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农户分化、资本下乡和部门营利
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涉农经济技术部门下延、培育龙头企业的过程中，村集体或合作经济组织、乡镇企业、经济技术部门、龙头企业确实都曾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在“统”的层次和“分”的农户层次之间的利益关系构造上一直缺乏全面的、前瞻性的设计，“统”的层次并没有发挥期望中的引导农户进入市场并促进农户收入提高的作用，甚至往往成为农民利益的对立面，恶化了农户尤其是小农的经济和社会处境。
改革30多年来，农民收入得到一定的提高，兼业农户的专业化发展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但与此同时，兼业农户的获利空间也进一步受到农村经济中其他力量的挤压，获利能力受到抑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市场是哪种力量主导的市场。分析农户被边缘化的农业市场化过程的方法是，在农户兼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的逻辑过程中，将兼业农户、农村资本、城市资本、政府部门和中央政府的各自资源禀赋、利益结构和实际行为逻辑加上去，将有关政策对这些资源禀赋、利益结构和实际行为的影响加上去。这样的分析路径，将使我们看到一种实际的兼业农户困境的形成，看到农户经济组织化的困难和现实图景。
由于以上各种主体的情况在30多年改革过程中是逐步演化的，因此，很难静态地框定各自的资源禀赋、利益结构，也很难将其行为逻辑作一维方向的描述，因此，这里就不按照各个主体的情况分别叙述，而是放在农户兼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户组织化的逻辑进程中做动态的展开。
一 农户分化：大农和小农的分化
农户兼业化是30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的逻辑起点，并在农业商业化、产业化中日益发展。只看农户层面的变化，显著的是在农户收入普遍增加的同时，收入高和收入低的农户显著分化，或者说形成了富农和贫农、大农和小农的区分。富农和贫农是从收入层面上讲的，比较表面，实质上是大农和小农。也就是说，少数农户掌握更多的固定生产资料、流动生产资料的采购能力，且拥有更多的人际关系、市场信息，并因为教育投资等因素而拥有更多的农业企业家才能；多数农户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力，在人际关系、市场信息、企业家才能上和大农相距悬殊。在兼业化（户内打工和务农分业、在农业上从事多种经营）、商业化、产业化中这些区别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固化，少数大农成为农业资本家和农民企业家，小农则成为自耕农和雇佣工人。
大农和小农分化的背后是农村内部资本的形成，资本作用半径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大，以及多数小农在市场化环境中改善自身处境的能力下降。但应该指出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抑制、人多地少决定农户土地规模不可能太大，所谓“大农”，其实规模也不大。
二 资本下乡：农村资本和城市资本的结合
在农业商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农村经济中资本的数量大大增加。市场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包括农户拥有的资本和农户以外的主体拥有的资本（城市资本）。这些资本最先占据的领域是农产品流通领域，然后扩展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和最终经营领域。
农产品流通领域改革使得各种资本进入，并且在农村流通领域形成竞争态势。不考虑区域差别，目前情况是，供销社系统和国有商业仍然是重要力量，农民个体运销户、经纪人数量很多但规模较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速崛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在迅速增加。
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资本更是其中主角。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资本在农地非农化中获益，农用地的流转和集中也主要在资本主导下进行；农村劳动力被城市资本和农村资本雇用，加快户内兼业化步伐，少数农户成为城市居民；农户资金主要被城市资本和农村资本利用；农业科技和教育领域资本也竞相进入。
兼业农户中的务农劳动力主要还在从事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资本则主导了农产品的加工和经营。农产品加工和经营环节的利润被资本占有。
在农户兼业化和农业商业化阶段，主要还是农民自有资本和农村政府的经济技术部门所有的资本发挥作用，城市资本大量下乡主要是在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这其中，县级以下政府的招商引资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与资本下乡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金融体制，农村内部的资本流出农村。
总之，资本下乡借助了农业商业化和产业化的趋势，同时它是形成农业商业化和产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资本下乡内含在农业商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没有包括外来资本下乡在内的农业资本形成，也就没有今日的农业市场化。
三 部门营利：公益性服务和营利性服务相互支撑
在以上资本下乡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推动和扶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农村流通领域改革和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政府是主导力量；资本全面进入农产品加工和经营，政府是主要推动者。除了引导农民自有资本投资农业和城市资本进入农村之外，政府所有的资本也加入了资本下乡的过程。由于政府所有的资本具有特殊的主体——政府部门，本书将这种资本的下乡单独列出，称为“部门下乡”, “部门下乡”实际上是部门营利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表现在政府鼓励和推动涉农经济技术部门开展公益性涉农服务和营利性涉农服务，用营利性涉农服务从不断升级的农户专业化、农村市场扩展和农业产业发展中获益。
部门下乡受两个因素推动。第一个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涉农部门生存危机，通过让部门开展营利性涉农服务，可以增加部门的收入，从而补贴部门的公益性涉农服务，减少各级政府维持部门运转的财政投入，部门从自保的角度讲也会自我寻求积极下乡，开展营利性服务。第二个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希望解决双层经营体制“统”的层次力量薄弱，依靠部门改善对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帮助初级农产品更好地进入市场。
以上这两个原因推动的部门下乡如果能在部门和农户之间发展出一个更好的利益联结机制，也许会实现“部门营利”与“农户增收”的双重目标。但是，部门下乡选择的是建立营利性的公司、进行垄断性收费，甚至限制农户对服务机构的选择空间，成为面对分散农户的营利性企业和官办行政性收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实现自保目标和营利目标。这在很多时候增加了农户的经营成本。部门下乡带动的农户增收有限，这也进一步限制了下乡的部门的赢利空间。
四 三种趋势的相互加强
农户分化、资本下乡与部门营利的三个趋势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存在互相加强的趋势。当然，其中也有互相竞争和抵消。首先，部门下乡和资本下乡是相互加强的。很多资本下乡是部门引导、扶持的结果，资本下乡的收益要由部门分享一部分，部门则通过让渡国家利益和农户的利益换取资本对部门的回报，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也得以顺利下乡，通过一个不公正的市场环境获利。
其次，部门营利发展的过程中，官办资本甚至私人化的官僚资本得以形成。部门在营利化过程中，很多营利性涉农服务以承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开展，使得很多应该用于公益性服务的财政投入转化为小集团资本或者私人资本，也使得许多公益性的设施和人力资源成为小集团资本或私人资本获利的手段。
最后，农户分化在资本下乡和部门下乡中加剧。大农通过和部门或资本勾结，壮大自身实力，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优势。大农和资本或部门的勾结，也是资本和部门顺利下乡的一个重要机制。
总的来说，我们在上述过程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大农、资本、部门各自利用自己优势资源进行联合。联合后得以获利的对象是什么呢？只能是盘剥小农的利益。因为，所有的利润都需要经过市场实现，而市场是有一定容量的，其容量就是消费者购买力的集合。在消费者购买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更多利润，那就只能建立少数大农对多数小农的优势，盘剥小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