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作者

对于《洪范》的作者，在宋之前是没有争议的。而从宋代开始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有箕子、史官、子思、周公、召公等几种观点。

一 箕子

唐代孔颖达在《尚书正义·洪范》中明确指出：《洪范》不是史官记述，而是箕子自作，并且详细阐明依据“此经文旨异于余篇，非直问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对武王之问，退而自撰其事，故传特云‘箕子作之’”。孔颖达根据《洪范》篇首叙述内容，认为《洪范》并不是武王和箕子一问一答之时，由史官记录而成的，而是箕子在与武王问答之后，自己整理记述的。孔颖达的论证并不具有说服力，史官记录也会交代时间、人物、事件经过等内容。

宋代林之奇在《尚书全解》第二十四卷中又指出，历史文献中称《洪范》为《商书》或《周书》的原因是“诸传记引此篇者，皆以为《商书》，则知此篇之作，盖以箕子为武王陈之，退而自录其答问之辞以为书……虽然箕子所录，史官启而藏之，故今文不以为《商书》而以为《周书》。惟十有三祀者，因箕子之辞，而未革也”。林之奇认为传记中征引《洪范》称为《商书》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这篇内容由箕子在为武王陈述之后，将问答内容自己记述下来的，正因为是箕子记录的，所以传记称《洪范》为《商书》。虽然由箕子记录，但是由周史官启奏并保存的，所以今文《尚书》把《洪范》放在《周书》中。其实他是赞同了孔颖达的观点，并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文献中称《洪范》为《商书》的原因，同时又对孔颖达的观点进行补充，以此来解释称《洪范》为《周书》的原因。他认为因周史官的启奏与保存而称《洪范》为《周书》，这一观点也值得推敲。

进入20世纪以来，刘起釪和朱本源两位先生仍然认为《洪范》为箕子所作。刘起釪在《〈洪范〉成书时代考》中依据历史文献称《洪范》为《商书》这一现象，赞同《洪范》为箕子自作的观点，同时他推测箕子的原文应只是“九畴”内容，没有周武王访问一节，这一节内容应是在唯心主义神学观的“五行说”出现后才加上的。加上以后，便只能作为《周书》了，所以后来就编进了《周书》中。刘起釪实际上认可了林之奇的观点，只是对历史文献中称《洪范》为《周书》的现象与林氏的解释不同。

其实一些历史文献把《洪范》称为《商书》的原因，就如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文公五年考证所述：“箕子商人所说，故《传》谓之《商书》。”因箕子是商人，所以便称为《商书》，但这不等于说《洪范》在商代就已经形成一个文本。历代确实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洪范》为箕子所作，但同时他们也都认为此文作于周初，而不是商代。而刘先生对于“周武王访问一节”的推测，显然是出于臆测，而没有什么根据。至于称作《周书》，那是因为既然《洪范》是箕子为武王所述，由周史官所录，当然可以称作《周书》。

朱本源在《〈洪范〉 ——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中依据《洪范》非战国作品，而认为《洪范》为箕子所作。《洪范》非战国作品的理由是战国学者在谈五行时必联系阴阳，在谈王道时必谈礼乐刑政，而《洪范》不谈阴阳与礼乐。朱本源通过否定《洪范》是战国作品，而认为其一定是箕子所作。这种论证方法值得商榷，因为否定《洪范》是战国作品，并不能得出《洪范》为箕子所作的结论，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洪范》并不是成篇于战国时期，也不是由战国时期的某个人或某个学派所作的。

二 史官

宋代史浩在《尚书讲义》第十二卷中提出，《洪范》虽为箕子所陈说，但由史官记录下来，“商以年为祀，武王方访箕子于武庚之国，史臣纪其时，而曰祀者，未忘其旧也”。史浩认为《洪范》是由原殷商史官记录下来，所以称“祀”，是因为其念旧。

宋代夏僎在《夏氏尚书详解》第十七卷中驳林之奇的观点：

 

然史官于人君言动，无不书者。岂有武王访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录，而箕子自录之理？则此篇必是周史所录。其言祀者，乃史官不欲违箕子之志，故以祀，言见其不用周正，有不臣之意……访，盖就而问之也。盖武王奉箕子归周，必为之馆舍。今欲问道，故不敢召，从王所必往就箕子馆舍问之，所以重道也。此二句，盖史官将叙《洪范》，故先言其年月与往问之迹，以见《洪范》之作，乃武王十三年，往就箕子而问道，故箕子为武王陈也。自“王乃言曰”以下，即王问箕子之言也。

 

在这里，夏僎明确指出《洪范》为周史所记录，其原因为史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记录君王的言行，而武王访问箕子这样的大事，史官是不会不记录的。并解释周史官使用“祀”，是遵循了箕子的意愿，即箕子在陈述时便用了“祀”字，表达了其不臣服于周的深意。因为他认为“祀”是商代的纪年方式，而不是周代的纪年方式。夏僎的观点及解释很有说服力，只是其对“祀”的解释，还有可商榷的余地。

清代王夫之在《尚书稗疏》第四卷上中论述：

 

孔安国曰：“箕子称祀，不忘本。”孔颖达因谓此篇：“非史官叙述，乃箕子既对武王，退而自撰其事，故称祀。”夫箕子既不臣周，则其陈《洪范》也，亦非乐于自见，奈何撰之简编？以侈其访道之荣乎？况业以周之十三年为十三祀，则已奉周正朔矣，奉周正朔而加之以商祀之号，名不从乎主人，既为失实，且用其编年而徒爱“祀”之一字，是舍其大而争其小，箕子之义有愧于陶潜甲子之纪也。盖此之称祀者，《武成》所谓政由旧者是已。政者，名器制度之谓。由旧者，时所不暇，且以安天下之心，而非若急于革除，以自侈新国者之褊也……其改祀为年，易用天正，定名、革制、秩礼、作乐皆周公之事。终武王之世，则但除纣之虐，而不易汤之典……故鲁两生曰：“礼乐必百年而后兴。”则武王于克商之余，不即易祀称年，亦明矣。《泰誓》之称年者，成王时史官追序之词也。此之称祀，武王时史官记述之文也，而岂箕子之以存商也哉！

 

王夫之对孔传及孔疏中“箕子称祀”的观点给予了驳斥，他认为武王战胜殷商之后，并没有立即改变纪年方式，仍是沿用商代的纪年方式，即称“祀”而不称“年”，因此周史官在记录《洪范》时使用“祀”。王夫之的解释有理有据，但根据对西周金文的考察，西周时期的纪年方式中“祀”与“年”并存，并以“年”为多，同时还有以事纪年及无纪年方式两种情况（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引言部分（二）“十有三祀”考证），因此可以认为西周时期“祀”与“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不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就改“祀”为“年”，而之前就只有“祀”没有“年”，它们是并存于西周时期的。

三 子思

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认为《洪范》为子思所作，他是从两方面进行论证的：第一，五行说倡导于儒家的子思。他依据《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这里的“五行”一定是指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子思、孟轲的五行说在现存的思孟书中虽然找不到，但在《尚书·洪范》中还保存着。第二，《洪范》的根本思想是以中正为极，与《中庸》篇正相为表里。

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很有新意，但随着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出土，这种观点不攻自破。根据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及廖明春《思孟五行说新解》的研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其来源于《洪范》中的“五事”。这样，《洪范》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是子思了。

四 周公与召公

李行之在《〈尚书·洪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中指出《洪范》的作者“即为周、召二公，即或非其属草，亦必经其审定成书，然后颁布天下”。得出此结论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洪范》成篇于周宣王即位之初，而此时辅佐宣王的是周公和召公，因此《洪范》的作者应当是周公和召公。

李行之的这种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根据裘锡圭对《燹公》铭文的考释“燹公铭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需要以《洪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这说明在铸造此的时代（大概是恭、懿、孝时期），《洪范》已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典了”，而宣王已经在孝王之后了，因此《洪范》的作者是宣王时期的周公和召公的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洪范》为周史官所记录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君举必书”，《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这些都表明史官有记录君王言行的职责，而武王访问箕子这样的大事，一定会被周史官记录下来（详见本章第三节（三）“作者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