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梁文化的内涵与建构特征

汉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汉梁文化是汉文化的缩影。发生在河南商丘地区的西汉梁国文化，上承先商文化、春秋战国宋文化的丰厚底蕴，在西汉时期大放异彩，并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梁文化生成早，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研究汉梁文化对研究汉文化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一 梁国：汉封国之翘楚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承袭秦朝制度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先后分封异姓王、同姓王，形成了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的局面。高祖晚年，“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惟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九国是燕、代、齐、赵、梁、楚、淮南、淮阳、荆。9个同姓王国占据地35郡，与异姓王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汉朝疆域一半以上。梁国是九个封国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汉封国之翘楚。

梁国初封之人为彭越，都城在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文帝二年（前178）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直至西汉末年国除未曾徙都。因此，汉梁文化就是西汉时期的梁国文化，亦即西汉及其以后的商丘文化。

西汉梁国从公元前202年初封，到公元9年国绝，历14王，211年。梁国在刘武统治时期最为强大，拥有40多个大县，其疆域南起新郭（今安徽太和北），北至古黄河与赵国为邻，西到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东与泰山郡、鲁国接壤。刘武，汉文帝次子，景帝同母弟。文帝二年初封为代王（代国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四年改封为淮阳王（淮阳国都在今河南淮阳）。十二年，改封为梁王。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卒，在位35年，谥为孝王，葬芒砀山。文帝时，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构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威胁，于是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七国之乱”发生。“七国之乱”时，梁国地处要冲，梁王刘武派将士守梁国，使吴、楚兵不能西进，终使“七国之乱”归于败亡。

梁孝王之母窦太后对刘武本来就非常宠爱，让其王40余城，居天下膏腴之地，拥财巨万。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梁孝王又力阻叛军西进，为拱卫皇室立下了大功，于是“得赐天子旌旗，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梁孝王不仅享受了天子的待遇，而且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多作兵器弩马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宝玉器多于京师”。不仅如此，窦太后还曾出言，要景帝身后传位给孝王。

汉梁文化上承先商文化、商宋文化的丰厚底蕴，在西汉时期大放异彩，其中的政治、思想、文学、经学和民俗代表了西汉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由西汉梁国的都城睢阳演变而成的今天的商丘归德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后）墓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商丘是商朝前期、周朝宋国、西汉梁国和南宋初年的都城。商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现证明，商丘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文献显示，先商及商朝前期，商民族在今天的豫东大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商文化；周朝宋国，诞生了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诞生了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墨子，诞生了名家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人物惠施，诞生了融合道、墨的思想家宋钘；反秦起义首领陈胜长眠芒砀山下，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建立大汉王朝……可以说，商丘不仅是道家文化、墨家文化、名家文化的发源地和儒家文化的重要来源与传播区，还是中华汉文化发展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墨三家，三家文化中商丘居其二；与汉文化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如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曹操等与商丘均有特殊关系。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二 梁国文学：汉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秦汉时期，商丘文学发达，特别是梁国文学盛极一时。《史记·梁孝王世家》: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东苑即梁苑，又称梁园、雪苑、兔苑、菟苑、修竹园等，规模宏大，集离宫、亭台、山水、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为一体，是供帝王游猎、出巡、娱乐等多功能的苑囿，位于梁国都城睢阳城东。梁苑兴建在平定“七国之乱”后，一是刘武平乱有功，得到了朝廷的很多赏赐，享乐奢靡之心膨胀；二是当时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殷富，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统治阶级和王侯们为“润色鸿业”、满足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纷纷大兴土木。梁王刘武喜爱文学，他在梁苑“聘贤待士”, “招延四方豪杰”，海内名士望风而来。文学大家贾谊、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是刘武的上宾，在梁国撰文作赋。贾谊在梁太傅任上写的《治安赋》、邹阳《上梁孝王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汉书》说司马相如“客游梁，得与游士相处，居数年，著《子虚之赋》”。枚乘为了游梁，先后两次辞官，因年事高和辞赋优而被尊称为“枚夫子”，所作以《七发》《梁王兔园赋》等最为著名，其《梁王兔园赋》记述了梁孝王率宾客游览赏乐的生动场面，开了汉赋夸饰铺陈的先河。“辞赋从一种地方文学发展成为宫廷文学，梁苑赋坛是一个过渡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梁苑辞赋的繁荣，就没有后来武帝时期宫廷辞赋的繁荣。”梁苑辞赋把本是南方楚地的地域文学引向宫廷贵戚之家，实现了辞赋由俗到雅、由民间集体创作到文士个人创造的关键转化；梁苑辞赋不仅标志着文学已经从经学与大文学中分化独立出来，而且是汉代文学全面走向繁荣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梁苑文学的发展，就没有西汉文学的繁荣；没有梁苑辞赋的繁荣，就没有两汉辞赋的兴盛。

西汉以后历代文人墨客都把梁苑作为向往之地，追寻梁苑盛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如南朝（宋）谢惠连的《雪赋》、唐李白的《梁苑吟》、杜甫的《遣怀》等。尤其是李白从天宝三年（744）至天宝十三年（754），客居梁苑达10年之久，而这时正是他长安官场失意，遨游天下的时间，仅李白有关梁苑的诗篇就达15首之多。盛唐诗人高适21岁至46岁的青壮年岁月，客居宋州（今商丘）达20多年，在宋州创作的诗歌多达69首，其中不乏有关梁苑的作品。杜甫早年与李白、高适同游梁苑，时常登高怀古，吟诗唱和，写下了“醉舞梁苑夜，行歌泗水春”的名句，并把他和李白在宋州梁苑之游看成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梁苑文学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明末清初，商丘文人侯方域等人所组织的诗社还称“雪苑社”，足见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三 梁国《易》学和《礼》学：西汉经学的代表

梁国是西汉经学最兴盛的地区之一，代表了整个西汉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易》学和《礼》学上。刘歆曾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贾生即梁太傅贾谊，建元，武帝年号。邹、鲁乃战国时期儒学之乡，儒学在楚汉战争后复兴。“及高皇帝诛项羽，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梁国与邹、鲁为邻，受儒学之风影响颇深，经学兴盛发达。

在西汉，《易》学居“六经”之首，研究者甚多。梁国《易》学大家有丁宽、田王孙和焦延寿，三人对《易》学贡献极大，西汉《易》学诸派几乎都与梁人有关。《汉书·儒林传》载：“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宽授周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孟喜、梁丘贺是西汉传《易》三大家，而三家皆源于丁宽、田王孙，由此可见梁国《易》学已代表了整个西汉的发展水平。

焦延寿，字赣，梁人，少贫贱，以好学深得梁王宠幸，王“供其资用，令极《易》学”。焦延寿在西汉《易》学之中，别为一派，创一家之说。“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 “由是《易》有京氏之学”。焦延寿的《易》学著作《易林》，由4096条卦文组成，卦辞中记录了许多历史典故和当时发生的大事，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此外，《焦氏易林》四字为句，排列整齐，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易》学之外，便是《礼》学。梁国《礼》学代表人物是戴德和其侄戴圣，汉宣帝时戴氏叔侄之《礼》学皆立为今文经学博士，人称大、小戴之学。《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高唐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这段记载说明了戴氏叔侄的师承关系。二戴同其他经学大师一样，以“博学洽闻，通古贯今”的学风对古代各种“礼”进行兼收并蓄，他们根据后苍所传习的古《士礼》选编了《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二书保存了大量的西周、春秋时代社会结构诸如井田、宗法、月令、乡遂、家庭、学校等制度方面的材料，是研究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很有价值的经典文献。“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琊太守”，由是“小戴有桥、杨氏之学”。西汉梁人戴德、戴圣、桥仁、杨荣均以《礼》学名家，说明梁国《礼》学之发达。小戴所传《礼经》，即今《仪礼》，儒家经典中的《礼记》便是《小戴礼记》，唐初编订的“五经正义”，即以小戴《礼记》配《易》《书》《诗》《左传》为“五经”，受到人们的尊重。

此外，梁怀王刘揖“好《诗》、《书》”,《诗》《书》《春秋》之学也在梁国广泛传播。梁太傅贾谊修《春秋左氏传》，为《左传》训诂。梁人萧秉曾从胡常受《左氏》，王莽时为讲学大夫。梁人周庆、丁姓皆从荣广受《穀梁春秋》，后被征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梁人陈翁生从林尊受《尚书》，官至信都太守，家世传业，由是《尚书》欧阳中又有陈氏之学。

四 汉梁文物：汉文化的瑰宝

近年来，在商丘永城芒砀山发现的梁国国王、王后墓群，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发现大中型梁王（后）石室崖墓20座。考古发掘证实，梁王（后）墓地出土的汉梁文物，如金缕玉衣、壁画、铜钱、画像石以及汉墓开凿技术等，成为我国的文化瑰宝，不仅填补了我国汉代文物发掘的几项空白，而且给汉文化研究拓宽了领域，增加了深度。芒砀山汉墓的规模、出土文物的史料和艺术价值、社会风尚等，折射出梁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是梁王（后）墓的发现。自刘武始，梁王及一些王后、嫔妃都以地下宫殿式的墓室葬于芒砀山。《水经注》和《类聚曹操别传》记载：“曹操引兵入砀，掘梁孝王冢，得金宝万斤。”历史上多次被盗，使“斩山作廓，穿石为藏”的梁孝王墓中文物为之一空，但这座地下宫殿却保存完好。梁孝王墓有墓门、墓道、墓室、耳室、厢房和套间，全墓长60米，最宽处30余米，规模巨大，工程艰巨，为汉墓中的佼佼者。1995年，考古工作者对墓前平地上的陵寝建筑基址进行清理，发现基址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由前庭、大殿、后院、后室、庖厨等建筑组成。基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的筒瓦、板瓦、卷云纹瓦当、柱础、铜钱、铁器及陶器碎片等，板瓦上多处有“孝园”二字。1993—1994年发掘的梁孝王之妻李后墓也是“斩山作廓”的石崖墓，该墓由东西二墓道前庭，1、2、3号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隧道和34个耳室组成，东西总长210.50米，最宽处72.60米，室内最高处4.40米，最大高差约17米，总面积为1600平方米，总容积达6500立方米，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规模最大的汉朝地下宫殿，远远大于河北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和徐州龟山汉墓。

其次是金缕玉衣的发现。197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保安山和僖山（均为芒砀群山之一）发现了两具金缕玉衣片，其中保安山出土金缕玉衣片750片，僖山出土金缕玉衣片2008片。特别是僖山金缕玉衣，为一件男式玉衣，长1.76米，用纯金丝线编缀，按照人体制成服饰。经修整复原的金缕玉衣，于1988年参加了“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 1990年又赴新加坡展出半年之久。金缕玉衣的出土，对研究西汉的玉衣制用制度、诸侯王的埋葬制度、制玉工艺史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另外，在僖山汉墓中还出土了玉舞人、玉钺、玉蝉、玉猪、玉佩、玉璧、铜剑、青玉戈等一大批珍贵文物，仅各式玉璧就有80多件。

再次是汉墓壁画。西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库的充裕，作为封建帝王、地主、官僚的宫殿、宅邸、坟墓的装饰品之一的壁画也发展起来。1987年，考古工作者对芒砀山柿园墓进行了发掘，该墓与梁孝王墓相对，主室顶部有面积为17平方米的彩色壁画，画上一条长达7米的巨龙，东朱雀，西白虎，四周云气环绕；南壁还有画有猛豹下山、朱雀展翅、灵芝草、神山等图案的壁画，总面积达80平方米。这两幅巨大壁画的出土填补了我国西汉早期壁画出土的空白。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央艺术研究院院长冯其庸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时代最早、级别最高、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代壁画，是目前绝无仅有的国宝，被称为“敦煌前的敦煌”。

最后是汉画像石刻。《后汉书·成帝纪》载：“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有者奢僭，贫者惮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大量汉墓的考古发掘证明厚葬风靡汉代社会。西汉梁王（后）墓地出土的画像石刻，大多数是作为汉墓建筑材料使用的，是汉代建筑的一种特殊结构和艺术形式。商丘市博物馆和商丘市夏邑县汉画石刻馆以及永城市保存了大量的汉画像石刻。这些画像石刻是作为梁国中上层贵族用以构筑冥宅大墓而特制的大型石刻建筑材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变，涉及历史、建筑、宗教、戏剧、舞蹈、天文、地理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其中主要有神话传说，如羲和主日、羽人升仙；有飞禽走兽，如双凤穿璧、二龙交尾；有祥瑞辟邪，如白虎铺首衔环、朱雀铺首衔环；有人物故事，如佩剑门吏、持矛门卒、车辇出行图、宴舞图；有角抵戏，如人斗兽等。

西汉梁王（后）墓地出土的画像石刻，具有主题突出、布局疏朗、简洁质朴、形象活泼的特点。其雕刻方法，多为剔地浅浮雕，部分为阴线刻，画像的细部则用阴线条勾勒表达，从而突出了画像整体的形象和动势。梁国画像石刻数量多，内容丰富，雕刻认真细致，讲究气势和韵律，并且在对形象的刻画上力求准确和完美，是研究汉代墓葬文化、社会风俗和雕刻艺术的宝贵材料。

商丘西汉梁王（后）陵墓的发掘和出土的大量文物，分别在1991年、1994年和1996年三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且引起了我国历史学家和文物专家们的重视。1996年，在商丘召开了第一次汉梁文化研讨会，4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对西汉梁王（后）墓的许多新发现慨然惊叹，认为，汉朝是诸侯王体制的王国，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王墓体现了汉的体制。汉文化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是汉朝最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在汉文化中很有代表性。梁国是当时东方的大国，梁文化是汉文化的缩影，是汉文化向东和东南的辐射点；汉梁文化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的瑰宝，汉梁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必将使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推进一步。

五 梁国政治：与西汉中央政治文化息息相关

由于梁孝王与文、景帝的关系和梁国所在的地理位置，梁国与西汉中央政府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这种关系非其他封国所能比，如在官制设置上，汉初诸侯国官职之设置与汉朝廷大体相同，但由于梁国的特殊地位，梁国与其他诸侯国又有不同之处，如二千石官员可由梁王自择，报朝廷认可等，其他诸侯国则没有这种特权。

特别是“七国之乱”的起因与平定，与梁国均有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文帝时，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构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威胁，削藩成为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身为梁孝王太傅的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建议削藩，由于种种原因，文帝未立即实行。贾谊死后，文帝才付诸行动，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为三国。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为景帝采纳。于是中央与地方矛盾激化，“七国之乱”发生。“七国之乱”中，梁孝王站在汉朝朝廷的立场上派兵守睢阳，与叛军展开拉锯战，使吴楚兵不能西进，为朝廷平定“七国之乱”、拱卫皇室立下了大功。于是梁孝王“得赐天子旌旗，出入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梁孝王不仅享受了天子的待遇，而且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多作兵器弩马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可以看出，梁国政治，与西汉中央政治文化息息相关。

 

（原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