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9年：国统区教科书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启蒙引领共赴国难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期望“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他看见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不同寻常的力量，希望“使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努力进行，果然能够百折不回，则革命成功”。1926年2月，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通告“鉴于全市高级小学以上学校，自春季入学开始，要增设三民主义一科”。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明确要求“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之精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5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确定教育宗旨为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中心”。

1927年5月，蒋介石发出全国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我们应赶促审查和编著教科用的图书，使与党义和教育宗旨适合。”1927年，各书坊推出“新时代教科书”“新主义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等党化教育背景下的新教科书，如小学教科书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是现代中国社会环境中的产物，是适合社会的进化法则而生的产物，且负改造中国的责任。我们相信要养成适合于改造中国的人才，惟有以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做训练的标准。故本书采用中国国民党的党义编辑，以期切合三民主义教育的主张。”1928年2月，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之外，增设三民主义科。1928年8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增设“党义”科。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公民”科，以党义科代之。在以“三民主义”和“党义”命名的教科书开篇及插图中，突出“孙中山”形象及“国旗”“党旗”符号标志，采用故事浅说、原著节录等突出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认知。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931年6月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急促时空中，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党务工作纲要中，规定国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复兴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御侮自卫，共赴国难”。1932年5月，蒋介石发表《革命哲学的重要》，提出：“我们现在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是什么？从来立国的精神是什么？现在需要的又是什么？总理已经写得很明白，就是‘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唯一的救国主义。”193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实施《中小学课程标准》，取消“党义”科，重设“公民”科，各书坊迅速推出“复兴教科书”“新课程标准教科书”“新生活教科书”“开明课本”等。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展现三民主义思想，提高整个民族的抗战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鼓舞中华民族共赴国难、抗敌御侮，成为抗战救亡的启蒙利器。

1932年6月，教育部设国立编译馆，拟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后因战事等原因暂时没有实施。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为改变因教科书基地上海沦陷而导致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再次强调国定本教科书的编写。1942年5月，蒋介石在写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信函中建议，“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1943年，国立编译馆正式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初级小学有《国语常识》《算术》，高级小学有《公民》《国语》《自然》《地理》《历史》，初级中学有《公民》《国文》《地理》《历史》。

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历史文化事件，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某些战争更加深远。民国中后期国统区教科书的发展，保证了烽火岁月中教育的薪火相传、弦诵不辍。教科书以三民主义凝聚中华民族人心，充溢着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气质，深藏着作者的学术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功底，当然也烙刻着国家政治介入教科书的深深印迹。特别是由于教科书从编校到审定，突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启蒙学童在心理和行为上明确指向“党”，强力进行着意识形态控制和规训，是不利于儿童独立人格和公民素养的形成。特别是个别教科书中有一些反共言论及内容，更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