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选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研究，保险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保险市场效率研究，保险市场结构、效率与绩效关系研究四个方面。
一 有关保险市场进入与退出机制研究
Philip Anderson和Michael L. Tushman（2001）利用1888-1980年美国水泥行业以及1958-1982年微电脑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导致企业退出原行业的最重要原因并非该行业的复杂技术和行业的高成本，而是行业需求的非预期性的变化、主流设计的不连续性及其剧烈变化。［1］
W. Jean Kwon、Hunson Kim和Lee Soon-Jae（2005）通过对50个国家或地区的保险监管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拥有一个真正完善的保险退出机制。［2］
Stephen P. D' Arcy和Hui Xia（2003）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将采用新的保险公司运营规则，即WTO范围内的规则，将会允许保险公司更加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并且解释了WTO成员国的地位对中国保险公司未来运营的影响。［3］
Charles Nyce和M. Mattin Boyer（1998）对产权保险市场保险公司的M&A、进入-退出壁垒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除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外，主权厂房（工厂）的界定及确认是进入产权保险市场的独特障碍。［4］
Yu Lei和Mark J. Browne（2008）利用1994-2006年美国各州医疗事故保险公司进入退出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医疗事故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巨大波动性是阻止潜在市场参入者的进入，同时也因可能的高盈利而阻止已有保险公司退出；同时结论认为各个州政府应该设立非经济损失上限以降低医疗事故保险公司退出的比率。［5］
国内文献对我国保业准入、退出机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保险市场退出机制问题的研究，且提出了许多独特的看法与建议。魏华林、李开斌（2002）提出了调整我国保险业市场退出政策的建议。［6］江生忠（2003）从产业组织优化与市场退出关系视角，认为实现我国保险市场有效竞争的重要途径是建立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7］张艳辉（2005）认为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由寡头垄断型市场模式向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转化。［8］林江（2005）从实现保险资源优化配置视角分析了保险产业竞争力与保险市场退出机制的关系。［9］陈宁（2004）认为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应建立稳妥的保险市场退出方式。［10］
罗皓、黄海涛（2005）分析了保险业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的关联性，认为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降低保险业进入壁垒的同时应形成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11］姚壬元（2006）从法律制度和保障制度视角对我国保险市场退出提出了建议。［12］张洪涛、张俊岩（2006）分析了保险市场退出的原因，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保险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对策建议。［13］林宝清（2008）探讨了我国保险市场退出的影响因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分析了保险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相关性。［14］庹国柱、王德宝（2010）认为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是因保险机构经营失败，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市场退出的成功经验，建立正确的中国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路径选择。［15］郝新东、邓慧（2011）认为让经营失败或存在高风险的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有利于我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据此他们设计出了主动和被动两种退出路径，并从信息披露、破产保证基金等方面建立退市配套措施。［16］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对建立保险市场退出机制进行研究。李立尧（2002）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体系还不尽完善，对保险市场退出问题规定得比较模糊。［17］周延、房爱群（2007）认为，我国保险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包括退出前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挽救机制和紧急救助机制，市场退出中的原则、标准、方式法律制度，以及市场退出后的保障机制。［18］
二 有关保险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
Paul L. Joskow（1973）深入研究了美国财产责任保险业的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保险市场的绩效水平是因为州政府监管、卡特尔定价以及其他法律一起导致了无效销售技巧的使用、供给短缺和过度资本化问题。［19］
Alan L. King（1975）以财产-责任保险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程度的公司组织多元化对财产-责任保险公司相对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基于产品线差异化而产生的不同组织形式确实会显著影响保险公司的绩效。［20］
Ralph A. Winter（1991）研究了责任保险市场的市场绩效与侵权法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发现责任保险的周期性危机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1］
Charles Nyce和M. Mattin Boyer（1998）对产权保险市场的市场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行业集中度、市场并购、盈利能力等会对保险公司（市场）绩效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2］
Vickie L. Bajtelsmit和Raja Bouzouita（1998）检验了汽车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的营利性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对该保险市场的市场集中度与绩效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测试，分析结果显示，1984-1992年期间，市场集中度对保险公司的营利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与传统的SCP范式保持一致。但并没有发现各州监管水平的差异对保险公司绩效（营利性）产生影响。［23］
Jaehyun Kim（2000）对1992-1995年期间日本财产保险公司和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日、美两国财产保险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24］
David M. Dror（2001）利用乌干达和菲律宾实地调查数据对缺乏普遍健康保险覆盖的欠发达国家小额保险单元对健康保险市场绩效进行了研究，认为把小额保险单元的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有助于提高该保险市场的稳定性，进而提高保险市场的绩效。［25］
Dan Segal（2003）为研究美国寿险业在总体上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和主要产品是否具有范围聚集效应对美国寿险业主要产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了分析。［26］
Mikkel Dahl（2004）采用随机死亡模型对寿险市场进行了研究，认为随机死亡模型比确定性死亡率更实用，进而引入死亡率相关的保险合约，恰当合理的随机死亡模型的应用有助于改善人寿保险公司的绩效。［27］
Ho Yuan-hong和Huang Chiung-ju（2007）以我国台湾地区寿险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市场战略导向与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保险公司经营绩效与其市场导向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其新设立的国外分支机构具有类似的结果。［28］
Faith R. Neale、Kevin L. Eastman和Pamela Peterson Drake（2009）以1993-2003年美国医疗事故保险市场的动态变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该保险市场的影响因素（如保费、损失、投资收益等），认为美国医疗事故保险市场绩效的持续恶化始于1998年并于2001年达到顶峰，他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损失是该保险市场绩效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29］
Vladimir Njegomir和Dragan Stojic（2011）利用国别固定效应模型对东欧各国2004-2008年非寿险保险业的面板数据，并采用相关控制变量在不同的环境中（国家）构建了关于市场结构、自由化与盈利能力的三个模型，来研究了SCP假设在东欧非人寿保险市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SCP假设在所有观察模型中都得到验证，且市场结构与自由化对市场绩效（盈利能力）有很强的影响。［30］
André p. Liebenberg和David R. Kamerschen（2009）通过对1980-2000年南非汽车保险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这样的联系，相反地，市场绩效更多的是与价格和周期趋势相关。［31］
Nat Pope和Yu-Luen Ma（2008）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96-2003年的数据对非寿险市场上“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设进行检验，发现市场自由化和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绩效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当SCP假设在非寿险市场自由化程度较低时是成立的；然而当非寿险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时，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会打乱非寿险市场的动态趋势。［32］
Hofmann、Annette Nell和Martin（2011）考察了中介对于保险市场透明度与绩效的影响。认为在一个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差别费率保险市场下，消费者可以通过咨询中介来获取有关保险产品适用性的信息，分析了中介获取补偿的方式，即佣金和费用。尽管在两种制度下保险公司的均衡利润是相等的，但是在付费咨询制度下的社会福利要高于在佣金制度下的社会福利。两种制度通过串通都提供了增加利润的机会，在佣金制度下，共谋可以使保险公司将消费者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购买不同合同，然后，保险公司从一些消费者那里收取额外的费用。这种优势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中介人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补偿。［33］
Abedi、Seyyed Mostafa、Haghifam和Mahmoud Reza（2013）认为可靠性保险合同能够使消费者部分或全部地弥补他们的金融风险。这些合同允许消费者根据可靠性服务的价值来决定他们的覆盖水平，并给保险公司支付相关的保险费用。为了使消费者能够完全地弥补他们的可靠性风险，保险公司应该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合同，这种合同允许消费者根据他们的消费者损伤函数（Cdf）来选择覆盖水平。在本研究中，首先基于消费者损伤函数（Cdf）设计保险合同，然后计算由这些可靠性保险方案提供的投资激励，并与基于管制的绩效所提供的激励进行比较，最后，通过具体的数值来说明这些激励对保险公司投资的影响。［34］
Ma、Yu-Luen, Pope、Nat、Yeung和Raymond（2013）研究了全国保险市场的竞争结构和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关系。重点分析了亚洲的四大非寿险市场（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以前的相关研究相比，目前的研究方法有了显著的进步，因为它不仅包括市场层面的控制变量，还包括保险公司层面的相关数据。因此，该研究认为，应该根据潜在的国外竞争对手的涌入来考虑保险公司具体的发展策略，其主要结果包括对SCP（结构行为绩效）假设的支持，该假设预期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将推动产品价格和与之相联系的利润水平。［35］
国内对保险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的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与绩效、市场行为与绩效等方面，在市场结构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赵旭（2003）［36］、陈璐［37］、曹乾（2006）［38］、张许颖（2009）。［39］等，分析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和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在市场行为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姚树洁等（2005）［40］、黄薇［41］、赵昱焜（2009）、郭祥（2010）、梁彭勇（2011）［42-44］、吴桂娥［45］等，探讨影响市场绩效的产品行为、经营管理行为等因素以及这些行为与市场绩效的关系。除此以外，戴进（2006）、周延（2007）、贾士彬（2008）、马丹（2009）等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以我国保险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为专题进行了研究。［46-49］
江生忠（2007）增加了保险学原理教材中没有提到的、属于目前保险理论与实践的前沿问题，涉及保险学和产业组织学的交叉领域，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产业关系，即保险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分别研究二者的基础上，介绍了近期研究保险市场结构和绩效关系的各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在系统论述保险产业组织方面，缺少对保险市场行为的详细研究。［50］
谭漠晓（2009）、邵全权、王辉（2009）以产业组织理论为主要分析手段，并辅以保险学理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保险业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合理可行的产业对策建议。［51-52］
薛生强、徐梅（2014）运用哈佛学派SCP分析范式，以西部地区宁夏为案例，通过利用2005-2012年的保险数据，对其人身保险产业组织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得出宁夏人身保险市场目前仍然处在高寡占型阶段，属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但从市场格局演变的趋势来看，市场集中度在逐步降低，并向低寡占型阶段转变，产业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态势良好，市场行为中价格竞争隐性化，产品核心差异度较小。［53］
三 有关保险市场效率研究
Farrell（1957）提出边界（又译为前沿）生产函数的概念，从微观层面探讨企业效率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欧美学者对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商业银行而对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要滞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效率的研究日益丰富，最典型的代表是沃顿商学院Mary Weiss教授和David Cummins教授及其学术团队。Weiss（1986）考察了财产与责任保险公司成本因素对其无效率的影响［54］; Cummins、Tennyson和Weiss（1999）研究了美国寿险业并购、效率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55］; Jeffrei Bernstein（1999）综合评价了加拿大人寿保险业1979-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56］; Diacon等（2002）运用DEA方法研究了1996-1999年间在欧盟各国注册的450家寿险和健康险公司的效率［57］; Cummins（2003）考察了1993-1997年间美国保险业集团化公司和专业化公司的范围经济状况［58］; Patrick Brockett和William Cooper（2004）使用金融中介法的加法DEA模型计算了美国财产险公司的效率［59］; Stephanie Hussels和Damian Ward（2005）评价了放松管制对欧洲国家内部和跨国保险业效率的影响。［60］
Sherstyuk、Katerina、Wachsman、Yoav、Russo和Gerard（2007）通过一个有关福利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做了一个实验来调查可供选择的健康保险对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市场业绩的影响，因在美国大多数人是通过雇主来获得健康保险，一些州要求雇主对某些类型的工人提供保险，发现对所有工人的强制保险将会使劳动力市场扭曲，但并不一定会降低市场效率。［61］
Penalva Zuasti和Jose S.（2008）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一个模型以及与之对应的均衡概念研究动态的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在风险规避下，尽管保险价格是不公平的，但因保险合同的定价具有竞争力、金融价格包括为不可分散的风险制定的风险溢价、金融市场有效率地运行使代理商购买全额保险。［62］
Nektarios、Milton、Barros、Carlos Pestana（2010）研究了1994-2003年在希腊保险市场的第三保险指令实施后，解除管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将希腊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作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估计效率与生产率。这些公司被分成三组，即人寿保险公司、非人寿保险公司和混合保险公司，并对每一组公司计算Malmquist指数。Malmquist指数被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和技术变革。研究发现，人寿保险部门生产力的年均增长率为16.1%，非人寿保险部门的生产力年均增长率为6.5%，混合保险公司生产力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为3.3%。［63］
Wang J. L. 、Jeng V．和Peng J. L.（2007）采用Unique面板数据，考虑产权结构、决策权、现金流权、董事会的构成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来分析公司治理制度对中国台湾保险业绩效的影响。中国台湾的保险业，决策权和现金流权高度集中于保险公司的股东。研究结果显示，公司治理制度对台湾财险保险公司的效率和绩效有主要影响，尤其是内部人持股、现金流权和外部董事对台湾保险公司绩效有正的影响，然而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决策权和现金流权的偏离、董事会规模以及CEO的双重性对中国台湾保险公司的效率产生负的影响。［64］
Luhnen M.（2008）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采用DEA全面分析了德国财险保险市场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研究结果发现，技术效率和成本效率可以分别解释20%和50%的市场效率改善，并提出了市场规模、分销渠道、公司股权结构、产品专业化、财务杠杆和增长溢价六因素决定保险市场的效率。［65］
Abidin Z. Z. 、Kamal N. M．和Jusoff K.（2009）利用智力增值系数（VAIC）研究了马来西亚保险公司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董事会的四个特征，即董事会构成、董事会持有的股权、CEO的双重属性以及董事会规模对保险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董事会构成和规模与保险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董事会成员股权和CEO的双重属性对保险公司有效价值增加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还表明外部董事对保险公司的长期绩效具有重要作用。［66］
Kader H. A. 、Adams M．和Hardwick P.（2009）运用非参数DEA和二阶对数转换回归模型对10个伊斯兰国家非寿险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公司的特征对成本效率有重大影响：非执行董事、董事长和CEO相互独立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伊斯兰非寿险公司的成本效率几乎没有影响；然而董事会的规模、企业的大小和产品的专业化水平对伊斯兰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有正面影响；监管环境对伊斯兰非寿险保险公司成本效率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67］
J. David Cummins和Xiaoying Xie（2013）检测了美国财产责任保险业中的效率、生产率与规模经济。结果显示，大多数位于中等规模以下的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而规模在中等以上的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则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现象，且每一规模的财产责任保险公司都有部分保持规模报酬不变。研究期内，财产责任保险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规模和配置效率也不断改善；更多的多元化保险公司和保险集团取得了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更先进的技术投入改善财产责任保险公司的效率和生产率。［68］
Jin Park、Sukho Lee和Han Bin Kang（2009）采用随机边界法对美国财险公司不同的分销结构对成本和税收节约的影响，结果显示，采用独立经纪人分销结构的保险公司最不具有成本效率但最具有税收节约，直销模式具有最高的成本效率和税收节约。［69］
Eling M．和Luhnen M.（2010）采用不同的方法，对36个国家6462个保险公司2002-2006年的组织类型、公司规模进行比较研究，并考虑寿险和非寿险的区别。研究发现，国际保险市场的技术和成本效率都在稳步提高，其中丹麦和日本保险业效率最高、菲律宾保险业效率最低，这与支出偏好假设——互助承保人因较高的代理成本而比上市保险公司的效率要低并不一致，但若采用效率边界法进行比较，则其差别极小。［70］
Barros C. 、Milton P．和Assaf A.（2010）采用Simar和Wilson（2007）的两阶段法，运用DEA来分析1994-2003年放松监管对希腊保险业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市场份额竞争是希腊保险业效率改善的主要动力。［71］
Afza T．和Asghar A. K. J. M.（2010）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对2003-2007年巴基斯坦保险公司效率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成本效率是巴基斯坦保险业效率的决定因素。［72］
Mohammad Alipour（2012）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伊朗39家保险公司2005-2007年智力资本与公司资产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智力资本的价值增加及其构成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智力资本的因素，并制定相关战略以提升公司绩效。［73］
Kwadjo Ansah-Adu、Charles Andoh和Joshua Abor（2012）采用加纳30个保险公司2006-2008年的截面数据，利用DEA和回归模型来识别影响加纳保险业效率的最重要因素，发现非寿险保险公司平均效率最高，市场份额、公司规模及资金投向对保险公司效率起着关键作用。［74］
Fang Sun、Xiangjing Wei和Xue Huang（2013）采用两阶段法、利用2000-2006年的数据对美国财产责任（P&L）保险业对公司CEO的补偿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发现财产责任保险公司的绩效与公司CEO的补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税收节约与公司CEO的先进补偿相关，而成本效率（节约）当公司CEO的激励补偿相关。［75］
Walid Bahloul、Nizar Hachicha和Abdelfettah Bouri（2013）估计了CEO的权力对保险公司效率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对CEO权力的标准化打分以后，欧洲各国保险业的效率及非寿险体制效率的排序都发生了改变。而且，CEO的权力影响保险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优化CEO的权力水平能够提升保险公司的生产率和效率。［76］
Santanu Mandal和Surajit Ghosh Dastidar（2014）研究未来金融危机对保险公司的效率及绩效的影响，他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12家印度保险公司2006-2007年和2009-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衰退对民营保险公司的绩效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而对国营保险公司的绩效影响有限。［77］
Chen F.-C. 、Liu Z. J．和Kweh Q. L.（2014）利用OLS和Tobit回归估计了2008-2011年智力资本对马来西亚一般保险公司的生产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智力资本对保险公司绩效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投资智力资本，包括改善管理技能有助于保险公司持续提高生产效率。［78］
Qian Long Kweh、Wen-Min Lu、Wei-Kang Wang（2014）采用动态松弛测度（DSBM）模型对2006-2010年中国32家非寿险保险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利用OLS回归模型来估计智力资本保险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2006-2010年大部分保险公司效率呈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股权结构、资本杠杆对经营效率起着显著的正作用。［79］
国内关于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相对较晚，较早研究的文献学者是李心丹、挥敏（2003）和赵旭（2003），国内学者对我国保险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择以及影响效率因素分析等不同视角上。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内文献对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大多数偏重于技术效率的研究，例如学者李心丹、挥敏（2003）［80］、侯晋、朱磊（2004）［81］，而对保险机构开放度效率和规模效率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国内文献对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非参数法中的DEA模型和参数法中的SFA方法以及财务指标的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分析法，何静、李村璞（2005）采用SFA方法计算保险机构的技术效率［82］，杨波、李庆霞（2005）通过建立财务指标，利用灰色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07年8家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83］
从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择来看，早期国内文献基本把财产保险公司和寿险公司放在一个样本集中进行研究，主要是依据附加值法来选择保险机构的投入和产出变量，主要考虑资本、人力、费用支出等投入要素和保费收入、投资收益、利润等产出指标。从对影响效率因素的分析来看，国内文献主要利用回归方法（简单回归较多）分析市场结构、公司规模、产权、公司治理等因素对保险公司效率的影响，如胡颖、叶羽钢（2007）分析了赫芬达尔指数、公司规模、人力资本、产权、公司治理对保险机构技术效率的影响［84］，周海珍、陈秉正（2009、2011）探讨了社会福利标准对保险市场效率影响。［85-86］
梁芹、陆静（2011）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分析了中国寿险市场的效率。研究表明，寿险业整体技术效率不高，只有少数公司达到有效前沿，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比，中资保险公司具有规模效率优势，而在纯技术效率方面，外资公司则优于中资公司，即外资公司具有更高的管理决策效率，寿险市场效率受保险市场结构的影响较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数是影响市场效率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87］周文杰（2012）利用2005-2010年我国保险业经营数据，从保险市场交易成本视角，评价了我国保险业的资源配置效率。［88］
高俊、陈秉正、邢宏洋（2013）以人身保险需求为测算基准来定义人身保险市场效率，并在充分考虑中国各地区间人身保险需求结构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1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应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样本地区的人身保险市场效率。研究发现：①中国人身保险存在着异质性的需求结构；②从整体上看，中国人身保险市场效率呈螺旋式提高且在省际间有不断收敛的趋势；③中国六大区域人身保险的市场效率差距并不大，且市场效率并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89］
四 有关保险市场结构、效率与绩效关系研究
Michael Rothschild和Joseph Stiglitz（1976）通过不完全信息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分析，发现竞争性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最优，信息的不对称会对保险公司的效率及绩效产生影响。［90］
Robert Puelz和Arthur Snow（1994）利用典型保险公司承保的相关数据对汽车碰撞保险的实证分析发现，合理、恰当地制定汽车碰撞险的免赔额，从而使逆向选择与市场信号达到均衡，有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效率和绩效，但违反了低风险交叉补贴高风险的假设。［91］
Sandra A. Vela（2000）对加拿大寿险和健康保险业的经营效率和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越来越大的寿险和健康保险公司获得了规模报酬，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公司规模成正比。［92］
Takashi Kurosaki和Marcel Fafchamps（2002）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估计简化模型和结构模型检验作物决策如何影响现行价格风险及收益风险来研究巴基斯坦Punjab地区保险市场的效率，尽管在研究过程中无法排除村民间风险共担的假设，结果显示产量决策取决于风险，若存在风险共担与自我保险机制，则不完善的保护会对村级冲击起保护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户会对消费价格风险作出反应。［93］
Bill Conerly（2003）以失业保险改革为研究对象，认为保险市场结构应该允许多样化，并不断改善和优化市场结构以提高市场效率。［94］
Bernhard Mahlberg和Tomas Url.（2003）利用DEA方法构建了1992-1999年奥地利保险业的效率边界，并计算了奥地利保险业转型的规模报酬率。［95］
Ranchana Rajatanavin和Mark Speece（2004）研究了泰国保险业采用新服务开发（NSD）对该国保险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销售队伍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条件下，缺乏具有交叉功能销售团队的话可能导致保险业新产品和新服务开发的失败，从而导致市场效率和市场绩效遭到负面影响。［96］
Amy Finkelstein和Kathleen McGarry（2004）实证检验了私人信息的多维性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保险市场可能会因不对称信息而遭受损失，并给保险市场带来负效率的后果。［97］
Byeongyong Paul Choi和Mary A. Weiss（2005）利用1992-1998年财产险保险公司与集团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市场结构与市场效率时间的关系，通过对传统的SCP范式、相对市场势力和有效结构（ES）三个假设的分析，笔者发现研究结果支持有效结构假设，即更具有效率的公司可以比竞争对手收取更低的价格，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经济租金，导致行业集中度的增加，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建议监管者应该更加关注保险市场的效率而不是市场势力。［98］
Paul Fenn、Dev Vencappa、Stephen Diacon、Paul Klumpes和Chris O' Brien（2008）以欧洲十四个主要国家的人寿保险公司、非人寿保险公司以及综合保险公司1995-2001年财务报表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成本下降（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保险公司的规模及其市场份额是决定公司低效率的重要因素；公司越大、国内市场份额越高的保险公司通常具有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效率。［99］
Erhemjamts O．和Leverty J. T.（2007）通过对1995-2004年美国保险业寿险业公司组织形式比较发现，上市寿险公司比互助型非上市寿险公司的效率要高。［100］
Fenn P. 、Vencappa D. 、Diacon S. 、Klumpes P．和O' Brien C.（2008）运用随机边界分析法估计欧洲保险企业的成本弹性边界，并对寿险公司、财险公司和混业保险公司的边界进行分别估计。笔者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同时估计保险企业的范围经济以及公司规模和市场结构对保险业的X非效率的影响。本书数据来自标准普尔Eurothesys数据库中欧洲14个主要国家1995-2001年的数据。估计结构显示，这一期间的欧洲保险公司具有普遍的范围报酬递增趋势，且公司规模、国内市场份额是决定X非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公司越大、市场份额越高，成本X非效率的水平趋向越高。［101］
Weiss M. A．和Choi B. P.（2008）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研究监管对汽车保险市场绩效的影响，发现在监管宽松的竞争市场环境的州，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得到高价而受益，但是这些州的保险公司成本具有X效率，而具有成本X效率的保险公司只能制定较低价格来获得较低的利润。实证研究还表明，较严格的监管会导致范围成本效率降低。［102］
Cummins J. D．和Xie X.（2008）运用DEA对1994-2003年美国财险业并购对生产率和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险公司兼并（merger）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公司收购（acquiring firm）比非收购公司能获得更多的税收节约，目标企业比非目标企业会变得成本更高但配置效率会提升。他们还发现保险业的并购（M&A）会促进企业的多元化，但没有证据显示规模经济会促进保险业并购。［103］
Xiaoling Hu、Cuizhen Zhang、Jin-Li Hu、Nong Zhu（2009）运用DEA对1999-2004年中国保险业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保险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保险业的平均效率具有周期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1999年和2000年达到高峰，然后逐步降低，到2004年又开始得到改善。Tobit回归结果显示，保险公司的市场力、分销渠道和产权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效率的变化。［104］
Cummins J. D. 、Weiss M. A. 、Xie X．和Zi H.（2010）运用DEA对1993-2006年美国保险业的范围经济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财险公司具有成本范围经济但是被营收范围不经济的部分所抵消，而寿险公司既不具有成本范围经济也不具有营收范围经济。因此，在保险业，战略集聚是比多元化战略更优的选择。［105］
Dafny和Leemore S.（2010）通过1998-2005年雇主投保的数据来测量团体健康保险业的市场竞争程度，研究发现，健康保险公司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保费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行为在保险公司越少的区域市场表现就越明显；利润动机会使得雇主投保的转换成本很高，从而使得保险公司在享有足够议价能力时面临价格刚性的健康保险市场；假如健康保险市场合并加快，这将使健康保险公司在更多的区域市场享有和实施市场垄断力以获取更高的利润。［106］
Mahlberg、Bernhard、Url、Thomas（2010）认为欧盟的单一市场项目应该能够促进金融服务业生产力的增长，德国保险业是欧盟最大的保险市场之一，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德国保险公司，评估了这一项目对德国保险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基于自举统计量，我们估计了从1991-2006年的规范和自举效率得分并进行了规模效率实验，更进一步还计算了Malmquist指数，并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了生产力收敛不同类型的实验。［107］
Randall D. Cebul和James B. Rebitzer等（2011）利用搜寻摩擦理论对健康保险市场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摩擦提高了健康保险市场的保险价格，促使13.2%的消费者（1997年约为344亿美元）由雇主转移到保险公司，并使得保险公司来自所有雇主的营收提高了64%；研究还发现，公共保险通过降低搜寻成本来减少市场扭曲，从而改善个人保险市场的效率。［108］
Sankaramuthukumar S．和Alamelu K.（2012）评估了斯里兰卡保险部门在人寿保险、一般保险方面的绩效。笔者基于成长效率的分析对斯里兰卡保险公司进行排序，研究表明，在亚洲国家中斯里兰卡的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是最低的，但是除了2001年与2009年外，保险密度的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人寿保险的密度与深度比一般保险的密度和深度要低。本书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相关分析与标准差分析，人寿保险业绩比一般保险业绩更具稳定性的假设得到了证明。同时也证明了在2000-2009年间，斯里兰卡的保险深度与世界的保险深度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49）。［109］
Khalid Al-Amri、Said Gattoufi、Saeed Al-Muharrami（2012）利用DEA和全要素生产指数（MPI）对GCC地区39家保险公司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海湾地区伊斯兰国家的保险业效率一般，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认为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保险业的效率和绩效的研究非常重要。［110］
Solomon Fadun和Olajide（2013）研究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文章证明了为了实现尼日利亚保险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进保险业的高效运转，需要采用信息与通信技术。从18家保险公司，152名受访者的问卷实证调查研究中发现，在该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采用和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率、他们的服务质量和他们的盈利能力。［111］
国内学者对我国保险行业市场结构、效率与市场绩效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研究结论认为传统“SCP假说”存在于我国保险行业发展中（陈璐，2006）［37］；第二种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保险产业“有效结构假说”和“SCP假说”均不存在（赵旭，2003［36］；曹乾［38］、秦振球、俞自由、周淳，2002［112］；黄薇、刘江峰、王虹，2005［113-114］；韩庆华、葛美连，2006［115］；蒲成毅、邵全权，2009［116］；王雪梅，2010［117］等）；第三种研究结论认为对于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效率与市场绩效的关系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斌，2002［118］；李绍星、冯艳丽，2007［119］）。
孙峰（2005）认为“SCP”假说、效率结构假说均不满足我国的保险市场情况。［120］陈燕华（2007）认为，我国保险市场不符合“SCP”假说。［121］胡颖、叶羽钢（2007）认为，中国产险市场只符合相对市场力量假说。［122］官兵（2008）认为，形成更有效率的治理结构可以提升我国再保险市场效率。［123］蔡华（2009）认为，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效率与绩效之间不相关。［124］林升、陈清、滕忠群（2010）验证了我国机动车保险市场是否符合产业组织理论。［125］
袁成、于润（2013）基于产业经济学的“SCP假设”，在理论上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有一定因果关系。通过利用1981-2011年的中国经济保险数据和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两者关系并不完全符合“SCP假说”，认为在优化保险市场结构的同时需提高保险公司经营效率。［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