在革命发展的进程问题上。前者是从城市到农村，“凯歌行进”，后者是从农村到城市，“波浪式”向前发展。从两条道路的最终目标来看，虽然都是夺取城市建立全国政权，然而两者的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列宁将前者称为革命的凯歌行进，即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为辅，夺取首都和中心城市，达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向全国和广大农村推进和扩大，取得全国胜利。其特点是中心城市开花，向四周农村扩展。因此，他们认为农民的斗争只有“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以农村为主，城市为辅，先占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其基本特点是四周农村向城市包围，由全国农村向全国城市包围，波浪式向前推进。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就使得中国革命道路在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因此，革命形势的等待，革命条件的创造，革命力量的发展，都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需要采取一块块地打碎与一块块地建立的方法，用枪杆子创造一个个区域性政权，然后把分散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最后建立全国政权。这些基本点实际上构成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完整体系。

总之，两条革命道路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表现为：以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为基本条件，以长期合法斗争和条件成熟时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其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先占城市然后扩展到农村为其发展的基本途径。后者表现为以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为基本前提，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三者结合是中国式革命道路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模式，波浪式向前推进，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是这条道路发展的基本途径。这几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