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商丘通史》（上编）序言二
绸缪已久的《商丘通史》终将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据我所知，在此之前，除本地各县、市编纂的志书之外，近年还出版了一些从不同角度阐扬商丘历史的书籍，其中有《商丘名人名胜》（闫根齐等编）、《商丘文史大观》（张龙之等编）和《宋州古今学人》（李广瑞主编）等。另有一部专写两周时期宋国的《宋国简史》（朱云松编著），已打印成帙，未及正式出版。这些书的内容比较简单，或只反映商丘历史的一个或某些方面，或仅写其中的一个阶段，所介绍的都不是商丘史的全貌。《商丘通史》则与此不同，它不仅对商丘数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代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而且从学术角度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具学术价值、又具知识性的区域史专著。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当前的条件来说，李可亭同志等能写出这样一部书，实在是不容易。比方说资料，这里的藏书很少，查找点东西相当困难；再说时间，编写组的同志们都有教学任务，有的同志还担任着学校的行政职务，编写之事就只能在行政工作或教学间隙中去做。在此情况下，最终能将编写工作较好地完成，实属难能可贵了。
粗览书稿，我对本书的编写工作，有如下几点感觉。
（1）选用史料注意到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如写原始时代的商丘，引用了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遗址的发掘成果；在讲述春秋时代宋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时，参用了重要青铜器《宋公栾簠》铭文的内容。这不但使叙述更具说服力，而且提高了本书的可信度。
（2）坚持了史料的可靠性。如关于花木兰的故事，本非信史，只因它在民间和戏曲中长期流传，甚至今天的一些新闻媒体也把它作为真人实事去传播，以致鱼目混珠，达到了积非胜是的地步。本书作者为了坚持史料的可靠性，把花木兰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木兰祠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放在地方名胜中去介绍。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3）能以史实的多寡为根据安排章节的内容。写一个地区的历史，资料上必受局限，因而不可能把每一阶段的内容都安排得那么均衡，因占有资料的多寡，必然有的章节内容比较丰富充实，有的则相形单薄。作者能从实际出发坚持客观态度，没有因要填补那些薄弱的章节而穿凿附会，拼凑资料。
本书既是创例，自然不能要求它完美无缺，来日的修订势所必然。以下就此提两点建议，供作者斟酌。
（1）应进一步鉴别资料，即使是“正史”中的说法，也要认真研究后，再决定去取。例如《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经清人梁玉绳的辨正，认为当时灭宋的只是齐国，魏、楚并未参与其事（详见《史记志疑》卷20）。这则资料如无其他合理的旁证，当以梁说为是。
（2）要熟悉考古资料，因为只有熟悉它，才能确保无误地使用它。
我们编写地方史，就要对本地的考古成果有所了解。就目前来说，商丘地区发现的早期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其中以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或称“造律台类型”）的分布最广，文化内涵也最丰富，是4000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遗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资料。这些遗物、遗迹可以证明那时的商丘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已经是一个人口相当密集，经济和文化生活比较进步的地带。它正处于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
在地层关系上，岳石文化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距今约3000年，相当于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其文化族属，经考古学界论证，认为它是“受先商文化影响的东夷系统的文化”。《墨子·节葬下》说：“禹东教乎九夷。”这种文化可能与“九夷”有关。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也曾提出：“商氏族起自东方，与东夷集团关系颇密。”（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或者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商族起源地的线索。
商文化在商丘一带的分布也比较广，时间上可由早商延续到晚商，是我们考察那时商丘历史的重要凭证。柘城的孟庄遗址，是经过正式发掘的早商遗址之一。它的面积大，出土的遗物、遗迹丰富而且重要。《古本竹书纪年》说：“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隞）。”该遗址可能是商都迁移后，留在故地的一个奴隶主居住点。
近年来，商丘地区西周至汉代的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集中在对宋国都城遗址的勘察和梁国王陵区的发掘、研究方面。据近日报载，中美联合考古队经过发掘和考察发现了西周至战国时代宋国都城的遗址，它的使用时间一直延续到西汉，外城周长12700米，城区面积约10.2平方公里，是迄今中原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位于永城芒砀山的西汉梁国王陵区，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这些都为进一步充实《商丘通史》的内容，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
王子超
2000年8月于古宋之堕甑斋
（王子超，商丘师范学院教授，河南省文史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